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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得有尊嚴:最後的人權——讀黃文廣的《紅小兵》

2012年07月09日

讀著黃文廣的《紅小兵》一書,我越發感到不安,禁不住問自己:我是否剽竊了黃的人生?或者,黃的家庭回憶錄其實是把我的家史揉合在一起的小說?

黃的回憶錄把我們帶回到了四十年前,述說了發生在毛澤東共產黨政權下的真實故事。本書講述了作者在中國發生新、舊文化劇烈衝突年間成長的經歷。它不僅重現了過去,而且也會激發我們的興趣、幫助我們了解二十世紀中國複雜的歷史和政治。

1974年十歲的黃作為家裡的長子成了奶奶棺木的看護人,晚上他還睡在旁邊。自從1949年共產黨建立政權後,政府廢除了傳統的土葬,但黃的奶奶堅持要死后土葬。隨著年歲增加,她也愈發關心自己的歸宿。為了滿足老人的心願,黃家不得不悄悄地做好棺木土葬的準備。這一下就是十五年。其間家庭時刻生活在擔憂之中,唯恐被政府察覺,因為那個年代政府把傳統的婚喪嫁娶方式斥責為“舊時代腐朽、殘酷行為”,沿襲舊習慣會帶來不測的懲罰,家裡為此也時常爆發衝突。

我和黃文廣的人生軌蹟有著驚人的相似,而且有六年還在復旦校園相會。 1964年黃出生在西北陝西省首府西安;一年後,我出生在鄰近的西南四川省首府成都。他生長在一個三世同堂的七人大家庭裡,爸爸是一個共產黨員、單位幹部;我也有一模一樣的家庭結構。作為長子,黃受到更多疼愛,家庭對他也抱有最多希望;作為家裡的小兒子(我父母喜歡說“皇帝愛長子,百姓愛么兒”),父母也更疼我,尤其外婆嬌慣我最多。我們倆人童年最溫馨的記憶都來自我們的奶奶和外婆,她們都把我們當成沒有暖氣的嚴寒冬天的“腳焐子”。黃家的棺木讓我想起了我父母為我外婆準備的黑色棺木,但由於有黃家父母同樣的擔憂,1984年我外婆去世後被送去火化,棺木並未派上用場。

我和黃文廣都以優異成績從高中畢業,遠離家鄉到上海復旦求學;黃比我晚一屆。他是外文系英語專業的,我學的是國際政治(但我係有復旦“第二外語系”之稱)。我們都同住七號樓宿舍。毛時代後的校園掀起了知識啟蒙,康德、尼采、薩特、弗洛伊德等西方思想家的著作風靡一時,對我們都產生了極大的衝擊。 “美國之音”成了我們學英語和聽新聞的伙伴。喬治∙奧威爾的《1984》讓我們同樣激動。我們的校園生活都被父親的病逝打斷,而且他們同樣患的是肺癌;後來我們都不顧其他家人的反對,堅決支持我們的母親再婚。

同樣不顧父母的告誡,我們倆人都積極捲入了1989年的學生運動,最終受到紀律處分。因為我當時已是教師,不再是“天真單純”的學生,遭遇要慘些。後來我們又都以同樣的方式得到解救:我們在校園結識的美國教授幫助我們進入美國的大學讀研究生。 1990年,黃怀揣60美元來到美國。在幹過餐館工等各種經歷後,他畢業後成了作家,以英文寫作為生。也就只有100美元,我到費城開始我的新生活。現在,這本書和書評又把我們連在了一起。

對比我們的人生軌跡,也基本把本書的故事梗概說清了。如果說我們生命中的平行和交匯給我某種優勢來品評本書,我對書中內容的熟悉又使我成了更加挑剔的讀者。我必須說,作者把許多普通的人和事編制成了一個引人入勝的敘述。通過一系列驚奇、諷刺和荒誕的小故事,作者緊緊抓住了讀者的心。我們知道,要找到真實的故事不容易,要寫出精彩的小說也不容易,而在此書中,黃給我們講述了一個既真實而又精彩的故事。

在閱讀本書時,我始終在想三個問題:作者都回憶了些什麼?在描述一代中國人時,我們又看到了哪些缺失?通過寫作,作者又發現了什麼?

