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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子霖和蔣培坤:一份遲到的“大國崛起”陰影下的幽禁紀略

2010年12月30日

[English / 英文]

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後,正在無錫的“天安門母親”群體代表丁子霖教授和丈夫蔣培坤教授隨即遭到警方軟禁,並被實施嚴密監控。從10月8日到12月20日,他們失去了與外界的一切聯繫,“從人間蒸發”。丁子霖、蔣培坤夫婦撰文《一份遲到的“大國崛起”陰影下的幽禁紀略》,講述他們被幽禁74天的經過,說“這是我們一生中所經歷的最寂寞、最難耐的時日”。

本文中文日前已在“民主中國”網站發表,丁子霖夫婦委託中國人權將此文翻譯成英文發表

一份遲到的“大國崛起”陰影下的幽禁紀略

丁子霖  蔣培坤

引言

自從2010年10月8日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揭曉,至12月20日這74天時間裡,我們倆就像從人間蒸發一樣,銷聲匿跡,與自己的親人、難友、海內外友人中斷了一切聯繫。我們在江蘇無錫農村居所和北京寓所的座機電話、電腦寬帶、京錫兩地所用的手機統統被切斷。

從我們的切身體驗而言,這個“崛起的大國”所構建的“和諧社會”真的是“與時俱進”。儘管我們倆身上深烙著“天安門母親”、“六四”難屬、“不同政見者”、“異議人士”等諸多印記,在以往的二十多年時間裡曾先後遭到兩次異地幽禁、連續50天中斷通訊聯繫和限制行動自由……但還從來沒有這樣長時期的幽禁,而且承蒙其“以人為本”的“優待”。大概顧忌到我們已年老病弱,這次沒有把我們置身於異地,而是囿居於我們親手建立起來的“連園”裡。雖然是在自己“家裡”,但沒有“家”的感覺。通訊中止了,行動受限制,不用說回到北京家裡,就是去上海、蘇州等附近地區探望至親,都得向無錫國安“打招呼”。為了維護做人的尊嚴,我們寧可呆在自己“家”裡。在這麼長時間裡,只有無錫國安局的監控人員和有限的幾個親戚不定期地前來探望。我們多麼渴望瞭解外部世界所發生的一切,然而卻了無所知。這是我們一生中所經歷的最寂寞、最難耐的時日。

我們可以想見,在京的親人、難友和友人們在如此長久得不到我們的音訊之憂急心情。我們首先想到的是劉霞女士,這段時間她的日子是怎麼過的呢?能不能去參加頒獎儀式?10月11日,她從北京發來過一條短信,告訴我們她的新手機號,但是,我們的手機很快就被無錫國安切斷了。至今過去兩個半月了,始終沒有同她聯繫上。我們還特別想念難友徐玨女士。她自2009年罹患重症以來,不管她在醫院裡手術或化療,還是在家休養;也不管我們在北京城裡,還是在無錫鄉下,丁與她每週都會通上一次電話——彼此聽到對方的聲音,那都是一種慰藉、一份力量。然而,她現在到底怎樣了?每每念及,又找不到答案,此時內心充滿了憂傷,還有那悲憤。

因此,我倆在無錫“連園”被幽禁時就商定,一旦返京,第一件要做的事不是去醫院看病取藥,而是把我們在此期間的經歷告訴所有念及我們的親友們,以釋掛念。

10月8日5點多,我們的寬帶、座機被切斷

2010年10月8日下午4點多鐘,諾獎揭曉的時間快到了。蔣打開了電腦,時間1分1秒過去。將近5點,我們的眼睛緊緊盯著電腦屏幕。5點剛出頭,終於揭曉了,是劉曉波……。法國國際廣播電台馬上來電話採訪,丁只說了兩句感言,座機就出了問題,斷斷續續,隨即沒有了聲音。接著座機鈴聲又響起,拿起電話,是人權組織“中國人權”打來的。丁趕緊說:“這是21年來最讓我們高興的事情,也是21年來最好的消息……”隨後座機又沒有了聲音。之後,座機鈴聲再次響起,但拿起話筒隨即沒有聲音。如此者三。5點13分,我們用手機給北京的劉霞去電話,話務員說正在通話中。以後又多次撥號,話務員說已經停機。這說明劉霞的電話也被切斷了。至5點半,我們在無錫寓所的座機徹底被切斷。蔣一看電腦,發現此時電腦的寬帶也切斷了。

當晚7點39分,以及第二天上午,我們用手機給北京的多位難屬去電話,告訴他們劉曉波獲諾獎的事。大家喜出望外,奔走相告,並建議我們起草一個聲明,表明在京難屬的心情和態度。

