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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權觀察組織主席秦永敏受權發佈武漢大學一位教授的公開信

2011年02月23日

呼籲國家主席副主席胡錦濤習近平依鄧小平理論設立政治改革特區

尊敬的胡錦濤主席和習近平副主席:

這是第一次給您們寫公開信,但不是第一次給胡錦濤主席寫信。在通過郵局寄給胡主席的眾多信中第一封是2005年5月我出國做訪問學者之前,那時全國一片崛起聲浪,其中也包含要中部崛起;我在這封信裡用很少的詞說明了為什麼最好把和平崛起改成和平發展,把中部崛起改成區域發展和提到農村問題等。2005年10月我在正在國外訪問,看到國內討論中國的外交不能只是再韜光養晦等,於是我給武大當時的黨委書記顧海良教授打電話,告訴他我有些建議想通過書信寄給胡主席,武大支付了我回國的來回機票。我在10月的這封信裡提出了放膽發展軟實力,悄悄發展硬實力,城鄉統籌,住房建設不能只蓋商品房,要同時發展經濟實用房和廉租房等建議。給胡主席寄的眾多的信,有很大一部分武大的校長劉經南院士和顧海良書記均看到過;當然我也無法說我眾多的寄給胡主席的信的所有觀點均正確,但我從有關報紙和網絡的提法可以看到我的正確建議被採納,其它意見被摒棄,這裡也不願意提及那些細節。但我很遺憾,我實名反映武大存在腐敗等和武大有人整我的話沒有得到中央的及時處理,我的生活一段時間因此受到很大衝擊,即使現在武大有兩位副校級領導貪腐判刑的今天生活還受此困擾。這是我這次改為寫公開信的原因之一。

我遠在突尼斯和埃及爆發政治風暴之前就想給您們寫一封信。前一段胡主席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作為一位國家公費培養的回國博士和武大教授,也作為一個農民的後代,我舉雙手贊成發展經濟。我記得05年的信是反對進行大的政治改革的,但我覺得中國經過這5年多來政治上的佈局,區域發展,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等已成共識,現在進行政治改革與05年那時候情形不一樣了;如果要真正能夠實行科學發展觀,那麼現在已經到了需要政治改革的時候了。

中國自稱是市場經濟,但最近很多次靠的是行政干預;自稱法律社會,但我爸是李剛橫行,雖然由於網絡曝光處理此案,哪些沒有曝光的呢?自稱執政為民,也看到胡主席和溫總理和民眾一起過年,但單憑幾個中央領導執政為民,顯然會讓執政為民成為一句空話。比如房地產靠行政命令調控的,拆遷矛盾一大堆,還有被逼得失望的人命也不要,開著車子朝強制拆遷的人撞。前一段時間的物價飛漲,就是在物價飛漲的時候,我親眼看到湖南的橘子,即使交通便利的地方也大面積地爛在地裡,溫總理一紙嚴厲的行政命令物價應聲而降,所以物價飛漲只是有錢人在囤積貨物。在有關機構以缺油為理由要讓油價飛的時候,我從網上看到說中國總的進出口油量和總消費的油量說明那些理由站不住腳;等等。溫總理關心北方的旱情的報導讓我很感動,但是我親眼見到湖南2010年下半年晚稻幾乎顆粒無收,但有誰報導過?只有在中央說要控制物價時,經濟學家們才有人站出來說最近幾年國家發行了大量的人民幣。如果有更多的輿論自由,官員的官帽與是否重視民權掛鉤,會出現這些情況嗎?