在黃的回憶中,奶奶的棺材佔據了顯著的位置,不斷提醒人們生命的不測、焦慮和死亡。在中國儒、釋、道三教合一的傳統文化中,棺木具有多種含義。它既是裝屍體的,是活人的最終歸宿,是人們的“老屋”,又是超渡人們生死輪迴的舟筏。傳統的中國人信奉生死輪迴、祖先保佑、陰間團聚和靈魂感應,為活人預備棺木是要讓他熟悉“老屋”,減少對死亡的畏懼,同時加強代際之間的關係。書中的父親不止一次地提到,體面的土葬是對父母儘自己的孝道和感恩。

但書中的悲劇在於,棺木成了家庭矛盾衝突的根源,結果老少兩代最終都對它產生了某種不快。在中國物質匱乏的年代,做個棺木是個不小的經濟負擔,存放也不容易,矛盾難免不產生。再說,政府力行“破除四舊”,其殘忍方式使人心存畏懼,尤其對被控制得更嚴的城里人來說,為了生存,他們必須得跟對風向、站對立場。而1973年,在書中的奶奶要過七十三歲生日時,身體日漸衰老的她更是強烈地感到大限的臨近。七十年代的自然災害,例如頻繁的地震,時刻提醒她死亡的威脅。但我更傾向於認為,奶奶的焦慮更多產生於她日漸猜疑她的兒子是否會給她土葬。她的兒媳婦從未支持過做棺木、搞土葬,而全國推行火葬的政治壓力也愈來愈大,她的兒子是個黨員,這些都讓她信心不足。

如果說,在傳統中國,家中的棺木使得死亡變得不那麼可怕,那在共產黨中國,棺木卻把生命用死亡籠罩起來,不斷侵蝕著生命。中國共產革命打斷了中國文化傳統,引入了無神論和唯物論,剝奪了人們的靈魂、信仰和心靈安慰,使得死亡變得恐怖不堪。今天在天安門廣場人們還可以看到共產黨統治的虛偽和矛盾:毛澤東禁止中國人依照傳統自由選擇死亡安葬儀式,他卻給自己一個特權躺在水晶棺裡,供世人瞻仰敬拜。

書中的奶奶最終並未送歸故里與她的丈夫合葬一起;我自己的外婆也是送去火化,沒能用上給她預備的棺木。保留棺木和土葬成了無數中國家庭保存傳統、抵制黨的控制的一種方式,但對中國無數的守棺人來說,共產主義的破壞力勢不可擋。

棺木、喪葬和死亡構成了書的主旋律。傳統觀念讓書中的奶奶篤信,只有安放在棺木中土葬,她才會與她的丈夫在陰間團聚——她不敢想像死後被丟進焚化爐裡去燒。但共產黨的宣傳,尤其是階級理論的一套,把傳統的喪葬描繪成富人的死亡儀式:他們不忘犧牲窮人,尤其是窮人小女孩,讓他們繼續在陰間還服侍富人。作者用了近乎荒誕的手法描述了毛的追悼會,開始流露出他對傳統喪葬的矛盾心理:他想讓自己的奶奶也能享用同樣的排場;另一方面,他這個孩子對大人們過火的表演又感到不適。他的一位爺爺輩的親戚的喪事讓他有了更多的負面看法。在大學裡看過話劇《北京人》,行將就木的老太爺和他那口已反复漆了十五年的壽木給黃帶來了極大的震動。沉溺於死亡既可是內心空虛的表現,又會變得荒誕。黃更進一步懷疑保留傳統喪葬的必要,開始反叛中國傳統文化。這一反叛部分解釋了為何他缺席奶奶的喪事和在父親的喪葬活動中表現欠佳。但我們從70年代秦始皇墓兵馬俑的開發和利用可以看到中國傳統消失的又一因素:古董的商業化開發利用並未真正將中國人與傳統在精神意義上連接起來,而只是把中國的傳統暴露在更快速的風化雨蝕之中。黃家在河南的祖墳最終被埋在了新開發項目下,也再次證明市場化的列寧政權對中國傳統的殺傷力。

在我看來,書中的棺木更可能是一個政治比喻。用美國作家沃克∙珀西(Walker Percy)的小說來比喻,中國始終生存在“死亡綜合症”下:一方面,生存等同於無窮無盡的磨難,人們有嚮往死亡的衝動;另一方面,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灌輸的無神論和唯物主義摧毀了人們最後的精神慰藉,對死亡的恐懼又無比強烈。就像珀西小說裡的官員和科學家所作所為,共產主義政權把毒素注射進人民的精神意識層面,阻止越軌行為(比如“四舊”和“腐朽的西方生活方式”之類),塑造整齊劃一。這種控制體系卻又在階級鬥爭的掩蓋下鼓勵人們從事各種黨認可的犯罪。

