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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信:第三波义和拳运动是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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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21日

在中国,“爱国主义”一向是官方宣传话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近年来,“爱国者们”的抨击目标也遍及中国内外,乃至全球各地。但是,北京政论作家白信认为,“爱国主义”在中国已经被歧义化、污名化,并且培养出了新一代的拜物教义和“拳民”。

从2012年“9.15”抗议以来,以最近抵制D&G行动为标志,中国的第三波义和拳运动终于从反日到反韩发展到了2018年的反美/反西方。只是,相比萨德危机中国政府大规模动员民间的商业抵制,这次针对奢侈品牌D&G的抵制行动规模已经小了太多,似乎预示着第三波义和拳运动行将凋落。

但是,正值中美贸易战处于胶结时刻,北京官方媒体重提一百多年前的义和拳是一场爱国主义运动,为这场杯葛行动也为贸易战的中方立场背书。似乎,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重新借爱国主义的旗帜作舆论动员和道德基础,不仅将贸易战视为百多年前义和拳抵制“洋教”、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抵制洋货运动的继续,而且还呼应着法国总统马克龙不久前以爱国主义批评民族主义和美国的利益优先,一如习近平在APEC峰会上重谈太平洋战争的老调。

问题在于,透过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一百多年来义和拳运动一而再再而三地沉渣泛起却从未得到中共的真正反思,只要需要的时候就轻率地贴上爱国主义的标签再次动员,而中国知识分子也似乎没有认真思考过所谓爱国主义是否真的存在的问题,以至于,每次中国处理内外关系不顺的时候就祭出义和拳运动的法宝,以爱国主义的高调进行动员,并且将一切反对者轻易地划为不爱国者甚至“汉奸”。如此手法不仅见诸1999年以来的反美示威,更从2012年“9.15”事件后成为套路,借助社交媒体,先后以反日和反韩为主题屡屡掀起“爱国主义”的反对国际社会的运动。

特别是,进入习近平执政的第六个年头,也是的当年,随着中美爆发贸易战,中国当局一方面临时抱佛脚一般加紧修补与日、韩关系,另一方面转向反美/反西方、四处出击,仅仅最近数月就因为美国的航空公司的台湾航线、中国在瑞典游客行为不端、台湾金马奖颁奖致辞和D&G服装品牌广告等等商业或日常行为中包含的所谓“辱华”、“反华”或“分裂”意图,再度引发高频次的“爱国主义”抗议,在文革红卫兵之破四旧、火烧英国代办处等等第二波义和拳运动后,构成第三波义和拳运动的最新发展。

中国特色的爱国主义

如果审视中共意识形态话语里的爱国主义,就会惊奇地发现,这个习以为常的概念竟是那么贫乏和虚无,和爱国主义这个源自西方的概念及其历史全然无关。毕竟,在中国语境里,在官方表述里,在中国公众的理解里,现代的爱国主义却都基于几千年以来汉族人的中土观念,即以土地和江河地理的恋地情结为核心,并且以此种地方天圆的中心秩序观来想象和界分地域和种族差异,发展出中国现代的种族民族主义。理论上,它和北美印第安人的中土观——以自己部落为中心并根据地理距离划分与其他部落的关系乃至对世界的想象并无多少分别,只是印第安人无力抵抗白人而陷入灭绝。

譬如说,面对现代化冲击的反应是海外侨民回输的民族主义,和亚洲最早的共和国,但是只有面对日本入侵才产生了最初的爱国主义,可以光未然和冼星海1939年创作的“黄河大合唱”为代表。中共的抗战文宣仍然以地理象征为爱国主义诉求的核心,将大众的恋土情结转化为对国家的热爱,不仅代替了此前“保卫苏联”的国际主义主张,而且在与民族主义政党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与军事竞争中逐渐占据优势。甚至,1949年建政后,中共也迟迟未有发展出系统的民族主义理论,而始终以爱国主义作为其马列主义中国化意识形态的核心,无论是1950年代建政之初还是1989年遭遇生存危机之际。其间,最为著名的两首爱国主义歌曲,仍然继承了“保卫黄河”的中土观,以长江、黄河、长城等地理标志和疆域界限作为民众与祖国的具象联系:一首是1956年拍摄的以朝鲜战争为背景的电影《上甘岭》中的主题曲“我的祖国”,和1980年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开始会谈后催生的香港创作歌曲“我的中国心”,这首歌后来在1984年的央视春晚唱红,代表了1980年代的爱国主义主旋律。而1989年底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崩溃后开始的爱国主义教育,核心仍然是此种中土观的文化想象,辅以民族主义化的反殖民教育,并直接鼓励了1990年代所谓国学热的文化保守主义兴起,如此,才可能在1990年代末期终于转向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直至今天贸易战背景下的经济民族主义,而恋土情结的爱国主义则被“厉害了我的国”一般对中国模式的骄傲所代替。

