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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屠殺場

2012年11月20日

《毛的大饑荒:中國歷史上最具毀滅性的災​​難,1958-1962》
作者:弗蘭克•迪卡特爾
出版:瓦克爾出版社
精裝本:2010年9月,420頁
平裝本:2011年10月,448頁

《墓碑:中國大饑荒,1958-1962》
作者:楊繼繩
編輯:愛德華•弗里德曼、郭建、毛雪萍
翻譯:毛雪萍、郭建
出版:法拉爾、斯特勞斯和吉魯
精裝本:2012年10月,656頁

《中國大饑荒,1958-1962:歷史的記錄》
編輯:週遜
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
精裝本:2012年7月,204頁

這幾本書提供了豐富的證據,證明了在1958至1960年的“大躍進”期間,中共領導人給中國社會造成了一場最嚴重的災難。

迪卡特爾、週遜和楊繼繩撰寫的書,主要是根據他們從中國大陸官方檔案中蒐集到的文件,同時對一些倖存者和退休幹部所進行的採訪寫成。迪卡特爾和周遜在香港聯合進行一個合作項目,他們蒐集了1000份文件;楊繼繩居住在中國大陸,蒐集了3000份文件,總共將近400萬字(楊的《墓碑》英文版根據中文原著翻譯,原著篇幅要比英文版長很多;毛雪萍和郭建的翻譯非常精彩)。三位作家都得益於1990年代早期開始放鬆的檔案政策。大部分文件來自省、市一級或下屬機構的中共檔案。他們雖然仍難於進入中央檔案館,但可以利用外交部、糧食部的檔案。有了這個途徑,加上他們分析和組織海量材料的技巧,使得他們的書對大躍進這段歷史的敘述,在權威性、全面性和詳盡程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迪卡特爾寫道:“檔案證明……1958至1962年大饑荒期間,保守估計,過早死亡的人數至少在4500萬。 ”楊繼繩估計“大饑荒期間,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大約3600萬人,應出生而沒有出生的人數大約4000萬人。大饑荒使中國人口損失大約7600萬”。出生率下降是因為男女被分在不同的集體宿舍睡覺,勞累、疾病和飢餓導致男人精子減少,婦女停經、子宮脫落。

死亡和無法懷孕是這一悲劇的兩個方面,但是除此之外,作者還寫出了道德、社會和經濟崩潰帶來的恐懼。極度的苦難摧毀了人的道德敏感性和感受能力,楊繼繩這樣寫道:“數千萬人是在無言的冷漠中離開這個世界的……沒有呼天搶地的哭聲……沒有同情,沒有悲哀,沒有眼淚,也沒有震驚和恐懼。 ”

這場災難的深度和廣度使之成為具有普遍意義的重要事件,從中我們可以了解人的本性,以及人應不應該被如此統治。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序言中引用的俄羅斯諺語說,“生活在過去,你會失去一隻眼晴;忘記過去,你會失去雙眼。 ”《戰國策》說:“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 ”楊繼繩寫《墓碑》,不僅為了紀念那些逝者,也為了使我們大家從中吸取政治教訓。他認為“造成中國幾千萬人餓死的根本原因是極權主義”。迪卡特爾也贊同這一觀點。讀者可以從這三本書所提供的證據中自己得出結論。

由於大躍進發生在50多年前,中國的教科書沒有對它做詳細記載,外部世界對這一事件仍所知甚少,所以我要簡單介紹一下。不過我知道,對這樣一個非常複雜的現象,任何簡短的描述都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1958年夏天,中共發起了一場社會經濟革命,目的在於大幅度提高工農業產量,立即消滅貧困,將中國從社會主義轉變為共產主義。在國際上的目標(雖未宣布卻很顯然)則是要爭奪蘇聯的世界革命領袖地位。全社會從上到下都實行集體化、軍事化和戰鬥化。毛澤東提倡未經試驗、非科學的農田耕種法,在未經專家檢驗的情況下,宣稱這些方法可以將畝產提高十倍。他據此制定了國家糧食的生產目標,大大超過了可能性的界限。雖然有人對此大膽設想提出疑問,毛也將產量降低了些,但還是超出了可能性。同樣的主觀主義狂想和計劃也被運用於鋼鐵生產、水利建設、灌溉、養豬和其它經濟活動。那些災情最嚴重的省——通常省領導都緊跟中央政策——狂熱或玩世不恭地對指標不斷加碼,甚至比中央設定的指標還要高,把政策推向極端;而且在報告中弄虛作假,以掩蓋無法達標的失敗。

起先,豐產的承諾激勵著信以為真的農民,容易上當的年輕人更是積極投身運動。 1958年收成很好,在一片歡樂的、無限誇大成功和常識遭到批判的氣氛中,人們甚至認為糧食多得成了問題。但是,嚴重的經濟混亂和社會壓力已經出現。動員群眾大興水利佔用了基本農業生產所需要的勞力;在後院高爐裡煉出來的“鋼”全是廢鐵;夜以繼日的工作使人疲憊不堪;私人房屋和家庭生活被破壞殆盡;強迫人們在公社大食堂吃飯令人生厭。到了11月,黨中央不得不對一些最具破壞性、最極端的政策作了某些調整後退。