國家提出教育要改革,科技要創新。但我看到的是分別以北大和清華為首的北約和華約兩大陣營在爭優質生源,不只是加大了學生的負擔。這兩大陣營出來的人將來是中國包括政治領域在內的精英,在中國曆來有嚴格的師門觀念,再過20年,中國就會被分成不以民意為導向的人為的兩派,窩裡鬥;試問那時中國如何發展?教育部還出台了幾百項研究改革項目的立題,但被分配在一些與當官的關係密切的人手上;因為沒有監督也不敢逾規矩,可以預料這些人會順著當官的人的意思提供一些無關痛癢的建議。我記得只有在溫總理下文說物價太高時經濟學家才提最近幾年國家大量發行了鈔票。教育部還著手說中小學改革,頂多是頭疼醫頭,說是減負的政策加重了學生的負擔。在提這些改革時根本沒看到針對10年後中國的教育會怎樣。可以預料10年後,中國的高校招生規模和社會需求,20年後大部分的人可以上大學。現在教育可怕的是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就在以分數為導向的強烈競爭中,那些分數不足夠好的學生將來會成為國家的負擔;其實也應該鼓勵那些雖說總成績不太好,有某些亮點的人,這些鼓勵會讓這些人將來走上社會時去力圖發展自己的一技之長。國家說教育要去行政化,科技要創新。我所看到的要求全職的大多數的百千萬人才計劃的人的家眷在國外,他們本人也在國外有一份工作,這些人實際上是把中國國內的人創造的價值轉移到國外以及與為這些百千萬人才跑腿的人一起瓜分廣大民眾的財富。明明絕大多數不是全職,對於家眷不在國內且本人國外的工作單位沒有正式的文件證明其放棄了國外的待遇的人,為何不乾脆改為兼職而不要求全職,這樣可以把一個人的錢分成幾份,讓更多的人為國家的科技創新服務。並且我所看到的中國對國家做出最大貢獻的人及其家屬基本上在國內,比如中國的水稻專家袁隆平。中國同在一個學校的人的實際收入可能有1千倍,日本經濟起飛的時候沒搞這樣的兩級分化的動作,日本竟然有講師可以拿到菲爾茨獎等,中國呢?國家說教育要去行政化,武漢大學有些學院院長加一大堆副院長,書記副書記,所長加一大堆副所長,工會主席及其他工會領導,中心主任副主任,辦公室主任副主任,院領導成堆;而且在一個院的下面普遍有一個系主任三個副系主任一個系黨支部書記,組織委員,宣傳委員,系級工會領導等等,我數也數不清,我不知道有幾十人;這些還不包括下面的各種辦事員。像這樣的系在職教職工可能30幾人的樣子,院在職的教職工也就100多人,武漢大學的某些院系成了“職校”—--專職培養平庸行政人員導致武大學校排名退步的學校。在武大隻有與行政人員關係密切的人可以得到好的待遇,只有與行政人員關係密切的人才能拿到經費,否則這些行政人員以各種途徑搞掉你的經費和整你。國家說基層由民眾選舉,在武大是誰和當官的關係密切誰就能當官,否則選舉的時候不讓你參加投票,本教授就被排除在能參加投票去選舉自己院系領導的人的名單之外。武大還自欺欺人地找一些與當官的人關係密切的人說找差距,實際上變成這些當官的人的自己人向上要條件。武大的財務是學校和學院兩級制,院長如何使用財務費用完全不受教授監督,所以造就了武大的貪污腐敗。要想升職稱(教授或處長等等),只有與領導關係好才能升;關係好了,差一百個條件也能上。武大要求博士生要有SCI文章,但個別與領導關係好的博士生導師本人在帶博士前沒有SCI文章,而關係不好的隨時可以讓他們不招。最近這些年的武大不是做學問,而是做拍馬屁,教授不但無權瞭解財務,甚至個別被整的教授,無權行事任何形式的投票權或其它權利,甚至動用武大的保衛人員打教授。所以我不知道在中國是否真的有基層民主。貪腐的武大的問題遠不止這裡所能全面提及的:百年武大不斷在退步,而且還會退步。造成武大貪腐和退步的結果的原因在於輿論的監督沒有及時發生,做學術的人沒前途。就是那些當官的人得到最好的各種資源,然後最好的學生去到他們名下,也學著同樣的事情。教育要發展就必須要有民主。

有人說前蘇聯解體了,解體的原因是公開化,所以中國不能讓輿論來監督。但是為什麼伊拉克戰爭時,美國即使有成千上萬的人遊行也沒見它解體?有人說只要發展了經濟,其它也有了;但君不見突尼斯和埃及在該地區是經濟發展比較好的國家?我覺得前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在於戈爾巴喬夫的公開化政策沒有經過試點,突然在全國放開輿論,這樣中央領導沒有也無法去引導輿論和引導各加盟共和國。談到多黨制,日本在上世紀40年代戰後也允許多黨的存在,但第一次政黨輪替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時間還很短;到現在也只有兩次自民黨以外政黨執政,並且其成員還是主要從自民黨出走的。中國自稱是法律國家,但是如果有人告狀就把他們關精神病醫院,完全不考慮家屬的意願,這是法律國家嗎?已經發生過強拆時有人被逼開車朝人多的地方沖的事情,如果你把人家關精神病醫院關多了,讓人感到無路可走的時候就會出現俄羅斯黑寡婦類似的事件。把別人關精神病醫院雖然一時的維穩,可能導致將來的強烈不穩。毛主席打敗蔣介石總結其中理由是官逼民反,貪污腐敗;魯迅說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滅亡。現在中國的貪污腐敗都是靠上層點頭才能查處,所以官員和與之有關的人養成了眼睛只向上看的形勢。胡主席和習主席有多少手去管每一個官員?只有輿論透明,在官員所在地區的百姓有權監督官員時才可能讓貪腐大量減少,也就是毛主席的群眾路線。

