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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地下陣線:中共在香港的歷史》

2012年02月01日

地下陣線:中共在香港的歷史
陸恭蕙
香港大學出版社
2010年7月(HC),2011年2月(PB)
精裝與簡裝:372頁

當在香港長大的陸恭蕙還是個小姑娘的時候,她對中國共產黨在當時英國殖民地所扮演的神秘角色就很著迷。但是,數十年後的今天——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也已將近15年了,中共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所作所為仍隱匿在秘密之中。陸恭惠稱她的《地下陣線:中共在香港的歷史》一書是一部中共在香港濃縮了的歷史。她在書中指出,中共在香港的地下狀態是許多領域裡存在問題的根源,它滲透社會經濟的各方面,但卻永遠無須真正對香港的任何人負責。

陸女士是前香港立法會議員,現任非贏利的香港智庫思匯政策研究所的行政總監。她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執政黨像中共在香港那樣還是個地下組織。她寫道:「更不尋常的事實是,當中國崛起為全球大國時,這個執政黨卻對在這個國家最發達城市裡現身感到很不舒服。」

陸女士寫道,雖然共產黨在香港從事活動的層次很高,但它甚至至今都未正式承認自己在香港的存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該黨的辦公室隱藏在一家茶葉批發公司內;1946年以來,它一直躲在一家新聞通訊社的帷幕之後。她說,對有關該黨在特區政府裡的角色、它與特區政府和特首的關係等問題,「在特區政府成立以來的10多年裡始終諱莫如深,結果反而是欲蓋彌彰」。

這本書把中共在香港的歷史分為六個階段,跨越80多年,標誌性事件如1920年代和1949
年由大陸策動的罷工和抵制運動;1967年文革期間發生的暴動和致命爆炸;80年代中國為收回香港做準備而發起的宣傳和「統戰」運動。那次運動包括增選香港那些急於以效忠換取北京恩賜的特殊利益的最有勢力的富豪。

縱觀全書,有一點十分清楚——在中共涉足香港的80年中,總是將自己的利益置於香港人的利益之上。

上世紀30年代期間,香港對中國共產黨很有用,中共利用香港相對自由的政治環境,在中國南方與國民黨的交戰中,在香港建立了一個運作基地。

1949年至文革期間,香港成為中共活躍的統一戰線和宣傳中心,以及蒐集情報的基地。這解釋了為什麼中共不急於強行收回香港——因為它在英國人手中比在中國人手中更有價值。

1982年,中共這架機器又開動起來了,這次是要玷污英國人的聲譽,暴露他們邪惡的帝國主義面目;與此同時,培植和香港精英階層的關係,精英分子將成為北京在特區政府裡的前台人物。香港的富豪被安排訪問北京,在那裡他們有機會見到鄧小平和其他中央領導人。此外,中共意識到,香港商人的政治傾向幾乎總是基於他們的商業關係。許家屯是前新華社香港分社負責人,1990年逃往美國。他在回憶錄中承認曾經在一些香港企業家遭遇財務困難時出手幫助他們。難怪中共能如此成功地贏得香港的精英了。

雖然在起草《基本法》這一香港的憲法時,起草委員會裡有被指定的香港委員,但是中共這只長而無形的手就從來沒有離開過方向盤,也就是說香港的精英不過是被操縱的木偶。

上世紀80年代初,英國表示香港需要進行民主改革,顯然,這是為了履行其對香港人民的道義責任,但北京政府擔心英國人「要打『民主牌』來壞中國的事」。於是,北京的偏執狂顯露無遺。這種恐懼導致中國共產黨對在香港進行直選進行了大規模動員加以反對,從而在兩國政府間形成了一種長期的不和,而這對香港是很不利的。反對力量包括代表資本家利益的組織、左翼的工會聯合會,該組織告訴其成員,「吃飯比投票更重要」,還有香港中華總商會。中資公司也在其員工中組織簽名運動。

但當時進行的民調顯示,儘管進行了強大的宣傳攻勢,大多數香港人還是支持直接選舉,但這是中國共產黨絕不會讓步的。最令人不安的是,中共中央組織部實施向香港派遣幹部的計劃。這些干部持居住證進入香港,要在那裡從事確保反對英國人的第五縱隊的使命。1990年初,這些干部在立法會選舉中形成了一個支持政府的選舉集團。據陸女士的保守估計,從1983至1997年,派往香港的「第五縱隊」人數在8萬3千多人。

甚至在1997年後,中共還在懷疑香港人是否支持它。當北京挑選的首任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被證明不能勝任時,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卻遭到指責,因為中央政府認為她沒有全力支持董建華。陳方安生被指為「邪惡的港英政府殘存的支持者」。雖然公眾對董建華普遍不滿,北京卻仍任命他連任特首。

另一個令人擔憂的現象是,香港曾經擁有眾多各種觀點不同的媒體組織,但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多數媒體被在大陸有重大商業利益的富豪所掌控。有些富豪甚至願意收購虧損的、而且顯然沒有商業前景的媒體公司。這些富豪中的許多人在大陸被授予政治頭銜。

由此可以預見,即將到來的2012年對下一任行政長官的挑選和立法會議員的選舉將充滿風險。華爾街日報12月4日發表了「香港的『黑手』」的社論,指出即便香港的民主制尚未成熟,選舉中的諸多不確定因素足以讓北京領導人睡不著覺。社論描述了中國掌控的香港媒體及其盟友配合掀起的惡毒誹謗民主候選人浪潮。社論認為,「北京的政治干預達到了一個醜惡的新高度。」

陸女士的擔憂是,一個由行政官員領導的政府未見得一定是優秀的、有能力的;弱勢媒體和低調政治使掌權者無法獲得他們需要聽到的真實回饋。正如這本書指出的,北京已不止一次地完全誤讀了香港的公共輿情。

陸女士說,不斷有人批評香港的「政商勾結」,這表明當經濟利益成為政治體制一部分的時侯,人們對公眾利益如何能得到保障的問題公開表示關切。

她指出,香港特區政府把自己放在一個利益協調者而非以發展為基礎制定政策的開拓者的位置上,這是將自己置於一個無法獲勝的局面。特區政府不理解香港人已經發生了世代轉變,他們關注的是社會平等、優質教育、良好的公共保健、清潔的環境和建立更有利民生的環境。遺憾的是,這一代香港政治領導人——無論是在政府還是在立法會——都還在熱衷於大預算、有形的基礎建設項目。

陸女士的結論是,只要香港特區領導人不敢面對富豪——中共結盟的既得利益,不能找到一條為香港人民所信服的新路,那麼它將繼續是一個不受歡迎的、無效的政府。

中國人權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