毛的個人聲譽和領導能力與他的大躍進政策聯繫得如此緊密,以至於即便是為了他個人和國家的生存,他也拒絕接受超過最低限度的讓步。從那以後,他一直堅持總路線是正確的,批評其他人在執行的時候犯了錯誤,無情打擊敢於提出要誠實承認災情嚴重性的人,極力阻撓在更大範圍內為減少飢荒和瘟疫影響而採取的糾偏政策。除了國防部長彭德懷及其為數不多的支持者,所有毛的戰友無一不屈服於他的威脅,充當了他的幫兇。 1959年3月,毛被迫面對越來越嚴重的災難現實,他的回答竟然是:“人沒東西吃就會餓死。比較好的辦法是一半人死掉,另外一半人就能吃飽。 ”此時,他對中國出現大規模死亡已經心知肚明,這可以從他在莫斯科的共產黨領袖國際會議上發表的講話中得到印證。他說,如果在社會主義陣營和“帝國主義”陣營間爆發戰爭,那麼全世界“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 ”這些話證明了毛在中國和世界革命中,首先關心的並不是世界上貧窮的勞苦大眾。

隨著危機的加深,中央對農民的糧食徵購指標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原因是中央認為,在政治上敏感的城市、外貿和對外援助需要比照顧農村更為優先。中央甚至指責農民在隱藏糧食,因而拒絕開放國庫賑濟災區。中共在其內部通信中毫不掩飾其對農民發動的鬥爭。

發動大躍進後不久,在中央的慫恿下,暴力強製手段成了家常便飯。這三本書記錄了中共幹部如何在大饑荒中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濫用權力,強制落實指標,以保自己的飯碗,把中國農村變成了一個屠殺場。他們用酷刑和殺戮對付任何敢於挑戰他們及其政策的人。他們強迫丈夫毆打他們的妻子、殘殺不順從的孩子。

許多地區由於糧食供應中斷,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甚至有家長殺了自己的孩子吃,而孩子吃已經死去的父母才得以活下來。死人被成批埋進大土坑里,或餓斃倒地任其腐爛直到鄰居把他們吃掉。

鑑於1928至1940年間蘇聯推行集體化導致歷史災難的懲罰,斯大林曾警告毛澤東和他的中國同志不要重複蘇聯的錯誤。但是,他們對此置若罔聞。他們指望大躍進把中國帶進人間樂園:一條快速通往天堂之路。

直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他們才對大規模災情在政治上做出反應。

在大躍進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的今天,這三本書在中國大陸還是被禁,不允許從中吸取教訓的公開討論。這種強迫健忘症自有其政治上的邏輯:如果國家社會主義黨仍在壟斷政治權力統治著德國,如果希特勒的遺體被安放在柏林的陵墓,他的肖像懸掛在勃蘭登堡門上,那麼這個黨很可能會宣布,為了第三帝國的穩定,必須禁止對大屠殺進行反思。而事實正好相反,在德國和其它16個國家,否認大屠殺被認為是犯罪行為。中國領導人並沒有下令去殺人,不像納粹發動了大屠殺,但是,在一切為時過晚之前,他們眼看著他們的政策殺害了數百萬人卻沒有去扭轉;黨的高級幹部把執行他們命令的下級當做替罪羔羊,以此保護自己和他們建立起來的這個制度。

不能將這場災難歸咎於毛一個人。雖然大躍進是他的首創,沒有他不可能發生,但是這種災難只有在專制獨裁的政黨統治下的中國才可能發生。毛是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及其他老同志一起組建了這個黨的。 1950年代初,他們嚴格按照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模式進行革命的改造,為大饑荒鋪平了道路。他們消滅了私有財產,封鎖了一切來自中國境外的信息,廢除了言論自由,摧毀、批判了所有宗教和傳統的倫理道德,踐踏了已有的法律。他們從來沒有為使用恐怖手段和謊言來贏得、利用和掌握政權而退縮過。除了家庭,他們已經破壞和摧毀了反對他們濫用權力的每一道防線。那年夏天的瘋狂行為把許多東西都掃除了。

1958年3月,毛澤東告訴中共:“真理在我們手中,為什麼我們不應該崇拜它? ……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 ”用楊繼繩的話說,“中國政府已經變成了一個世俗神權政治,一個權力核心與真理核心的結合體”。它是一個把對最高統治者的中國傳統式的尊崇,對暴君秦始皇、馬克思主義、列寧式獨裁、對毛的崇拜的模仿,以及20世紀中葉高科技產生的空前強大的極權主義權力雜湊在一起的集合體。從這三本書裡,我們清楚地看到了政策是如何從毛的嘴里傳達到在中國最遙遠農村的農民的頭腦和內心的細節。