要把目前的改革納入到經濟與政治改革這兩條主線之下,統籌兼顧,超前設想,兩條腿走路。沒有政治改革,市場經濟是空話,基層民主是空話,教育改革是空話,農業問題的根本解決是空話。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民眾有更多的時間來關注他們自己的民權,從東到西這幾年都發生過極端的事;再不政治改革,這樣的事會極快地增加。再不政治改革,執政為民也是空話。所有的一切證明由於缺少監督,在中國有少數掌握資源的人可以伸出一隻無形的手操控很多事情。因此中國需要試點政治改革,採取在部分地區試點統籌經濟和政治改革的方式只會有利於經濟的發展。

鄧小平先生的每次改革都是先試點,在試點的過程中即使地方有小問題也很容易處理;並且在試點的過程中,上層的人從試點的過程中看到了如何應對問題。鄧說過兩手都要硬,如果只是抓經濟比較硬,政治改革不開始,那瘸腿的中國能否屹立於世界是一個問號。政治體制改革應該挑選除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以外的發展程度中上等的數個地區開始,在這些地區給輿論更大的自由,讓政策和財務更加透明。現在的基層民主,普通百姓根本就不瞭解;所以應該在試點地區讓媒體從深層次去分析候選人,去分析各種政策的利弊,去告訴老百姓哪些人會真正執政為民,哪些事是執政為民,當官的也會自覺以百姓的利益為重,否則當官的兩眼向上看。只有老百姓在媒體的引導下學會了分析問題的本質,官員們才會去與民眾博感情,這樣當官的貪污腐敗就會減少,老百姓也不容易被錯誤資訊煽動。雖然在剛開始放開輿論的地方可能魚目混珠,但輿論放開的地區,各種輿論更替的速度加快,老百姓就會很快學會分辨什麼是正確的輿論。之所以在美國即使有示威遊行也不會出現中國和突尼斯的這種情況,這是因為美國的老百姓很早就學會了如何分析問題的本質。所以民主與人權並不一定會動亂。

我想只要中央下決心,選擇一些地方,試點輿論公開和更多民主人權,那麼會有很多地方希望他們那裡被列為經濟政治統籌改革區。因為先改的地方的官員雖說責任大了,但經歷了各種輿論和考驗後升職的可能性也大了,因此他們肯定會希望這樣。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已經嚴重影響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已經嚴重影響了中國的經濟文化農業的進一步發展。靠維穩和關精神病院,關監獄,一時地壓制民主人權,但時間久了就會讓失望的人採取暴力手段。單純只是新疆和西藏採取暴力手段中央可以容易控制,但君不見突尼斯就是由於個別民眾走極端導致失控的嗎?

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已經在各方面影響到中國的經濟。在成傑思汗時代,中國的疆域遠達歐洲;因為林彪說過解放全人類,我所聽到的國外的人怕中國崛起就是因為中國沒有民主的制約。這樣在世界上,有很多發達國家就以中國的民主與人權為由嚴重質疑中國崛起會不會出現像希特勒那樣稱霸世界的可能。所以每次我們的領導人為了讓有些國家暫時不指責中國而大撒鈔票。在國內,農村的現代化進程被延遲也是因為拆遷的不透明性導致了很多問題,溫總理不得不下文要求各地不能讓農民被上樓。如果實行政治改革,讓拆遷的事更透明,少些像報紙和網絡介紹的有些地方的官員層層剝拆遷款的皮的時,那麼城鄉的一體化進程就會大大加快。如果實行政治改革,中國官員現在就會能夠有透明機制合理地解決被上樓的問題,就可以引導這些資金到農業現代化上來,少一些靠行政命令來掌控資金的壓力。

很高興看到胡主席最近開班說要提高社會管理的水平,我不想把我所有的想法以公開信的方式說出來,但真的很期待國家能把經濟與政治改革統籌到社會管理的範圍,選擇一些地區,試點輿論公開化和更大的民主,不再粗暴地對待上訪。

  一位回國博士,武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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