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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义:在《寂静的春天》之外(图)

2017年05月15日

多年来,我一直认为中国与民主国家的环境污染不仅仅是烈度不同,而且性质也很不相同。中国的污染是制度性污染,西方则是认识性污染。这个观点虽然看上去很极端,但一直没人批驳。严肃的没有,挖苦咒骂的也没有。因为事实俱在,道理也简单。

为什么民主国家是认识性污染?因为不晓得废水废气废弃物之厉害,知道了,认识到了,事情就会翻转过来。比如说日本,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高速发展,十年之后,于六十年代后期七十年代前期爆发严重污染,当时叫作“产业公害”,再十几年后,污染受到有力遏制,环境开始复苏。虽然政府方面宣布“公害已经结束了”的言论受到广泛的批评,但自然环境在相当大程度上得到恢复应是不争的事实。北美西欧的情况大致如是,在认识到环境污染的严重性之后,都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内获得重大改善。以老牌工业国英国为例,伦敦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当时都是世界之最。重大污染事件之后,民有、民享、民治的国家制度一旦介入,大致都在二十年左右获得较好恢复。英国人后来也有自我意识:这是“一条分界线,在那(“伦敦烟雾”——引者注)之前,人们普遍接受空气污染的现实,认为它是工业化发展带来的自然后果。但在此之后,人们开始意识到,牺牲人类健康的进步,根本不是进步。”——一旦意识了,认识了,迅速发生转折。

共产极权国家的情形却不这么简单,生态环境破坏既有认识问题,更有制度问题。以中国为例,从第一次全国环保会议(1973年)以来,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时间里,环境破坏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日趋恶化,形成人类史上前所未见的环境毁灭。说中国的情况,赵家人、爱国贼都有情绪,那就看看我们过去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简而言之,前苏联、东欧一概重度污染。前苏联,102个城市的空气污染已超过安全标准10倍以上,大量的河湖遭到工业污染,世界第一大湖里海既被污染又急剧萎缩,大规模调水工程破坏了原有的生态平衡,造成新的贫困和荒凉。在波兰,1/4土地已不适于耕种,贯通华沙的维斯杜拉河已变成一条毫无生命的废水道,几乎所有河流的河水都不再适于人类使用,其中50%的河水,其毒性之重,甚至不适于工业使用。捷克、匈牙利同样,在欧洲名列倒数,大量人口死于空气污染。前东德更有意思,因为两德统一,西德环境专家带上巨款来帮助恢复环境,在他们看来,东德的污染问题严重得简直超乎想象,清理环境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其规模就好比经过一场化学战争之后重建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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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曾是欧洲污染最严重的国家,这是1970年代的一家化工厂

最近重读蕾切尔·卡森写的《寂静的春天》,有新体会。这部世界名著其实是关于生态环境的化学教科书。因为卡森要表达她对于现代文明的反思,首先要讲些人们未知的新知识。比如,大多数化学药物非常稳定,简单的污水处理方式无法分解,将长期存留在大自然中危害生态环境。喷洒化学药剂可以保护农作物免受虫灾,但这些化学制剂将随着降雨渗入地下,最终汇入江河湖海。蕾切尔举了一个例子:西部某地林区曾大面积喷撒DDT,附近河溪所有的鱼都检测出DDT。令人惊奇的是,调查者在对喷药区30英里之外的一条小河湾进行对比研究时,发现这里的鱼也含有DDT。怎么可能?这个小河湾位于喷药区上游,还隔了一个高瀑布。唯一的途径是地下水!因此,她写道:地下水的污染也就是世界水体的污染。造物主很难封闭地下水域,而且他也从未试图这样做过。

蕾切尔把一切环境灾难都从头说起,循循善诱地给我们讲了许多故事。其中一个超出我们常识的故事是这样的:丹佛附近原有一家军事化工厂,因二战结束,在投产8年后停产了,然后把工厂、设备租借给一个私人厂家生产杀虫剂。新厂家还没来得及开始生产,两英里外的农民就开始抱怨牲畜得怪病了,人也病了,树叶变黄了,庄稼枯萎了、死亡了。人们化验了用于灌溉的井水,发现其中竟然含有原来老军工厂排出的所有化学物质。很明显,事情与新厂家无关,是老军工厂和农场之间的地下水被污染了,并且,被污染的地下水漫游这两英里正好花费了这8年。这一切已够糟糕的了,但是最令人感到惊奇和在整个事件中最有意义的是,在老军工厂的池塘和一些井水里发现了可以杀死杂草的2.4-D。当然,这种药剂的发现足以说明庄稼的死亡。令人不解的是,老兵工厂从未在任何工序中生产过这种2.4-D。这又是怎么回事?经过长期认真的研究,化学家们得出结论:2.4-D是在开阔的池塘里自发合成的。它是由老兵工厂排出的其他物质在空气、水和阳光的作用下自动合成的。太令人惊叹了!这个池塘已变成了生产一种新药物的化学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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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切尔和她划时代的《寂静的春天》

前美国副总统戈尔在《寂静的春天》新版序言中开篇便如此写道:

作为一位民选政府官员,给《寂静的春天》作序有一种自卑的感觉,因为它是一座丰碑,它为思想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强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1962年,当《寂静的春天》第一次出版时,公众政策中还没有“环境”这一款项。在一些城市,尤其是洛杉矶,烟雾已经成为一些事件的起因,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还没有对公众的健康构成太大的威胁。资源保护——环境主义的前身——在1960年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辩论中就涉及到了,但只是目前才在有关国家公园和自然资源的法律条文中大量出现。过去,除了在一些很难看到的科技期刊中,事实上没有关于DDT及其他杀虫剂和化学药品的正在增长的、看不见的危险性的讨论。《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这再次证明了我20年来始终坚持的一点浅见:民主国家的环境污染是知识性、认识性的。——正如戈尔所言:“看不见的危险性的讨论。”——一旦看见了,理解了,制度的力量便迅速促成改变。相反的,中国及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污染是制度性的,认识到、看得见也无济于事,制度在那里卡着。在我们中国,一旦爆发环境“群体事件”,警察不是去抓肇事者,而是反过来抓受害者。无论污染的方式、途径、责任如何一目了然,无论污染达到何等可怕之程度,甚至从癌症村升级到癌症河、癌症国,都看不到遏制的希望。

当下中国之秘密,在于《寂静的春天》之外。我们需要的不再是知识启蒙,而是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不再谋财害命的制度。

——转自纵览中国(2017-05-04)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09期,2017年5月12日—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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