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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节明:难民援救者维克多老先生

2016年06月24日

 

法国人维克多老先生,是我早想下笔铭记的人,但之前一直顾忌会给老先生进出中国平添麻烦,而一直没写。闻知其近况,我感到再不写他,将会成为心头永远之痛。

维克多先生是多个难民家庭的默默救助者,其中包括我的家庭。他也是记者无疆界组织的记者,负责东南亚的事务。五年前,他每年都要跑两趟东南亚,一般是在三月和十一月,而现在他用明显衰老的嗓音对我说,因为身体吃不消巴黎和曼谷之间七小时的时差,他现在不是每年都去了。五年之间,他那带有浓重法国罗曼腔的英语,好像一夜之间多了一层含混,增了几种颤音,以前那种法国式的清朗,恍如隔世,令人蓦然回首间,陡感岁月之蹉跎。

我认识维克多先生,纯属偶然。2009年四月中的一天,恰是曼谷最热的“送甘节”(泼水节)前,我全家在挣扎于比泰国苦热还难捱的联合国申庇挫折当中,大半月以来,我已经在热带的白日下跑松了裤带,寄了一大摞电邮、信件,均不得要领,而带出来的银子,眼看一天天告罄……当日中午,正坐在公寓楼的蒸笼中汗流浃背地忧闷,突然想起几天前,在加拿大的朋友郭国汀律师,发给我一封电子邮件,其中有记者无疆界组织东南亚代表的手机号码:何不试试这个号码呢?

于是试拨这个泰国手机号。拨通了,电话那头一个带有浓重法国罗曼腔颤音的英语兴奋地说:

“啊,太好了,我正在找你!能够马上见你吗……”乍一听,我还以为这位维克多,是一位塞内加尔等非洲法语区的黑人。

我求之不得呢!当即约定在下午见面。他仔细得有些滑稽,除了地址外,他还问公交和天桥火车线路、取舍,我告诉他:最好坐天桥火车到铜锣站,然后打摩的来,这样最快,因为下午是堵车高峰期;他又问我住处楼外的标志物有什么,于是我就和他约定在公寓楼对面的日本学校正门见面。途中他又打来两次电话,第一次电话告知他已到何处,并询问还需多久;第二次电话他询问我的穿着特征,并告诉我说,他是个矮个子的白人老头子。

事后证明他的啰嗦是对的;唯有事前的此种啰嗦,找人才会最快。

在泛起橘红的末午烈阳下,我在日本学校大门见到的,果然是一位矮个子的白人老头儿。他背着双背带旅行背包,穿着体恤、西装短裤和一双凉鞋,显得精干和整洁。他的样子约莫七十多岁,秃头很大,笑口常开的嘴里牙齿泛黄,嘴上方镶嵌着典型的法国式鹦鹉鼻子,颇显个性和威严。

他跟随我进入公寓,跟我妻子略略寒暄几句,绽着笑脸儿摸我儿子的头,说了几句滑稽的汉语,便掏出小小的佳能数码摄录两用机,投入了工作:先是给我们拍照,然后拍摄房间和物品,接着对我进行采访、摄录,提了一大摞的问题,仔细得让人头皮发麻……好容易采访结束了,他请我出示我在桂林电视台的工作证、记者证,并拍照;他又请求使用我的笔记本电脑,还掏出U盘,拷贝我的简历和那一大堆申庇资料;他还问,是否可以用我的电脑发电子邮件。

看着他熟练操作数码设备的样子,我不禁感慨:西方人不服老、不断学习新东西的精神,确实值得中国人学习。我的岳父跟维克多差不多年纪,还是理工科知识分子,却早在十年前就什么也不学了,对电脑更是手指头都没碰过。

他用我的电脑好像操弄得差不多了,掏出翻盖手机看了一眼时间,说:“太好了,刚好合适!”于是用法语打起电话来。原来他拨通的是记者无疆界组织巴黎总部的电话,曼谷的傍晚,刚好是巴黎早上上班的时间。

他应该是在通报我一家的情况,我在一旁,只能以纯感官来听法语:法语听起来不如英语明快,音乐感却更强;法语的韵脚不如英语突出,但腔调却更丰富。

大约十多分钟后,他合上手机说:“我很快要去你的家乡看一看……”

