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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中共践踏宗教信仰自由超过纳粹——评中共摧毁秋雨圣约教会的暴行

2018年12月17日

2018年12月11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呼吁世界各国保护、促进和尊重宗教自由。蓬佩奥将缅甸、中国、厄立特里亚、伊朗、朝鲜、巴基斯坦、苏丹、沙特阿拉伯、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十个列为《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特别关注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参与或容忍了那些“系统地、持续地而且过分地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在这些国家,“人们仅仅因为按照自己的信仰生活就不断面临骚扰、逮捕甚至死亡”。

蓬佩奥话音刚落,中共当局就对成都秋雨圣约教会发动了一场毁灭性的打击:当天晚上,成都警方出动数百名警察,破门抓捕秋雨圣约教会的上百名会友,许多被捕者遭到了残酷的殴打。两天以后,据多个消息来源证实,王怡牧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这个罪名是昔日“反革命罪”的升级版,被冠以此罪名的人,通常凶多吉少。另外还有多名教会成员被以各种罪名刑事拘留。中共当局用这种方法响应了美国及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的践踏宗教信仰自由的批评意见,中共早已“不要脸”了,剩下的唯有“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傲慢与暴虐。

二零零六年,李柏光、王怡和我三名基督徒受邀到白宫与布什总统会谈。布什总统对我们说:“从前我风闻中国有数百万基督徒,今天我亲自见到活生生的中国基督徒弟兄,希望这次会面让你们离监狱远一些。”然而,布什总统低估了中共政权的邪恶。几年之后,他接见的这三名基督徒,一名被害死(刘晓波模式),一名被捕入狱,一名踏上流亡之路,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自由地敬拜上帝。我们三人的命运,堪称当代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状况不断恶化的缩影。

我对中共当局重拳打压秋雨圣约教会的举动早有预料。成都跟北京同在一个国家,同样在中共的统治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成都不可能“网开一面”,秋雨不可能是“漏网之鱼”。

此次事件,是近年来中共对单一教会的迫害最为剧烈、抓捕人数最多的一次,是中国的宗教迫害和人权倒退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对此一事件可从以下五个层面做出观察、分析和评论。

第一个层面,就习近平掌权以来逼迫基督教会的政治运动而言,从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演讲中提及的几个月前被关闭的北京最大的家庭教会锡安教会,到此次大量教牧同工和普通会友被抓捕、会堂被查封的秋雨圣约教会,中共每一次出手、以及用何种方式出手,都是精心策划、相当精准的“定点清除”行动。像锡安和秋雨这样的教会,之所以成为中共的眼中钉、肉中刺,是因为它们都是极具活力的城市新兴教会。此前的“家庭教会”、“地下教会”或“非官方教会”等概念,已不足以概括它们的特质。它们立足于中心城市,吸引中产阶级社群,以基督信仰为中心,具有强大的内聚力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对城市新兴教会的迫害,是中共迫害基督教的新的高峰。正如流亡美国的温州教会牧师郑乐国的评论:“近四年来,三个板块的教会形态均受到打压,打压线路图清晰可见:一是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浙江(特别是温州地区)拆教堂和十字架;二是二零一八年河南大规模关闭教堂、聚会场所、清除教会标记物;三是针对城市家庭教会的打压,特别是有影响力和公共性的家庭教会。”中共迫害基督教会,不是地方官员的“无心插柳”,而是中央的统一部署。若此次中共如愿以偿摧垮这批代表性的城市新兴教会,则近二十年来中国蓬勃兴起的、类似于西方教会史上的“大觉醒”浪潮有可能戛然而止,至少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陷入低潮和停滞状态。

第二个层面,就习近平政权对中国国内各个宗教信仰团体的迫害而论,对秋雨圣乐教会的打压再次表明“丧钟为每一种宗教信仰而鸣”。在这种无孔不入的暴政面前,不会有人是“幸运”的“幸存者”。中共进入了刘晓波所说的“精致化维稳”阶段,一方面“软的可以更软”——赋予完全建制化的汉传佛教某些特权,只要对党忠诚,酒肉和尚也可获得重用;而对迷恋中国这个最大的“宗教市场”的天主教“左胶”教宗,中共则放下身段,抛出胡萝卜,使之成为一头乖乖进入圈套的驴子。另一方面则是“硬的可以更硬”,对忠于达赖喇嘛的藏传佛教群体、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群体以及深受加尔文神学影响的、具有反抗精神的城市新兴教会,毫不留情地使出毛时代的专政手段。