10月9日中午時分,我們考慮到蔣的病體,在情急之中,用手機給北京國安打電話,告訴他們無錫國安切斷了我們的寬帶和電話。北京國安答應立即派人來無錫,進行“協調”。

當天夜裡12點,北京國安到達無錫,第二天上午10點多來到錫北鎮張涇我們家中。他們要求我們不要發聲明,不要接受採訪。他們說無錫國安擔心我們接受外國記者採訪,擔心海外記者摸到張涇來找我們,更擔心我們對外發表聲明,甚至還擔心我們去上海世博會見外國記者,等等。經與北京國安再三商談,我們勉強答應了他們的要求,條件是必須立即恢復家中的座機和寬帶。

10月11日上午,處於閉塞狀態、對外面情況一無所知的我們,帶著“自由門”去鄰村一位親戚的廠裡瀏覽海外網頁。當看到劉曉波在劉霞探監時得知獲獎消息後表示“心中很不安”,並說“這個獎是給天安門亡靈的”,言罷落淚時,我們再也無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了,丁止不住流下了眼淚。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已顧不得個人安危,唯有聽從良心的抉擇,決定發一個聲明,用一切可能的辦法傳出去。我們這樣做,也是為了滿足北京一些難友的願望。

當天傍晚,我們拿著起草好的《天安門母親:我們的聲明》,去離家不遠的另一位親戚家。起先是想借用親戚的手機傳送,傳送一段接著一段。這是當時電腦被切斷後唯一想到的辦法。但這家主人的女兒碰巧可以上網發Email。這對我們來說不啻是一件送上門來的大好事。

我們立即把這份“聲明”發到北京的一位難友那裡,由他向北京的難屬徵求意見後傳送給海外網站。不一會兒,對方來短信,說聲明已發出。我們懸著的心算是放了下來。

與無錫國安發生激烈衝突,丁昏厥倒地

但是,當我們在親戚家全神貫注地發Email時,根本沒有注意到,早已有人盯著我們了。突然間,四個陌生人從外面大門衝進二門(此時大門、二門都開著),來到親戚家中,一句話都不說就用手摁住放在茶几上的電腦,另外一個人火速把電腦和一個U盤搶到手裡。當時親戚家裡在場的有六七個人,大家都不知出了什麼事。等回過味兒來,親戚們本能地去保護電腦。這時丁站起來問:你們是什麼人?拿證件出來!……其中一位拿出一本工作證:無錫市國家安全局。丁叫打開,什麼名字,那人打開後一晃還未等丁看清楚便隨即收起。他們四人仍然一句話不說,再次來搶電腦和U盤,我們的幾位親戚又把電腦奪回。他們把我們的兩位親戚差點壓倒在地上。一來一去經過幾個回合,電腦最終沒有被他們搶去,被女主人抱到樓上。丁罵這般人:“你們是強盜!滾出去!滾出去!” “你們不講理由,私闖民宅,我們犯了什麼天大的罪!你們要抄家就拿搜查證出來!”丁把那四個人推出門外。

由於事發突然、國安動粗,當丁走出大門與他們理論的時候,突然昏厥倒地。在場的很多人圍上來救援,這家的女兒急得只顧哭喊,蔣拿出自備的硝酸甘油塞進丁的嘴裡。當時正好身旁有一輛小車停著,車主就把丁塞進小車急速地送往當地的張涇醫院;一名無錫國安也隨即去了醫院。經醫院採取搶救措施,約一個小時後,丁慢慢甦醒過來,見手上插了輸液管,她猛地把輸液管撥掉,然後借用親戚的手機給來無錫的兩位北京國安打電話,叫他們立即來張涇。隨後,在多人攙扶下,丁才慢慢走回親戚家,接著又在旁人攙扶下慢慢走回自己的家。當走到半途,她擔心電腦放在親戚家會連累他們,又返回把電腦抱回了自己家裡 。

這時,北京國家安全局的兩名官員趕到了我們家裡。他們希望我們交出電腦,讓無錫國安趕快撤走,儘早平息事態。

丁目光呆滯,喪失記憶

丁回到自己家裡後,嘴裡不斷地自言自語:“我要回北京!我要回北京!”目光呆滯。大家說到電腦,她就問:“什麼電腦?”好像什麼都不知道似的;又說到無錫國安闖進親戚家,她也都不知道。大家覺得她的腦子出了問題。在以後的一段時間裡,她把到親戚家發Email、與無錫國安發生衝突,一直到去醫院輸液、在醫院給北京國安打電話、撥掉輸液管回親戚家把電腦抱回家……一切的一切,都想不起來了。在以往,她也曾有過幾次昏厥倒地,但頭腦是清楚的,更不曾有過失卻記憶。這次她卻失憶了。大家覺得事情嚴重,於是由北京國安一位女士和我們的一位親戚扶她上床休息。她還是嘴裡不斷說著:“我要回北京!我要回北京!”直到今日,她依然想不起10月11日晚間發生的那場激烈衝突。