我和妻子都心领神会:他要去桂林验证我的情况了——这真是一个不依不饶的认真角色。

维克多不吃晚饭,仓促之下,我们没有什么招待他的东西,我只得冲泡了一碗从家乡带来的尧山毛峰,放在冷水盆中降温……待到茶凉,渴慌了的维克多,竟捧碗一咕嘟而尽——如此品茶方式令人忍俊不禁;“中国茶好,我不喝可乐。”他说。

“我会尽量帮你,但你必须告诉我真实。”他临别时说。

他的名片,头像是一个驾驶螺旋桨单桨飞机的飞行员,上面写着:“维克多∙帕特里斯,自由撰稿人”。

当年五月中旬,维克多老先生又和我见面了,他笑口中露出泛黄的两排牙齿,说他已去中国桂林回来:“桂林太美了!”他说。“巴黎比桂林更美吗?”我问。“我不敢确定,那要看什么方面。”他说。

“曾,你愿意去法国生活吗?”维克多忽然问。

“如果可能的话,为什么不呢?”我说。

“但是你们愿意努力学习法语吗?”他问。

“当然愿意,但是听说法语很难学……”这次我没那么肯定了。

得知在他赴桂林期间,联合国难民署已经召我全家谈话的消息之后,维克多非常高兴,又将一碗尧山毛峰一饮而尽。

六月份,维克多先生返回法国之前,将记者无疆界组织为我出具的证明公函交到了我手中,要我自己去递交给难民署,并嘱咐说:无疆界组织已同时寄给了他们,自己去递交一趟更保险。

同时,维克多先生将一万多泰铢打到了我的账户上,说这是他和无疆界组织的同事们的捐款,用于资助我儿子在曼谷上学,他始终认为:孩子无论在哪个国家,上学都是头等大事。

记者无疆界组织出具公函一个多月后,我的政治庇护就批了下来。

2009年11月,维克多先生又一次来东南亚出差,顺便来看望我。他略显疲劳,说曼谷那种没有空调、不关门的公交车,令他“Almost die”,但是他眼光依然锐利,笑口依然常开。

冒着依然灼人的太阳,他跟着我跋涉十多公里,穿过短吻鳄出没、长着毒刺般热带草的池塘和小道,到曼谷西北部农塔布里我的新住处去看。在我住处,他领略了我儿子的小提琴琴艺,在赞誉之余,他坦承他对音乐不在行。然在吃饭时,当听到我表达对儿子沉迷于电脑游戏的担忧时,他扬起鹦鹉鼻子,严肃地说:

“我并不认为电脑游戏很可怕,我认为真正危险的是,我看到你的孩子在这里没有朋友,这对他很不好;社会关系很重要。”他说。

闻知我在泰国继续自由撰稿生涯,他很赞赏,主动提出帮我申请英国一个专门资助自由撰稿者的基金。有经验的人都知道:英国人的钱是最难要的,维克多先生却帮我要到两次。

由于政庇已得,我全家的燃眉之急已解,这一趟来看我,维克多先生显得比较放松,他邀请我与他一起,从农塔布里码头坐船到曼谷南面的瓦兰蓬(唐人街),游览穿越曼谷的湄南河,由他请客。于是我们便穿过仍然热人一身汗的子月阴天的密云,步行前往码头。维克多七十多岁的人,步子快得我几乎跟不上。

上船前,维克多在码头附近觑见了他最喜欢的饮料,高兴得也帮我买了一瓶——那是不加糖的现榨胡萝卜汁。那砖红色的神奇汁液,喝下去确实头脑清爽回神,全身像是输了血一样的清新,午睡的困倦一扫而光……于是我们一边喝,一边欣赏这湄南河的风景。浩大而重度污染的黑色湄南河水,喷着铅色的泡沫,像海浪一般地扑涌着游船船身,两岸带有圆锥形尖顶的泰式宫殿和寺庙,确实精致别具一格,然而鼻腔却不很享受……正看间,偶然侧首,竟发现维克多这个老头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把座位让给了一个二十多岁的白人妇女,而手持船顶棚铁环扶手杆,做了几个引体向上,把几个女游客都逗乐了。

维克多的法国绅士做派,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在瓦兰蓬上岸时,胡萝卜汁刚好喝完,游湄南河的感受,也恰如这瓶胡萝卜汁的享受……我信手把空塑料瓶放在码头道边,维克多自后看见,竟躬身捡起,随后手持两个塑料空瓶走向垃圾桶——此一细节又使我十分惭愧。