中共宗教迫害、民族迫害,让纳粹甘拜下风,正如人权活动人士杨建利所说:“七十年前,纳粹德国的暴行让国际社会高度重视基本人权观念、拥抱普世价值的原则,今天的中国呈现了同样的威胁:单一和全能型的政党、一个‘领袖’、对媒体的全面控制、对外侵略的野心、对不同意见的粗暴镇压、虚构外部的威胁和敌人、沙文主义和国际政策上的伪民族主义。……中共还发明了关押上百万维族人(十分之一的维族人口)的‘再教育’集中营。这是一种与共产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和1984奥威尔数字极权主义相结合的成熟的法西斯主义,即‘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中共当局出动警察,一夜之间抓捕上百名秋雨会友的手段,若此后向全国推广,则与纳粹德国的“水晶之夜”如出一辙。

第三个层面,此次中共打压秋雨教会的方式,表明中共悍然取消了宪法中保障的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以及与宗教信仰自由息息相关的其他基本人权。宗教信仰自由从来不是单一的、孤岛式的自由与人权,它必然与新闻出版自由(比如,宗教团体有创办自己的媒体的自由)、教育自由(比如,宗教团体有创办学校和教育机构的自由)等紧密相连。如果宗教信仰自由外围的这些自由和权利被剥夺、被取消,那么宗教信仰自由就成了一棵没有土壤的树,渐渐走向枯萎。

在此次被抓捕的教会同工中,还有人被冠以“非法经营罪”和“非法出版罪”等其他罪名。同时,教会主办的三个教育机构:华西人文学院(主要培育讲师)、华西圣约神学院(主要培育牧者)、学堂(儿童教育机构)师生都受到冲击,警察深夜闯入女生寝室,骚扰和殴打女生。中共当局的这些作法显示,他们是一个全能型的极权主义政权(而不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所说的“韧性威权”),他们不容许教会自行印刷福音数据,也不容许教会创办教育机构,整个社会的每一个领域都必须在其直接管控之下——即便是人们的灵魂、思想和信仰,中共也要来踏上一脚。

第四个层面,取缔秋雨教会,也是中共打击公民社会的策略的一部分。教会是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英美文明的传统中,宗教改革五百年以来,教会既是宪政共和的政治制度的倡导者,也是资本主义伦理和利伯维尔场经济的催生者。可以说,没有新教的教会就没有西方的现代文明。因此,中共非常害怕教会带领公民社会“脱亚入欧美”、“因真理,得自由”,即便教会不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中共也对教会充满疑惧,恨不得除之而后快。

习近平政权在打压教会的同时,也对NGO、维权律师群体等公民社会的活跃力量辣手摧折。比如,即便是区区几个在校大学生申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声援宛如现代奴隶劳工的农民工,也遭到便衣警察的绑架,遭受“被失踪”、“被休学”的厄运。在北京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代,大学生可以相对自由地研究马列主义;而在号称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方针的共产党统治下,马列主义却成为大学生研讨和实践的“禁区”,这是多么有讽刺意味的历史与现实!

第五个层面,中共对教会的打压是全方位的、全球性的,不仅在中共政权的实际统治区内(包括中国本土和新纳入中国统治的香港),更将黑手伸向海外华人教会。习近平掌权以来,大大加强对海外华人教会的渗透和掌控。几乎所有海外华人的同乡会、同学会、商会、协会以及中文报纸、杂志、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等媒体,都有中共黑手介入。中共肆无忌惮地在这些群体和机构传播其邪恶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压制异见者,进而驱使相当数量的海外华人去窃取西方国家的情报和技术。

中共不满足于打压国内教会,更试图让海外华人教会对其言听计从、毕恭毕敬。海外华人是中共渗透、特务猖獗的重灾区。海外华人教会中的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丝毫不比在中国国内的教会多。在很多海外华人教会中,会友不能公开表达对中共的批评意见,甚至无人敢为国内教会被逼迫的弟兄姊妹祷告。公开声援国内教会的海外著名牧师和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常常受到密集式的攻击和抹黑。在很多海外华人教会,特务、五毛横行霸道,将异议者的言论汇报给中国大使馆,领取赏金;特务甚至还参与教会的财务管理,收集会友的财务数据,转交给中国的情报部门。相当一部分海外华人教会不仅没有遵行圣经的教导、成为世上的光和盐,反倒成为中共如臂使指的傀儡。而西方各国的政府对此一国家安全的破口也未能引起重视。

从以上五个层面透视中共对秋雨教会的逼迫,可以看出这是中共打压教会和整个公民社会的“大棋局”中的一个重要步骤。中共的所作所为证明它就是超越纳粹德国的“邪恶帝国”。中共的外交部长和外交部发言人,还有什么资格将“人权”这个词语挂在嘴边呢?

 

——转自《纵览中国》(2018-12-12)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50期,2018年12月7日—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