在丁去醫院的同時,親戚家裡又來了張涇派出所的幾名警察,還有錫北鎮的政法書記和居委會主任,甚至親戚所租住房的房東都被通知來了。警察藉口查戶口,問這問那。這時蔣冒火了,說:“你們這是干什麼?這裡有你們什麼事?趕快出去!出去!”蔣質問無錫國安:“警察怎麼來了?”國安回答:“是我們要求他們來協助的。”這天,當地的警察又像2008年10月26日那樣粉墨登場了。也正是在這一天,我們的手機也沒有了信息——在手機的首頁上留下了這樣六個字:“僅限緊急呼叫!”

蔣立即向北京國安提出:現在家裡兩人都有病,丁又是這個樣子,與外界的通訊聯絡統統斷絕,一旦身體出事,怎麼辦?北京國安表示會與無錫國安交涉,一定妥善處理。

已經深夜11點鐘了。無錫國安絲毫不理會丁的病情安危,只是不敢來到我們家裡。他們一次又一次地緊逼著親戚家的女兒到我們家拿回電腦,交給他們。他們非要拿走這台電腦,不拿走就不走人。為此雙方僵持了很長一段時間。蔣考慮到電腦裡保存著物主的個人隱私,只同意複印一份《聲明》給他們。但是他們說,那份《聲明》他們已經從網絡上“截獲”了,他們還要檢查電腦裡有沒有別的東西。

最後,由北京國安從蔣手裡拿走了電腦,由他們保證等無錫國安檢查完後就歸還物主。此時已是次日凌晨一點多鐘了,無錫國安才從親戚家撤走。

10月13日上午,應我們的要求,無錫與北京兩地國安來到我們家裡商議歸還電腦的事。無錫國安先是說:“電腦會盡快還的!”但是卻絕口不提具體歸還日期。叮噹即說:“不行!今天必須談定歸還電腦的事,必須立即歸還!”這樣,北京和無錫兩地國安先後去室外打電話。無錫國安從外面回來後立即表示:“還!不是98%還,而是100%還!”丁緊問:“什麼時候還?” “明天。”無錫國安終於作出了明確的回答。

逼迫親戚簽署《承諾書》

10月14日,北京國安返回北京。然而,無錫國安在歸還電腦的同時,竟背著我們複印了幾份《承諾書》,並在錫山區、錫北鎮的兩級政法書記協同下,逼迫與我們有聯繫的五位親戚在《承諾書》上籤字,要他們保證:不向丁蔣提供電話、手機、電腦等通訊工具,不給丁蔣購買手機卡,不向外透露丁蔣的任何信息;此項承諾直到丁蔣離開無錫為止;如有違反,將負法律責任。親戚們迫於無奈只好籤了字,但要求他們給簽字方一份複印件卻遭到拒絕。

10月16日,無錫國安來到我們的居所。丁向他們正式提出了抗議:這次切斷我們的寬帶和電話,因發Email挑起衝突,以及逼迫蔣的親戚簽署《承諾書》等做法,完全不把憲法和法律放在眼裡,公然侵犯公民的合法權利,搞的還是“文革”那一套。無錫國安對丁的抗議一言不發。

從此,我們在無錫市錫北鎮張涇的居所,徹底斷絕了與外界的通信聯絡,一些親戚也懼怕到我們家來了。在此期間,我們提出我們的身體如發生意外,必須確保應急呼叫措施。他們答應除110、120、119呼叫電話以及無錫、北京國安手機外再向我們提供三個專用電話。此電話只能在他們監聽下打給三位親戚,其他電話一律無效。

到無錫醫院檢查病情

丁自10月11日那天晚上昏厥失憶以後半個月間,雖然未再復發,但整日裡頭腦暈暈乎乎,走路晃晃悠悠,有時連站立都不穩當,腰痛更是難耐。因此,10月26日上午無錫國安李、於兩位來我們家時,我們提出要回北京為丁檢查身體和治療。兩位一聽我們要回北京,忙笑臉相勸。說什麼:“丁老師現在身體虛弱不宜遠行,還是就地檢查治療吧!反正你在這裡看病與回到北京看病一樣都是公費醫療。”又說:“我們會去找關係,找無錫最好的醫院、最好的大夫……要不,你們就去住太湖療養院,那裡既可檢查、治療,也可靜養……”他們似乎胸有成竹,一口氣就提出了兩個方案供我們選擇,潛台詞是我們不能回北京。