目睹维克多的教养,我不由得盛赞起法兰西的文明来,岂料维克多当头给我泼了一瓢冷水,他说:“我并不推荐法国文化,我不是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导致仇恨。”

现在想来,他的此种境界,不仅远高于我,也高于西方的大多数精英;法国和德国,由历史上的世仇,变作迄今最成功化敌为友的范例,两个世为仇敌的民族,如今已紧紧拥抱在一起,为人类作出了表帅,这大概是因为像维克多这样的人,在法国和德国并非个别的缘故。

我那时对维克多说:你帮了我全家这么大的忙,我不知道怎么报答你。维克多说:你把更多的难民介绍给我,就是最好的报答。

那时候,困居曼谷的中国难民中,有一个从辽宁来的国民党老兵,名叫孙树才,八十七岁了,来泰国两年多了难民身份还没批下来。出于敬重和怜悯,我有心请维克多先生帮助他,但维克多说:老孙从前的工作与记者扯不上关系,因此在记者无疆界组织的范围之外,这是一个大问题。

直到有一次我无意中提起老孙在曼谷《新中原报》当校对挣点生活费,维克多眼前一亮,打着响指说:孙在报纸工作,这就符合规定了!要我立即联系老孙见他。

我迄今忘不了维克多对老孙施以欧式熊抱礼时老孙的尴尬模样,在曼谷瓦兰蓬火车站的快餐店,维克多还捋起袖子打量老孙的胳膊——一副验伤的滑稽模样。

记者无疆界组织为孙树才出具公函半年后,老孙在联合国久已关闭的档案,重新打开了;又半年后,老孙的难民身份批下来了。

2010年底,闻知我已获得美国政府接受的消息后,流落泰国已近四年的计生难民周小平,几次求我找人帮助她。我说:我不是已经帮你写了文章,已经引来了吴宏达在帮助你吗?周小平说,吴宏达给了她两千美金,之后就没有下文了。她说她已经打了几次电话给吴宏达,吴宏达在电话中说,一旦她得了难民身份,他可以帮她全家来美国,但在泰国求批难民的事,他帮不了忙。

2011年3月,我即将离开泰国赴美,周小平闻知,以近乎哭腔求我帮她一家人。我虽然知道她不符合记者无疆界组织救援的条件,但捱不下一颗心,就死马当活马医,在美国安顿下来后,把她推荐给维克多先生。

那时维克多先生已经回到了法国南部的蒙配利尔家中,他说:记者无疆界组织本身不能帮她,但我们可以联系别的人权组织来帮助她。

不久,维克多先生果然联系了“世界人权同盟”驻泰国的代表来会见周小平;同年年底,维克多先生借出差泰国的机会,领着“世界人权同盟”的人再次会见周小平;之后周小平在电话里兴奋地戏称:你说的这个这么有能耐的人,怎么是一个老头子呀?那样子跟孙树才差不多……

三个月之后,已被联合国第三次拒绝的周小平,其在难民署的档案重新打开了;又三个月后,周小平全家拿到了难民身份。

2014年周小平全家抵达美国华盛顿。之后,我吃惊地发现:在华盛顿领着周小平全家,岸然出席关于中国计划生育国会听证会的吴宏达先生,堂皇地宣称:周小平全家在泰国获批难民身份,是他自己努力的成果之一。

这不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吗?我心中十分不平,就把这事告知了维克多先生,岂料电话那头维克多先生笑嘻嘻地说:“That's okay……”

维克多先生的反应,迄今令我惭愧且感动。有时候我觉得,中国的民主化,与其说是一个策略问题,不如说是一个道德问题。

曼谷一别,我已经近六年没见到维克多先生了。2013年春,他飞往加拿大法语区探望亲戚,归程途径纽约转机,想在纽约市见我一面,可惜我却在纽约市五小时车程之外的上州,过于仓促,只得作罢。来美后为生计而挣扎,其苦尤甚于泰国,令我与维克多先生的距离,反而更加遥远了——不知这是我一人之悲剧,抑或中国政治难民的整体悲剧。

2016年5月30日下午于初夏晴爽纽约州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186期  2016年6月24日—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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