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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悼謝韜先生

2010年08月30日

丁子霖、蔣培坤日前撰文悼念前人民大學副校長、中共黨內著名民主派人士謝韜,授權中國人權首發。

痛悼謝韜先生

丁子霖 蔣培坤


從左至右:謝韜、謝韜夫人盧玉、丁子霖

噩耗傳來,夜不能寐,儘管數日前得知病人已處於深度昏迷狀態,應該有所思想準備,但一旦證實他真的走了,我們實在難以接受這個殘酷的現實。連日來,老人那栩栩如生的音容笑貌,那豁達、熱情、爽朗的健談,一切都宛如在眼前、耳邊。

我清晰地記得最後一次與謝校長的通話是在2008年12月下旬。那天我撥通了他家的電話,恰好是他親自接的,我竭力用平緩的語氣告訴他,蔣培坤在無錫因冠心病引發腦梗,經當地市急救中心搶救數日已脫離危險,剛回到北京,現在住在北醫三院……還未及我講完,他連聲說道「我去看他,我去看他」。我忙勸住:「這麼冷的天,您歲數大了,千萬別去,還是等他出了院,我們去看望您和盧大姐。」

孰料,未及十天,就傳來了謝校長病倒住院的消息。從盧大姐那裡得知,他的發病過程、症狀,竟與蔣極為相似——也是冠心病引發大面積腦梗。我在電話裡不斷安慰盧大姐:「沒事的,蔣昏迷了三天三夜不也醒過來了!現在已能下地行走了。」盧大姐更是樂觀自信,還反過來勸我說:「謝校長常犯病,他能挺過來的,你別著急。」並囑我一定要照顧好蔣,先別來醫院看望——當時謝校長住在復興醫院。

我們之間不時地通過電話相互詢問病情。待謝校長從復興醫院轉到北京醫院,蔣的病情也有了好轉之後,一天下午,我終於來到北京醫院他的病榻前,他靠著枕頭坐在病床上,直視著我。我拉著老人的手,連聲問著:「謝校長,我是丁子霖呀!你認得我嗎?……」突然,他笑了,笑得是那樣地純真、甜美,就像這幾天網上流傳的他遺照上的笑容一模一樣,連眼睛也都在笑。這時盧大姐風塵僕仆地進了病房,見了謝校長的模樣,也高興地說:「他這樣笑就說明他認得你了,他從發病以來始終說不出話來,平時也不常笑的。」

為老伴的病,盧大姐到處延醫求藥,總盼著奇蹟出現——謝校長還能像以前幾次那樣病癒出院返家。

北京醫院的治療對象是高幹—特高幹,像謝校長級別的病人是很難受到院方重視的,更無有效的治療措施,無奈之下,大姐又將他轉到西苑中醫院,輔以針灸、中藥等治療。此時盧大姐在單位的一次體檢中查出患了不治之症,也住進了同一醫院。

2009年9月我在離京返錫前一個雨後的下午,來到了西苑中醫院病房,這次所見,已大不如上次了。謝校長雙目緊閉,昏睡著,身上插著許多管子,我從護工那裡瞭解他的病情,黯然神傷地慢慢離開了病房,沒想到,這竟是我與這位深深敬重的老人最後一次見面。他是否知道我前去探望已經不重要了,只要他還能堅持……,我現在真後悔未能在他一息尚存之際多去醫院看看他,——這是我唯一能做的。在我的內心深處,總以為這位歷盡坎坷的堅強老人,生命力之頑強,是常人很難想像的。這幾天我老是想,那一位手持寶劍,隨風飛舞的身影,是不會倒下的,然而,沒有想到,在短短不到兩年時間裡,盧玉大姐和謝韜校長,已先後離去,兩位老人在另一個世界相會了!

悲痛之下,我找出四年前寫的一篇舊文,略作刪減,附於文末,以誌紀念。題目改為《我們與謝韜先生的個人交誼》:

謝韜先生早年從事新聞工作,中共建政後,轉到剛成立的中國人民大學任教,成為「新中國」第一批從事馬列主義教學和研究的資深教授。在1955年,毛澤東發動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政治運動,他涉嫌罹禍,被定為該「集團」的骨幹分子,送進了共產黨大牢,直到「文革」結束,才獲「平反」。

上世紀70年代末,謝韜先生劫後復出,並於1982年回到闊別20多年的人民大學任常務副校長。四年後任滿,終因生性耿介,脫不了知識分子身上的那一股「書呆子氣」,難以適應在人民大學這類黨政幹部一統天下的大學裡擔任領導職務,遂於1986年離開人大回到他此前曾工作過一段時間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任該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長。兩年後離休,退出仕途,回人民大學定居。