當時我們也心存疑慮,不知道丁的腦部究竟出了什麼問題,有多嚴重,萬一貽誤了治療時機,後果就不堪設想。蔣已是一個患有冠心病和腦梗的病人,兩年前他也是因受當地警察突襲而引發大面積腦梗的。想到這些,我們有些後怕,既然不能立即回北京,又拒絕去太湖療養院,就只有接受他們的意見,由他們找醫院檢查、治療。

10月28日下午,無錫國安李、於兩人前來告知:他們已與人民醫院的王副院長、腦科專家約定,下週二上午他出專家門診(VIP)時為丁檢查、治療,並囑咐丁:清晨空腹;交一份以往病歷資料;就診治費用問題寫一份文字材料,以供其財務報銷。

11月2日清晨丁如約來到錫城南郊人民醫院,於為丁掛了特需門診號。在候診、問診、作各項檢查的全過程中,李、於兩人始終寸步不離陪在丁的身邊。

當王副院長開始問診時,丁先拿出了10月11日在張涇醫院的急診搶救病歷並做了說明:這份病歷有虛假成分,事實並非病歷上所寫的“患者因與家人發生爭執而昏厥倒地”,而是因與“國安”發生衝突引發事態的。這份病歷是在患者昏迷不知情和家屬不在場而國安卻始終在大夫身邊的情況下寫成的。丁說畢,又交給王副院長一頁紙,那是以往的病歷情況,上面記錄著:第一次,1989年6月4日得知兒子中彈,生死不明,昏厥倒地……最後一次2010年10月11日,也就數這次昏厥時間最長,情況也最為嚴重。在以往漫長的歲月裡共發生五次,昏厥狀態、時間、地點、引發原因、經過情況,都清清楚楚寫在紙上了;最近這兩年昏厥的間隙已越來越短了。

大夫閱畢心裡明白,便不再多問什麼,開始聽心臟、量血壓、檢查腰腿關節等一系列該檢查的項目。陪同的兩位也在旁邊看著。他們未經大夫與患者同意,逕自從案上拿過丁交給大夫的那頁紙傳看。

當天血壓指標為158/94,這對於平時血壓一向偏低的丁來說,顯然是偏高了。大夫開出了驗血、心電圖、心超,腦部、腰部核磁共振等各種檢查單。

失憶是因“腦震盪”

丁向大夫提出了一個她最為擔心的問題:為什麼此次昏倒近一個小時,醒來後對於前後那12小時內發生的一切都想不起來了呢?

大夫明確地回答:那是“腦震盪”。

丁又問:“隨著日後康復,我還能慢慢回憶得起來嗎?”

大夫答:“不會了。”

丁聽了心裡不免一驚。但願不會再發生!

那天離開醫院時,丁交給無錫國安一個信封,裡面一張紙上寫著10月11日晚與無錫國安發生衝突發病倒地的經過,因不得回京,需在錫看病,診治費用需由無錫國安負擔,儘管非本人所願……。這是無錫國安上次叮囑要丁寫的。

當時對方臨走時未及打開信封,便與丁分手。

11月5日中午時分,丁按照預約時間來到人民醫院做腦部及腰部核磁共振。一進醫院便見無錫國安李、於兩位已先行守候著了。丁不禁有些納悶:原來說定今天只由小於陪同做檢查的,怎麼這位李處長也來了呢?做核磁共振等候與檢查的時間都很長,丁從檢查室出來已12點多了。在醫院門口,丁與他們倆分手時,李吶吶地對丁說:“丁老師,你寫的那份東西能否重寫一下?”

“為什麼?我寫的難道不符合事實?”

“那倒不是,只是沒有必要寫得那麼詳細。前面那一段(指與國安衝突)就別寫了。這份東西是給財務報賬用的,他們不用知道那麼多。”

“你們的財務也是國安的工作人員呀,有什麼不能讓他們知道的呢?”

