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常的意義上，所謂文化，是指那些明顯區別於、且明顯優越於動物和蠻族的人類行為方式，即那些使其成員產生認同感、歸屬感、榮譽感、莊嚴感、道德感、神聖感、美感的東西，包括制度、規範、禮儀、習俗，也包括文教、藝術。老實說，我不喜歡“黨文化”這個概念，尤其是在把中共黨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民間文化或政治文化、道德文化相提並論的時候。因為相對而言，黨是比較沒有文化的。有些時候，黨甚至公然大張旗鼓以反對文化、敗壞文化、扼殺文化為使命。孔夫子稱頌三代，但偏愛周代，就是因為周代的文獻最多，禮樂完備，文氣鼎盛，孔子說：“鬱鬱乎文哉！吾從周。 ”如果孔子見過了當今所謂“社會主義文化”以及毛鄧江胡等中南海諸公，他大概會說“天之將喪斯文也”。他絕不會說：“鬱鬱乎文哉，我愛黨”。

黨與文化，是不對稱、不協調的奇異搭配。黨文化的概念要在“盜亦有道”的意義上去理解，方為正解。所謂盜亦有道，是說以盜搶為生的黑幫也是需要“有文化”的——甚至偶爾也需要“講政治、講正氣”。每個成熟的黑幫，都有自己的旗號、話語（黑話）、義氣、規則、江湖傳承、“英雄”業績，以至於頭上的髮型、背上的刺青，都有所講究，都有潛在的文化意蘊。黑幫老大往往不是幫會中武功最高、做壞事最多的那一位，更不是電視劇裡滿臉橫肉、目露凶光的那一位，通常，他是一幫之中較有道德權威，較有文化說服力，能代表幫會理想，最能使他的嘍羅們感到黑幫自有天理在，做黑幫可以無愧天地、不虛此生的那一位。沒準兒，還是“紅光滿面，神采奕奕”，極有偉人相的那一位。比如宋江，就比李逵、武松和林沖更適合做水滸黨的黨主席兼軍委主席。無論如何，有文化的黑幫總是比烏合之眾的暴徒更值得民眾信任，黑幫收了錢一般不撕票，烏合之眾則行為無常，無法預期。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得承認，黨文化也是一個有意義的概念，值得加以探討。

不管雅俗美醜，共產黨有它自己區別於他國他黨和本國“非黨群眾”的語符系統、“理想信念”、價值體系、經驗傳承、黨史敘事、人際關係、體制規範、典禮儀式、官俗吏習等等一整套的東西。因此，我們不妨說，即使是中共這樣曾經宣揚暴力、煽動鬥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黨，也是有文化的——儘管我仍然不喜歡黨文化這個讓文化蒙羞的概念。

以性質而言，中共的黨文化與西方所謂政黨文化大異。如吳邦國委員長一再指出的那樣，中西兩種政黨制度有著“本質區別”，不可同日而語。假設，胡錦濤與奧巴馬開高峰會，談經貿，談國際合作，談朝核伊核，談反恐，哪怕談人權，這些內容都有得談，因為二人有共同的話題，也有大致相同的“論域”。但若二人忽然異想天開，想交流一下各自管理政黨的經驗，比如，中共如何領導政治局，如何駕馭政法委，胡錦濤想向奧巴馬有所傾訴，想必那一定是雞同鴨講，奧巴馬再聰明，也是不大可能聽得懂那些胡言亂語的。為什麼呢？不是因為中共政治很高深，而是因為中國共產黨與美國民主黨名字都叫黨，但根本就不是同一種東西。所以，嚴格說來，中共黨文化不屬於政黨文化的範疇。當然，共產黨其實也算不上是真正的政黨，即以選舉和國會事務為中心工作的憲政型政黨。

以類型而言，中共黨文化大概介於社團文化、官僚文化、朋黨文化、豪門文化、黑幫文化、邪教文化之間，或者說，是上述六者的有機組合。

其一，無權無位的普通黨員與黨的關係極淺，只能以社團待之。他們希望獲得黨員身份所附帶的特權利益，但因黨員眾多，除非提干升級，這一願望多半會落空。普通黨員之間、普通黨員與高層黨乾之間，並沒有可以共享的價值和利益。他們所受到的黨文化的洗禮，只在社團文化的淺表層次。一旦中共出事，佔95%的普通黨員將一夜流失。