在謝韜任人大常務副校長期間,我與他曾有過一些接觸,但僅僅是「工作關係」。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與蔣培坤從人大語文系轉到哲學系美學研究所,就是他多次勸說一手促成的。然而,我們與謝韜的個人交誼,則始於1989年6月3日那個血色的夜晚。那時,北京實行戒嚴已有多日,軍隊已兵臨城下,危機一觸即發。那天傍晚,人大東校門廣場人潮如湧,人聲鼎沸,大家都預感到一場劫難即將降臨。隨著暮色漸暗,很多家長穿梭於人群之間,眼巴巴地盼著自己外出的孩子能盡快歸來。在這個焦躁不安地等待著的人群裡,就有我和謝校長。我等候我的兒子歸來,他等候他的孫子歸來。他身體不好,柱了一根枴杖,就站在我的身旁。開始我們還說話,議論一些學潮的事,後來聽說戒嚴部隊開槍了,也就再顧不上說話。這一夜,我和他都是在恐懼、擔憂甚至絕望之中度過的。

第二天清晨,終於等到了結果,謝校長的孫子平安地回家了,而我的兒子卻再也沒有回來。從此,6月3日那個血色的夜晚,也就成了我們終生難忘的一個共同記憶。

在以後的日子裡,我們的來往漸漸多了,相互之間也就有了更多的瞭解。在我的心目裡,他是一個性格倔強的小老頭,既善解人意,又豁達開朗。然而,89年那一場空前慘烈的劫難,不僅給我、也給他留下了永生的痛。他常常託人捎話或打電話詢問我的情況。我的精神狀態稍稍好轉後,他又多次把我叫到他家裡,說話不多,多半是面對面地坐著;有時也提起一些他自己的往事,也只是為了打破沉默。

1991年是我人生的分界點。那年5月我接受美國廣播公司(ABC)的電視採訪,駁斥了李鵬散佈的有關「六四」的謊言,譴責了1989年的那場大屠殺。我一下子成了共產黨的整肅對象,很多原來同情過我、甚至來家裡看望過我的師生、同事和朋友,開始有意識地疏遠、迴避我,有時在校園裡碰到,也寧可繞道而行。然而,謝校長卻不,他從別人的議論中知道了我的一些情況,又特地把我找到他家裡。他聽我講述了事情的詳細經過,然後爽朗地用濃重的四川口音連聲說:「做得對!做得對!丁子霖,真沒有想到你還說得很有分寸的。」他鬆了一口氣,又對我說:「我知道你沒有錯,我放心了。」看得出來,他贊同我的做法,卻又擔心我遭到進一步的整肅。為了寬慰我,他常常對我說:「學生是愛國的,沒有罪,這個案一定會翻過來。」他要我耐心等待,保重身體。那時,他似乎對重新評價「六四」很有信心。也許,這是從他劫後重生的經歷中得出的一個「樂觀」的判斷吧。

此後,我和一些難友開始了尋訪、救助其他「六四」受難者的活動,同時聯合這些受難者投入了群體性抗爭。由此,我受到國安部門的嚴密監控,願意接觸我的人更少了。但我仍然得到謝校長的理解和支持。只要「便衣」一撤,他總是把我找到他家裡,要我向他介紹尋訪死難親屬的情況,尤其是一些有代表性的個案。他從我的介紹中,記住了一個叫「吳國鋒」的名字,因為這位死者是人大的學生又是他的同鄉,四川成都人。他曾多次向我提出,要在他回成都的時候去看望這位死難者的親屬。他一直在尋找機會。在幾年前他回成都的時候,他多年的願望實現了,他把那位難屬請到了他的寓所,詳細詢問了吳國鋒遇難的經過,鼓勵他耐心等待,「六四」問題總有一天會解決的。

1995年秋,我和我丈夫在無錫鄉間寓所被抓走,並被秘密關押了43天。我們獲釋後回到北京,他又把我們叫到他家裡。他看到我們安然無恙,很高興,詳細詢問了我們被關押期間的情況。當然,又少不了一番鼓勵和安慰。這次見面,他向我要去了我在香港出版的第一本書——《丁子霖:六四受難者名冊》。在以後的幾次見面中,他多次談到這本書,說這是一份有關「六四」慘案的鐵證,是一份值得永遠保留的歷史紀錄。他問我還有沒有存書,他要分送給一些老朋友。他提到了胡績偉先生的名字,說胡先生曾托他向我要過這本書。後來,我從他那裡知道,這本書他還送給了其他一些老朋友,其中有李銳先生、李慎之先生、朱厚澤先生。