“丁老師,你就重寫一份吧!別為難我和小於了。”

李已把話說到這個份兒上,看在這些天小於在醫院跑上跑下的面兒上,丁勉強答應了。但同時向他們提出:“不管檢查結果如何,天氣將冷,蔣是心腦血管病人,離京時北醫三院的大夫反覆叮囑過他,不能在南方過冬,我們最晚本月底要回北京。”

數日後,丁的各項檢查指標已出齊,11月9日下午3時,無錫國安再次陪同丁去人民醫院王副院長診室就診。此時經過一週休息,丁的血壓已基本穩定,查出腦部有腔隙性腦梗死。

丁表示要回北京治療,所以大夫只是開了一些治腦梗的非處方藥,臨別時再三叮囑,日後要控制情緒,不要大喜大悲,以免再次發病。這話丁聽懂了。當著國安的面,他又補充了一句:“過去的事已經這麼久了,就讓它過去吧!”丁聽在心裡未作聲,一切均在不言之中。

無錫國安的責任“解脫”了嗎?

出了診室,那位李處長有些掩飾不住內心的喜悅,高興地對丁說:“丁老師,你身體沒有大問題,可放心了,我們也感到挺欣慰!”丁聽了覺得十分無聊:“欣慰什麼呢!要是落下一些難治的病患呢?”可見,檢查的結果對他們來說相當滿意,這等於他們本應承擔的責任現在可以“解脫”了。但這次引發的病症今後會不會留下隱患就無從得知了。

丁又從包裡拿出他們要的那張紙,交給了李。這回李當著丁的面急速地看著。丁把上次“因與國安發生衝突”等字樣改成了“因故”昏厥倒地。當李看到最後一句“儘管此非本人所願”時,忍不住用手指彈了一下這幾個字說:“這句話是多餘的。”丁應對道:“這就是我的本意。”他再也不好說什麼,勉強收了下來。

出得醫院大門,李又對丁說:“你上次提出月底返京事,我請示了領導,現在可以明確告訴你:『領導不同意。』”他又接著說:“現在你們在無錫,由我負責,有事可直接找我,沒有必要找北京,我們聽省裡領導。”這位李處長總是在與丁分別的時候說一些最為要緊的話。對此,丁已經有所準備。

當丁再次提出南方冬天沒有取暖設備、蔣的病體很難堅持時,對方答:可以去太湖療養院住一陣子,那裡既暖和又可以不用自己做飯……。丁依然堅持不去。

冒名郵件

11月14日下午,這天是週日,蔣的高中老同學一家大小連帶他們的小寵犬——“美美”,突然造訪。我們在驚喜之餘不免有些詫異。以往我們這裡客人總是不斷的,如今一個多月過去了,不要說客人,就是親戚也很少來了。今天來訪,莫不是出什麼事啦!果不其然。落座後那位根本不會用電腦的老同學從懷裡摸出一張紙來,原來他從別人電腦上下載了一份遠在加拿大的高中老同學發來的一份Email。內容為:

“2010.11.12   4:37

××:好久未聯繫了,近況如何?

因為曉波獲獎的原因,我們現在還是一步都不能出門,不過剛好這個時間可以用來專心的處理先前沒有空閒處理的事情。電話至今沒有接通。幸好家裡還備有一個無線上網的Sim卡。我們這裡還好。就是天氣有點冷,原來買的電取暖的油汀又用上了。我把劉毅的1989、天安門、大地、聖地拉薩(組畫)發給你共賞。

冬安!丁子霖 蔣培坤。”

這是11月12日“我們”給那位老同學的信,後面是這位老同學給我們的覆信,上面說:你們在無錫的情況已悉,這實在是無奈的事,你們一定要心情愉快起來,共同攜手度過難關……

我們閱畢,大吃一驚!自從10月11日晚借用親戚的電腦發出“天安門母親聲明”之後,我們再也未曾向任何人發出過任何Email。此郵件顯然純屬偽造。經瞭解,有很多以前用Jielian.jiang@gmail.com聯繫的朋友和家屬都收到了類似的郵件,而這個郵箱早就由於密碼被黑而無法登錄遭廢棄。

這究竟是何人所為呢?又想達到什麼目的呢?我們自己的電腦早被無錫國安切斷了,目前我們的處境外人都不清楚,既知道我們情況,又掌握我們Email郵箱地址的,而且還注意到我家衛生間門口放著一個電取暖的油汀的,似乎除了無錫國安,不會有其他人了;特別是知道加拿大×××郵箱的,恐怕更不會有別人了。以前無錫國安曾聲稱,在10月11日那天,他們“截獲”了我們發給北京的那個“聲明”,而且說在“聲明”後面還附有一個旅美人士的Email地址。這說明他們可以隨意掌控別人的Email。鑑於此,我們不能不對他們產生疑問。

什麼叫“違反承諾”

11月22日下午,無錫國安李、於來家。落座後,丁先沒有向他們提起偽造郵件的問題,而是對他們自10月8日以來對待我們採取的一系列做法再次提出了抗議,指出他們違反了憲法35條,侵犯了作為公民的權利。接著問:“你們是執法人員,你們目前對我們採取的監控措施,符合憲法和法律的哪一個條款?是像以前那樣的監視居住還是別的?”