其二，黨的基層和中層幹部通常將黨當作一個官僚互助會。他們會參與一些黨內的幫派朋黨活動，此亦為官之道，因為孤立無援的官僚在官場上很難站得住。對他們而言，黨文化就是官僚文化和朋黨文化，黨文化提供給他們的，主要是一套官場通用的話語體系和處事準則，舉其要者，包括如何應付公事，如何對付民眾，如何巴結上級，如何貪污受賄，如何拉幫結派，如何尋找靠山，如何升官晉級，等等。這些東西有技術含量，也有底線規則，要玩得轉，玩得大，又不踩線，並不很容易，是需要“有文化”的。此等文化雖古今中外​​皆已有之，但中共黨文化有發揚光大之功。中共的干部把官兒做得那麼有聲有色、有滋有味，一人做官，闔家光彩，以至於出現一個有油水的公務員位子能吸引數十萬才學之士競考的壯觀景象。

其三，黨的高層、最高層成員則主要將黨視作一個豪門俱樂部，一個超級黑幫，一個邪教團體。雖然，他們也要做黨員、做官，但做法與普通黨員和中下層官員大不相同，他們的主要職責是周旋於紅色豪門，應酬於產經巨室，擺平各種特權關係，溝通各大權勢體系。中共早就不是地下黨、革命黨了，而是統治著第二大經濟體的世上最大的執政黨，但他們仍然保留了地下黨的大多數組織傳統：內外有別，幫規大於國法；秘密開香堂、打暗語，政法委、中紀委可以以黨代法，私設公堂，​​侵凌司法；最高層的重要人選、重大決策、重要會議均採黑箱作業，任你謠言滿天飛，它就是不肯拿到陽光下面操作，大約是內幕污穢，情形可怖，不足為外人道也。可見，地下黨變執政黨不易，黑幫文化變政黨文化更難。而一手提筆，一手握槍，做了壞事，還要一本正經自我表揚，有了政績，便煞有介事作偉光正狀；但凡公開亮相，則按職排序，魚貫而出，似乎走錯了次序就要亡黨亡國；但凡正式講話，則穿靴戴帽，照本宣科，似乎不說假大空話就是褻瀆黨國；黨管幹部，黨管人才，黨管軍隊，黨管宣傳，黨管政法，黨管統戰&hellip ;…大權在手，神通廣大，可管天管地，就是管不住自家子弟。以上種種，又體現出鮮明的邪教特色。

共黨文化其來有自，是以蘇共極權文化為體，中國王官文化為用，集九十年黨史、六十年國史血腥演化而來，可謂得來不易。誠然，中共黨文化是當今中國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因為它是執政黨——這使得每一個中國文化的愛好者無不備感恥辱，但所幸，它屬於正在迅速喪失文化感召力的那個部分。

黨文化的困境一目了然：名為執政黨，而仍按秘密會黨規矩行事，此為身份認同困境；正式儀典、標語口號彷如極端主義教會，卻早已失去了可以蠱惑人心的烏托邦教義，此為意識形態困境；一邊說假大空話漂亮話，一邊貪污受賄包二奶，此為道德困境；極權體係正在坍塌，而政體改革遙遙無期，此為政治困境；敗壞了傳統價值，又拒絕普世價值，以至黨國人士精神徬徨，無所依歸，此為價值困境。

重重困境之中的黨文化勢必衰亡。從黨領袖胡錦濤、大人物薄熙來的身上，從薄熙來事件的處理方式上，就可以看出黨文化加速衰亡的端倪。這兩位堪稱黨文化的優秀代表，是黨文化於其鼎盛時期所薰陶、所模鑄的優質產品。像胡、薄二人這樣的黨國高官，這樣的言談舉止，這樣的為人為官方式，這樣的行事風格，這樣的從政作派，在別種黨派、別種文化、別種體制之下，是完全沒有發揮空間的。黨文化所教育培養出來的這樣兩個人，他們只能做中共的官，也只能在中共執政的中國才能做到那麼大的官。哪個國家、哪個黨能容許居大位者胡錦濤無所事事，欲成事者薄熙來胡作非為呢？如今，在位者仍如履薄冰，下台者已身敗名裂。若換一種政治文化背景，胡薄二人只要不是天生的壞蛋，原本可以有各自更快樂、更有價值的政治人生。二人可謂成於黨文化，困於黨文化，亦受害於黨文化。胡薄尚如此，他人更何為，黨文化其無咎乎？

楊光，本名吳俊，1965年出生於湖北省松滋縣。 1986年畢業於武漢大學數學系。 1986至1989年就職於湖北汽車工業學院，為數學教員。 1989年入北京師範大學讀研究生，旋即因受學潮和六四事件牽連而喪失學籍並受到審查。 1990年在湖北省十堰市因“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處有期徒刑一年。 1991至2006年就職於私營部門，曾擔任私有企業高管。 2004年起為自由撰稿人，專欄作家，獨立學者。主要研究領域是政治社會學和中國近現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