楊繼繩特別有興趣作整體分析。他深刻揭示了這個制度不僅沒有阻止反而傳播和放大了最高領導人的愚蠢和邪惡。黨的干部集體毆打敢於捍衛真理的少數同事;暴力迫使人們在權力面前習慣於撒謊和無條件服從。在強權的中央,毛這樣警告劉少奇:“我動一個小指頭就能打倒你”,而在基層的公社食堂裡,掌勺的生產隊長掌控著人的生死大權。楊繼繩這樣生動地概括:不管什麼人進入了這個極權制度,他們在下級面前是專制者,在上級面前則是奴隸。

楊繼繩堅持認為,如果實行多黨民主制,毛就不可能在這麼長的時間裡持續犯罪。但是民主國家的人民不應以此為滿足。長期以來,中國的很多意見領袖,或出於懶惰,或有意否認,一直對大躍進的真相視而不見。這是無法原諒的。 1958-1959年期間,我是一名派駐香港的年輕士兵。在那裡,有關大躍進導致了嚴重飢荒和社會危機的消息是人盡皆知的事情。台灣新聞記者對此作了全面報導,部分美國媒體也是一樣。但學術界卻花了很長時間才接受了真相,而一些非常傑出的漢學家至死都不了解這場災難的嚴重性。少數幾位英籍美國人口統計學家和經濟學家在1980年代揭示了大饑荒的規模,加斯普·貝克爾在他1996年出版的《餓死鬼》一書中,對由這場災​​難引發的大規模餓死人的慘狀做了出色的描述。不過,我所評論的這三本書,不僅加深了我們對大躍進及其導致的全面災難的認識和理解,而且大大超越了迄今為止任何一本英文出版物(或許也包括中文的)。他們不僅全面描述了恐怖的狀況,而且還使我們了解了這場災難為什麼發生和如何發生的。他們清楚而可信地解釋了為什麼長期以來這場災難被認為是超現實的。

迪卡特爾和楊繼繩在書裡展示了大躍進對“普通人”的影響,這在過去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毛的大饑荒》是迪卡特爾正在寫的《人民三部曲》的第一卷。 《人民三部曲》包括《解放的悲劇1945-57》、大躍進(本卷)和文化大革命。作為一名歷史學家,他的作品在搜尋真相方面越來越有力地表現出開拓性的特徵。他的認知和語言直白有力,並極其熟練地處理了大量複雜材料。

在記述大躍進的時候,這些書不可避免地要提供一樁樁冷酷的事實。只有在極少數情況下,當乾部面對某種懲罰時,我們會看到他們的英雄正直行為,而更多的則是一次次看到普通人在面臨飢餓時只有“邪惡”這一選擇,如果他們想活下去的話。

楊繼繩和迪卡特爾在書中都既有對政策的描述和分析,又有對事實的敘述,但楊繼繩是把兩者分開,將整個上篇用於前者。這些章節提供了某些對照也讓讀者鬆一口氣, 也讓讀者,使內容更為鮮明,和他的敘述章節一樣扣人心弦,因為這些題材是觸目驚心的。他用生動的事例和上級的政策來說明其主題。他的前言“永久的墓碑”,無論從個人還是政治的角度,都是一篇深深打動人心的勇敢的證言。事實上,他的整部著作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所具有的那種道德嚴肅性這一最優秀傳統。再加上他冷靜的風格,使他書中令人不寒而栗的內容,產生巨大的影響力。

週遜的書雖然篇幅較短,但很有價值。她和迪卡特爾一起進行的合作研究項目,從中共檔案中蒐集了1000份文件,從中平衡地挑選了120件,用以呈現大饑荒這段歷史。她按主題來組織這些文件,比如,人民公社的飢荒、死亡的季節、人吃人等。她在每篇前加了小序,簡潔地介紹了有關背景。

三位作家不僅敢於接觸這個最敏感的問題,而且使用外交技巧在一個通常不透明的系統裡獲得了接觸檔案的渠道,他們的成就值得祝賀。楊繼繩沉潛10多年,小心謹慎、判斷準確地追求其寫書的目標,獲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儘管他對共產黨製造災難的記錄及其建立的極權制度進行了批判,但他現在仍有自由;今年上半年他獲准訪問美國,出席了一個有關大躍進的會議並發表了演講。

《毛的大饑荒》大約14萬字,篇幅比不包括附錄就有約22萬字的《墓碑》短很多。這兩本書的作者,一位是歐洲人,一位是熟悉內情的中國人。這兩本書相互補充印證,得出了大體相似的結論,擴大了材料來源的範圍。他們共同塑造了當代中國史學的一個里程碑。

寫這些書的過程,是對作者精神韌力的一個考驗。即使是閱讀這些書也需要一定的決心。它們是通往地獄之旅,迪卡特爾和楊繼繩做我們的嚮導,就像維吉爾做但丁的嚮導一樣;事實上,中國的屠殺場之旅與但丁的《地獄》的情景一樣恐怖。

 

中國人權翻譯

蓋思德, 在中國“文革”期間和之後,他曾擔任英國駐中國的外交官。他是《活過來:中國在毛澤東之後》的作者,該書於198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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