國安李對丁突如其來的提問有些不知所措,頓了一下,答道:“我個人理解,是中斷了你們的通訊聯繫,行動自由還是有的,不是你們可以去看老同學嗎?”

丁緊問:“為什麼我去鎮上超市、小店購物,後面有三個不明身份的男子寸步不離地盯著?這還不是我自已發現的,是不相識的店員發現後提醒我的。”

對方說不是他們幹的。

丁又說:“那我們去上海、蘇州探望親友有自由嗎?”

對方答:“你們去上海、蘇州的話,給我們打個招呼。”

丁答:“要打招呼,還算什麼行動自由?”

對方大概被這些問題激怒了,忽然間板起面孔,一臉正色地說:是你們一再違反諾言。先是你們答應不發聲明,結果還是發了;後來你們答應不打電話,結果還是打了,而且據我們所得到的確切信息,你們不僅打了電話,而且還是給北京方面打的……。他得意洋洋地說“據我們所得到的確切信息”,這充分表明,他們是動用了一切非法手段來堵死我們的言論通道。

這一番話惹怒了丁,她立即打斷了對方的話語,急速地說:

“我們做事向來光明正大,今天有些事情必須說說清楚:你們從一開始對我們所做的規定、改採取的措施,按憲法和法律都是錯的。你們10月8日切斷了我們的寬帶、電話,誰都認為這不合法。我們找來北京國安從中斡旋,是為了盡快恢復通信聯繫,避免擴大事態。這並不是說你們這樣做就是對的。我們在北京國安再三要求下,曾同意暫時不發聲明,這是我們在當時情況下所做的一項妥協。我們一開始就明白,發聲明也好,打電話也好,都是作為公民應享有的合法權利,而不發聲明、不打電話,是放棄了這份權利……。理就是這個理,不存在什麼『違反諾言』!你不能用某項自撰的『承諾』來代替憲法和法律的條文,作出某種『承諾』,只不過是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雙方各讓一步,能退則退,不能退則不退。所謂『承諾』,不過如此而已。”

接著,丁就這個機會談到了11月12日的那個冒名郵件。丁說:你們指責我們給北京打電話,這件事情今天也得說說清楚。電話是打了,但要問一問為什麼打電話?給誰打電話?11月14日,我們接到無錫老同學送來的冒名郵件,隨即借用他的手機給北京的難屬打了電話,我們擔心北京的難屬收到類似的郵件而受矇騙。結果不出所料,我們得到的回答是:有兩位難屬同時收到了這類郵件(其他人還沒有瞭解到),他們並沒有懷疑是假的,收到後還覺得很高興。這就是我們給北京去電話的緣由。況且,我們根本沒有借用與你們簽訂了《承諾書》的親戚的電話打,而是用別人的手機打的。這難道也是違反“承諾”的一條罪狀?

李的態度隨之緩和下來,問:“誰給你們發來的?能不能給我們看一看?”

蔣立即上樓取來一份交給了李。李看後,說:“這口氣倒挺像你們的……。”

蔣斬釘截鐵地對他們說:“這分明是你們國安部門干的,因為只有你們才掌握了我們和加拿大老同學通訊的郵箱,也只有你們用我家洗手間時見到放在門邊的油汀。”

這時,丁補充說:“這件事必須查清楚,給我們一個明確的交代。否則你們又要製造什麼搆陷我們的藉口了。”

李接過冒名郵件裝在包裡,答應去查,忙著起身告辭。

臨別時,丁追著說:“本月底不能回北京,那什麼時候可以買票回京呢?給個準話!蔣每天所必需用的藥有些到月底可用完了。”

李忙著說:“我們溝通一下,到時候天氣冷了,找個暖和的地方去,好嗎?”他們就是不肯透露讓我們回京的日期。他們離開時帶走了蔣平時每日服藥留下的幾個空藥盒,並答應盡快解決。

此次談話持續了兩個來小時,由於談話內容激烈,氣氛緊張,來人走後,我們倆深感身心疲憊,體力不支。畢竟已是年紀往老裡走的病弱之軀了。

“萬一頒獎以後有外國記者來叩門怎麼辦?”