本書清楚地告訴讀者:基於個人的自由意志生活是人的基本人權,但在中國它遭到了系統的剝奪;同時中國人也被剝奪了最後一項人權:死得有尊嚴。

如黃在書中描寫的,生活在毛時代的中國,面臨的是物質匱乏和被剝奪,而仇視、挫折、恐懼、猜忌、出賣、荒誕、犬儒和拉關係充斥日常生活。生活中卻鮮見個性、獨立性、創造性、高遠志向和對國內外人類生存狀況的客觀認識。在英國留學以後,同時見證了自己母親在父親去世後的內心覺醒後,作者猛然意識到,親暱、溫馨和愛情在中國家庭裡是不存在的。黃在書中寫到自己的覺悟:“我渴望生命中的自由,而不是受制於安排。我感到我已經有能力在生命中做出自己的獨立選擇,而不是按家庭或國家的要求去做。 ”

中國人的物質匱乏在過去三十年的經濟奇蹟中多多少少地得到了解決,但中國的問題遠較此更為複雜。作者寫道:“一夜之間把一個國家與悠久的歷史傳統割斷開來是複雜的事。它最明顯地反映在我父親的矛盾性中。而我就在這種矛盾中長大,把意識形態和信念混雜了起來。 ”深層的情感、心理和精神上的被剝奪恐怕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修復。作者的、也是我的同代人現正在運作和管理中國,也正在準備接任統治中國,但這是一個深深受到創傷的一代,即便他們之中的佼佼者也未能經歷良好的道德和精神教育。黃是少有的幸運者之一。在追溯整個二十世紀的家族史、訪問自己的老家後,在歐美學習、工作和生活若干年後,作者有幸找到了愛、親密和溫馨的意義,發現了個性、人格完合,同時還有靈魂、轉世和宗教信仰(即有佛教也有基督教)。書的結尾處讓人感到某種希望,因為作者最終與他的父母、爺爺奶奶實現了精神上的溝通,也與中國傳統和中國文化魂連為一體;但恰在此時,他遭到了中國政權更大的排斥。讀到書的最後文字,卻讓我傷心:“每次從海外旅行歸來,從飛機上看到熟悉的芝加哥,我都要悄悄對自己說:‘我回家了。 ’”我自己作為一個漂泊者,我知道我現在比我在中國時更中國;但只在紐約我才有歸家感。儘管毛已死三十多年,但對中國人來說,肉體上的流放仍然是內心覺醒的前提或結果。具有批判精神、創新精神和自省意識的思想家在中國仍然不受歡迎。這或許在提醒我們,一個黑色的棺木依然還沉沉地掛在中國上空,阻礙著中華民族真正回歸到自己精神和文化的家園。

閱讀此書不難引起我的共鳴。為了知道作者是否能跨越文化和代際的障礙,征服美國年青讀者,我要我的在美國出生長大的女兒與我同讀該書,並寫出她的評論。竹力這樣寫道:

儘管我喜歡讀書,但偏好小說勝過非小說類作品。黃文廣的回憶錄《紅小兵》是今年我讀的一部感人之作。黃把他的過去生動地再現出來。我尤其欽佩他把事件和故事串起來的技巧。老實說,我對政治不感興趣,對毛時代的政治更是如此。但讀完本書後,我對共產黨體制的弊端及其對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衝擊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紅小兵》展示了毛為首的中國政府的虛偽性和服從、壓迫所帶來的諸多問題。這些主題一定會激發起美國年青人的興趣。不僅他們可以更好地了解一個他們不熟悉的社會和文化,而且會更加珍惜自由和探索這些普世主題。我特別推薦高中的世界史課把它用作選讀教材。幾週以前我和我的同學們讀了一本有關​​北朝鮮政權的書,激發了我們在課堂上和課外的許多討論。我相信這本書會產生同樣、甚至更大的效果。

我喜歡此書的又一個原因是,它的許多具體細節和內容讓我想到我父母講給我聽的他們的童年。在對待政治問題上,黃和他父母的衝突使我聯想到我父親與他父母的衝突。黃和我的父親就讀的是同一所復旦大學。

讀完《紅小兵》,讀者會更清楚地認識到自由的真諦是普世需求,而不是一項特權。不管是否面對奴役、政治壓迫和社會不義,人性的力量和精神都會引領我們通向自由。

德國哲學家阿多諾和他的合作者們在《專制人格》一書中寫道:“如果恐懼和破壞是法西斯主義的情感源泉,那大愛則屬於民主。 ”在一個正常社會,愛應該滲透到整個生活。人們不僅可以享受民主的生活方式,而且愛也應該充滿死亡的過程。這也許就是我和我女兒從該書領悟到的最重要的啟示。

 

夏明是紐約市立大學史泰頓島學院和研究生中心政治學教授,著有《二元發展型國家:中國轉型的發展戰略和製度安排》、《人大與中國治理》(盧特吉出版社2008年)和《中國民主維納斯》(中文)等著作。他也是HBO紀錄片《劫後天府淚縱橫》(2009年)的共同製作人。目前,他正在寫一本有關中國的有組織犯罪和黑社會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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