令我感到終生遺憾的是,在李慎之先生生前,我始終未能與他見成面。記得在2003年年初,也就是先生逝世前不久,李先生曾托謝校長給我捎信,說希望我能與他見面。當時我已經買好了南行的車票,抽不出時間去見他。於是謝校長寬慰我說,這次不能見面不要緊,今年晚些時候朋友們要為李慎之先生做80大壽,我帶你一起去祝壽,這樣,一些老人你都能見到了。沒有想到,還未等到我從南方回來,李先生就仙逝了。

謝校長在共產黨裡有很多老朋友,而且常常會面。有時,他還會邀請這些老人一起遠去成都聚會。每一次這樣的聚會,他都會給我們說上半天。給我的印象是,這些老人都是很好的人,他們相互間有很深的友誼,歲數那麼大了,還那樣憂國憂民,總想著要為中國的政治改革出一把力。他們的拳拳之心,令我肅然起敬。

然而,在我的印象裡,這些老人也都很「天真」,他們總是「往好裡」去想、去看一些人和事,因此不免在無意間傳播一些「善意的幻想」,我就常常從謝校長那裡聽到過這類「幻想」。比如,他總是對我說,「『六四』一定會翻案的,只是急不得」。在鄧小平活著的時候,他常用濃重的四川話這樣勸慰我:「丁子霖,再忍耐一下!」 他指的是江澤民雖然當了總書記,但還有鄧在後面垂簾聽政,還做不了主。後來鄧死了,仍不見江有什麼動靜,他又說了:看來江也不行,他是靠「六四」上台的,「丁子霖,再忍耐忍耐!」後來胡錦濤接替江澤民當了總書記,他似乎又看到了希望,又對我說,現在胡還沒有站穩腳跟,再「忍耐忍耐吧」。再後來,他不再要我「忍耐「了,他說胡錦濤要向朝鮮、古巴學習,看來也沒有希望了,只能等到接替他的人來翻「六四」這個案了。這種「善意的幻想」,也常常表現在他對國內外形勢的估計上。

多少年來,我與謝校長都有一個願望,就是能有一個機會,用比較充裕的時間,就各自關心的問題作一些深入的交流。在北京的時候,雖然常常見面,但每次都是來去匆忙,無法深談。於是我們約定,趁他於2006年10月下旬去杭州參加一個會議的機會,來我們無錫鄉間寓所小住數日。終於,我們等到了這個難得的機會。

那年相見,我們發現謝校長的健康狀況比前些年差了,他不僅患有老年性心臟病、高血壓,而且前幾年還做了胃切除手術,行動遠沒有以前矯健了。當時夫人盧玉大姐也已82歲了,患有嚴重的關節病,行走不便,有時要靠謝校長用輪椅推著輔助。但是,難能可貴的是,兩位老人都還保持著年輕人的心態,尤其是謝校長,雖然那年已經85歲了,但思維仍然是那樣敏銳、縝密。我們從宏觀的世界歷史的走向,到微觀的「六四」問題的解決,一一有所談及。

他說:二十世紀盛行的共產主義、納粹主義都破產、敗落了,資本主義經過不斷的調整、完善,仍有其生命力,當今世界最危險的是民族主義(其極端形式為恐怖主義)。他說,在中國,原來那種「斯大林+ 秦始皇」式的社會主義也已沒有出路,唯有走民主社會主義的路。他花了很多時間詳盡地闡述了他提出的「民主社會主義」。有關這個問題,他給我們講了文章的思路以及一些觀點。這就是後來他發表的引起爭論的《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一文。

無可否認,聽謝校長的談話,我時時會感覺到他內心有兩個不同的謝韜在打架。當他論證上面他提出的那個主張時,他似乎顯得很有信心;但當他談到目前中國的狀況時,他的心情卻又如此沉重,如此激憤。比如,我這麼多年來還是第一次聽他說過這樣的話:「我們這個國家、我們這個執政黨從上到下都已經爛透了,沒得救了,只能讓它爛下去了,自己毀滅自己……。」

前些年,他相信共產黨內會湧現出一批健康的政治力量,尤其是他對胡耀邦、趙紫陽時代的一些年輕人寄予極大的希望,認為他們在改革開放的80 年代是很有抱負的,也做了很多事情;他們是主張政治改革、走民主道路的,只是沒有合適的機會。但現在,他覺得這種健康力量不僅沒有壯大起來,反而在被慢慢地消磨掉。