12月1日下午,我們鄰村的親戚給我們送來了蔣需要的藥。原來是無錫國安在當地“未能”買到蔣需要的藥,便由其轉告北京國安在京購齊並於11月30日匯寄到我們親戚處,再由他轉交的。

這天下午,親戚剛向我們交代清楚藥的事情,無錫國安恰巧也進了我家的門。此次他們前來又有了“新的任務”,吞吞吐吐地問我們:“萬一頒獎(指諾貝爾和平獎)以後,有外國記者來你們家叩門,怎麼辦?”

丁答:“他們怎麼會找到這鄉下來呢?這裡既無路標,門牌號碼也是編亂的。”

對方仍執拗地問:“萬一來呢?”

蔣不耐煩地說:“萬一叩門,我們就開門,清茶一杯,接待他們。我們不會將來客拒之門外。這是做人的起碼禮貌。我們在北京就是如此。你們怎樣對待境外記者那是你們的事,你們有的是辦法。”

那天下午,無錫國安就這樣一無所獲地走了。

在以後的幾天裡,我們也學會了掰著手指頭倒計時地掐算著還有幾天可回北京,十天、八天、一週……。與此同時,我們密切關注著中央、江蘇省、無錫市幾家電視台的天氣預報。好幾次無錫市電視台都預報未來幾天將有寒流來襲錫城。我們找出了所有的厚棉衣、厚棉被,嚴陣以待。然而,卻又一次又一次“狼來了”——寒流與錫城擦肩而過。這裡的氣溫依然在20度左右徘徊。無錫的冬天千呼萬喚仍未至,只是依舊處於深秋之中。我們暗自慶幸,這也許是老天相助吧!

就這樣,一天天的苦熬,還沒有等到12月6日,狂風、寒流真的降臨錫城,蔣就病倒了。感冒、寒顫、嗓子疼痛,連服一週北京帶來的“阿奇黴素”,謝天謝地總算度過了難關。

返京的日子決定了

回京的車票在鎮上的鐵路售票處可以預售。我們此前與北京的國安再三商定,12月14日晚10點回北京,無錫國安也默認。買到車票的這天,我們的心情是近兩個多月來難得的輕鬆。我們小心翼翼地過著每一天,唯恐因自己罹病而滯留在此不得回京,這是我們這二十多年來第一次感受到歸心似箭啊!

面對“連園”內寒風凜冽下的那兩叢剛開放的臘梅,尤其是聞到那幾朵才綻放的花瓣上散發出的沁人心扉的幽香,似乎給了我們淒苦心靈些許撫慰。

屈指數來,“連園”自1994年就開始籌建,至今已有16個年頭了。當初因不勝北京國安的騷擾,又應親情、鄉情之邀,才用我們當時所能承受的財力、物力,親手設計、建造了這所有著210多平米庭院的居所,本想作為我們春秋兩季的避居地,作為休閒、寫作以及會友的場所。事實上它也真起到了上述這些作用。我們在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所出版的有關“六四”和人權方面的三本書籍、許多文章和信件,乃至像《天安門母親之路》紀錄片文字腳本,都寫就於此。“連園”裡留下了不少難友、新朋友、老朋友、老同學和學生們的足跡。聞名於世的《零八憲章》最初的創意也是在此萌發的。

那些回憶令人神往,然而卻又使我們備感哀傷。這個精緻、典雅的園林竟變成了我們晚年的多次蒙難地。從1995年8月我們兩人冒著炎夏住在這沒有門窗的土建屋內時就被無錫檢察院(實際是國安局)帶走,秘密關押了43天;2004年4月“六四”15週年前夕,丁隻身回錫、蘇兩地掃墓時又被無錫國安帶走,秘密關押了7天,並被抄了家;2008年10月底,蔣又因受無錫當地警方突襲,冠心病引發大面積腦梗,搶救三天三夜家人才從死神手中把他奪了回來;2010年10月8日又因與無錫國安發生了激烈衝突導致丁昏厥、腦震盪……我們已屆暮年,在未來的餘生,還會有多少次劫難在等著我們呢?

二十多年來,從我們的切身感受來說,無論就個人,還是對國家而言,自由,只有自由才是最可寶貴的。失卻了自由,就會像我們現在這樣,在互聯網如此發達的今天,變得像瞎子和聾子一樣,什麼都看不到,什麼都聽不到,就像一個人在漫長的黑暗中摸索。

劉曉波是我們的一位真誠朋友。此次他作為一個中國人榮獲諾貝爾和平獎,應該是本世紀最讓我們民族高興的事,也是對於中國人來說最好的消息。但是我們不明白,一個自稱已經崛起的大國的執政當局,怎麼就不能以一種平常心來坦然面對呢?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這件事竟然在公眾的視野裡變得無影無蹤;而我們,作為他的朋友,也同樣在公眾的視野裡變得銷聲匿跡。

以上斷斷續續寫於2010.10.14——12.14.無錫張涇“連園”

可以回北京,但不能回家

終於等到了12月14日。這天清晨蔣到鎮上菜市場去買了兩斤鮮活的河蝦,準備做熟了帶回北京。這已經是前幾年形成的慣例,每年從無錫回到北京,都要帶一些河蝦給曉波和劉霞品嚐。曉波入獄後,剩下了劉霞,依舊如此。估計頒獎儀式已過,我們回北京可以見到她了。

這一天天氣很冷,丁一個人正縮著脖子、戴著老花鏡一個一個把河蝦的鬚、腳剪下來,忽然聽到後門有人叩門,我們還以為是當地的親戚前來告別。開門一看,原來是北京國家安全局的兩位工作人員。他們這是乘飛機剛來的。

丁不禁心生疑惑,發問道:“怎麼啦?是不是又變卦了,不讓我們回北京了?”

“不!不!”來人忙做解釋:“今晚就回北京。但是情況有些變化,我們臨時接到『上級』(不知是哪一個無道的『上級』——引者注)指令:你們要月底才能回家。我們考慮到二老的健康狀況,才爭取到目前的方案——咱們回北京,先上別的地方呆上一陣子再回家;呆的時間不會太長,最遲到12月底,也許到聖誕節吧!正是怕你們沒有思想準備,所以領導才派我們來接你們一起回去,希望你們諒解……。”

原來如此。當時除了接受這樣的“安排”已別無選擇。不管怎麼說,還是先離開這個無論是天氣還是人情都冰冷的地方吧!

來人建議晚上由他們來接我們去車站。我們謝絕了。我們有親戚來車送站。

晚上9點,我們乘上親戚的車出發,未曾想到剛駛出小巷口只見一輛出租車已經守候在巷口,兩位北京國安走出車來要我們換車,由他們“接”我們去車站……

就這樣,我倆與兩位國安同坐一個包廂9個多小時後回到了北京。12月15日清晨,一抵北京南站北京國安的車已經在車站等候著了。

在我們要求下,先回家匆匆拿了一些禦寒的棉衣、棉褲和準備去醫院看病取藥的錢,就又乘上他們的車往遠郊區開去。他們始終不肯說明到哪裡去,我們也不再多問。就這樣,終於到達了目的地。12月15日這一天,我們趕上了北京入冬以來最冷的一天。

在以後的日子裡,我們還是一天一天地等著。12月18日那一天,丁終於按捺不住,發作起來:
“你們應該知道12月20日、21日是什麼日子!20日是我的生日,21日是蔣老師的生日。自從小連遇難後,大孩子們只要在北京,總會約好在這兩天中的一天來為我們過生日。我們倆已經失去了小連,現在就剩下這一點親情了,還要被剝奪,你們的上級還有沒有一點人性?什麼『以人為本』、什麼『和諧社會』,難道這不虛偽嗎?我們都已經七老八十的人了,乾脆把我們抓起來,判個十年、八年,又何必這麼費事呢?”

丁說畢,身邊“陪同”的人皆默不作聲,無一人相勸,也無人敢勸。

次日清晨,其中一位一見面便笑臉相告:

“丁老師,有好消息!”

“什麼好信息呢!回家。”

“對啦!20日送你們回家,讓孩子們回家給你們過生日。”

12月19日這一夜,丁幾乎未眠。她想到了當年孩子們為她過50歲生日時的情景:兩個兒子圍著她,把她平時坐的大椅子搬到房間中央,摁著她在椅子裡座北朝南坐下,一本正經地朝她連叩三個響頭。可惜,好景不長,那份幸福感太短暫了,現在剩下了一個……。回想起以往的二十多年,夢魘般的日子真難以想像是怎麼熬過來的,想起這些,就如同墮入了一片空無一物的黑暗之中。

12月20日清晨起身整理行裝,終於可以回家了。但到得家中一看,座機、手機、電腦仍處於被切斷狀態。經再交涉,終於在21日恢復了通訊。

從21日起,丁從兩個半月的緊張狀態突然過度到鬆弛狀態,第二天,她就病倒了,咳嗽不止、寒顫、嘔吐、不能進食。沒有想到,一覺竟睡了三天沒有起床,走不動路,更遑論去醫院了。

當讀到網上海外友人為丁過生日祝福的報導,病中的丁心中充滿了感動,這份溫馨激勵著她,她要以此文衷心感謝這74天裡所有海內外關心著她的朋友們。

2010.12.26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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