前些年,他也曾對海內外的民運有所期待,覺得民間力量的壯大,會給共產黨造成壓力,迫使它實行政治改革。但是,自從他幾年前去了一趟美國回來後,他對海外民運也失望了。他曾向我說起那次美國之行的觀感。他說他和老伴曾走遍美國的東部和西部,拜訪了許多過去在國內的老朋友,也接觸過一些年輕人,給他的一個突出印象是海外民運派系林立,互不相容、互不相讓,很難成氣候。他尤其為那些過去在國內遭到中共打壓而流亡到海外後又受到民運內部指責、誹謗的老朋友感到不平。他認為這些老朋友在上世紀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中是立了大功的,他們被迫流亡海外、有家歸不得的境遇應該得到人們的同情。他也對海外民運低落的原因作了分析。他說:一些民運界人士離開國內,時間長了,對國內的情況缺乏深切的感受,很多事情並不真正清楚;他們想為中國的民主化做一些事情,卻不知道該做些什麼。因此在一些人中間,普遍存在著一種急躁情緒。他說他理解這些朋友的心情,但中國到了這樣的地步,急是沒有用的,只能慢慢來。他認為今天無論國內國外,都還看不到一個可以取代共產黨的成熟的政治力量。到頭來,說不定還得靠共產黨裡面產生出一個健康力量,那也要看十七大、十八大以後了。他一再重複著這樣一句話:「反正我是看不到了!看不到了!」聽他這番議論,我再也看不到他先前的那種「樂觀」了。

至於對我個人,他也有一個說法。他說:「你丁子霖,我還不瞭解?你是個好人,心地善良。但是,你一個小小的丁子霖,過去只是在學校裡教教書,卻偏偏被捲進了『六四』那樣一個大的歷史事件,你怎麼對付得了!你也根本不是搞政治的料!」他接著說:「丁子霖,我理解你這些年來做的事情,但我也真正為你擔心,我還是希望你說話做事多加斟酌。」我心裡明白,這最後一句話,才是他要對我說的重心,也是他那次來我無錫鄉間寓所小住的目的。我理解他的好意,也感謝他的提醒。

那次短暫的會面,給我留下了一個需要好好思索的問題,那就是我們應該怎樣對待這些共產黨內的老人? 他們究竟是共產極權制度的送葬人,還是這個制度的招魂者?

我的看法是,這些老人也許至今仍對共產黨抱有幻想,但他們絕不會無視共產黨在歷史上和現實中犯下的種種血腥罪行,更不會去充當所謂「血腥後極權主義」的捍衛者。他們也許還沒有想到要與共產黨作最後的決裂,但他們絕不會認同這個黨的倒行逆施,更不會去做那些助紂為虐的事情。他們也許並不贊同某種革命的或激進的政治主張,但他們絕不會反對民眾為維護自身公民權利所作的抗爭,更不會成為中國走向憲政民主的絆腳石。

不錯,這些老人可能終其一生走不出所謂共產黨文化的陰影,但他們畢竟是這個「陰影」中的亮點,是在共產黨內獨樹一幟的異議者。他們為未來中國開出的藥方,我們可以提出質疑,但他們有權利拿出自己的主張供民眾作出選擇。我始終認為,中國的民主化要靠各方面人士包括中共黨內開明人士的合力,凡願意參加到這個偉大工程中來的人士,都應該是我們的同道。民間內部的爭論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那種非此即彼、黨同伐異、一棍子打死的做法,那才是最大「黨文化」的遺毒。我也同意這樣一種意見,作為民間異議群體的一員,我們應警惕對於所謂「體制內」人士的政治和道德傲慢,因為這只能起到消解民間反對力量的負面作用。

在謝校長臨別的前一天傍晚,我們陪同他一起去訪問了附近一個有著六百多名外來務工人員聚居的民工村。這樣的民工村在我們鎮上有好幾處,據說居住著一萬五千多人。我們去的那一處,務工者大部分來自四川省,說起來都是謝校長的老鄉。謝校長用地道的成都話同務工者交談:來江蘇幾年了?工資多少?有沒有拖欠?生活如何?家屬孩子帶來沒有?幾位來自南充的老鄉詳盡地回答了他提出的幾乎所有問題。其中一位表示,他已經來這裡八年了,把老婆孩子都帶來了,他是有技術的瓦工,一個月掙兩千多元,老婆做小工,一千多元。他們每年回老家過春節,家裡也蓋上了樓房,但只有老人看家,他們要多掙點錢,因為孩子要上學,將來還要結婚成家。當問到是在家裡好還是外面好的問題時,民工們回答是在家生活苦,但過幾年還是要回去。

這次對民工的意外訪問令謝校長感慨萬千,他說:在貧富差距如此懸殊的今天,中國的當務之急,看來首先要解決農民的貧困問題;而允許貧困農民自由地外出務工,也許不失縮小貧富差距的一個好辦法。看得出來,他是帶著些許寬慰離開我們這裡的。(《民主中國》12/10/2006 《這個黨救不了了——想到哪裡,說到哪裡之六》

2010.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