宪政爱国主义

相比之下,欧洲中世纪之后所逐步形成的爱国主义潮流从一开始就是共和主义的,与公民对政治共同体的热爱有关,也就是作为一种美德的政治爱国主义,同时祖国意味着自由和制度,而非天然的现实。孟德斯鸠因此将爱国主义的核心视作对平等的热爱,或者如卢梭将祖国形容为“共同的母亲、共同的自由”。对于分散在广袤欧洲大地的德意志人民来说,如费希特,则从19世纪初复兴曾在中世纪自由城邦盛行、却为“君主的贪婪和暴政”所窒息的爱国主义,一种寻求精神自由的民族精神,例如结合普世主义的“欧洲的爱国主义”,或者说罗马民族主义。当然,随着后来民族主义的兴起,强调精神自由的爱国主义也逐渐被强调民族国家认同的民族主义所替代,后者终于在二十世纪发展成为民族国家间的惨烈战争和种族屠杀,只有在那个关键时刻,暗杀希特勒的施道芬贝格等爱国主义者才在民族主义的黑暗中熠熠生辉,激励了幸存的德国精英在战后将民主重建和保障人的尊严作为爱国主义的主要使命,也就是今天哈贝马斯所说的宪政爱国主义的开端。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经历了两次大战以及1990年代以来无数次民族主义冲突和灾难后,法国总统马克龙才在巴黎的一战纪念仪式上彰扬爱国主义、反对各种新民族主义。法国大革命中诞生的公民民族主义,在两百年后已经沦为保守、排外和威权的堡垒、政治堕落和煽动极端的代名词。

而中国的第三波义和拳运动中,不同于自由城邦、自由精神的欧洲爱国主义传统或者托克维尔式的、基于地方民主参与的美国爱国主义,中国的这些顶着“爱国主义”光环的运动充满排外、种族主义、崇拜强权、和极端主义的民粹情绪,所捍卫的不是个人尊严、自由和平等,这些在中国国内都是不可及的,而是虚无的、集体主义的“民族尊严”,如同无数爱国主义神话所炮制的,从霍元甲到抗日战争,从钓鱼岛到喜马拉雅,甚至连从用筷子到随地吐痰的习惯,都可能触发民族自尊心的开关,各种偏狭民族主义的噱头完全将爱国主义歧义化、污名化,也不再有人视爱国主义为美德,遑论值得热爱的基本政治价值。

“消费”作为武器

换言之,在中国,可能就根本不存在真正的爱国主义,相反的,被劣质民族主义的下流行动和话语所取代,爱国主义要么成为一种特权,要么成为流氓无产者的狂欢,也就是民粹主义的苟合。不过,也不同于一百多年前的义和拳——华北农民为主体的拳民们信奉的是明朝末年诞生的罗教(亦称无为教和罗祖教)所转型的分支,另一个分支则是后来更大大有名的青帮——第三波义和拳的小粉红们,他们所信奉的是消费主义,他们所抗议的,也是“外国”商业公司和商业行为,从大型超市到奢侈品,从航空公司到歌星,只要“辱华”的开关被触发,这些拜物教的新拳民就能发动一场非正式的经济制裁,以政治消费主义的抵制方式、以中国市场为筹码,报复那些敢于挑战或者无心冒犯的商业公司或者任何名人。于是,萨德危机后,中国政府无需施行报复,一篇环球时报评论就能动员起小粉红们抵制莲花超市和现代汽车,而对所有韩资企业的抵制很快就能演变为一场大规模贸易制裁。类似的,当T台上的特邀中国网红看到社交媒体流传的D&G公司“辱华”视频和抗议后,他们就和参加金马奖颁奖的中国演艺明星们一样,马上消失,天猫等电商也在第一时间“自觉”下降D&G公司货品,D&G公司的上海秀筹备便在几个小时内坍塌,带来数千万美元的损失。

这或许是今天中国的爱国主义核心,不是对自由和平等的热爱,不是对祖国的热爱,而是如同中国政府对全球化的热爱一般对消费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由衷热爱,淘宝成为祖国的象征,党对民族主义的操弄则以政治消费主义的面目出现,随时将民众的消费快感转化为排他性的集体怨恨,将中国公众的消费转为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干预。

不久前在上海举行的进口博览会已经展现了中国政府的这一雄心,而执政党也在去年的“十九大”上承诺以保障民众消费主义的“美好生活”追求为党的宗旨。当然,无论如何,第一波义和拳的失败最终催生了共和革命,第二波义和拳也在上山下乡之后迎来了中美关系的缓和,在即将到来的阿根廷G20峰会以及国际社会对WTO组织的改革压力下,习近平与特朗普的会谈或许也可能终结第三波义和拳运动。

白信为政治学博士、北京独立政治观察家。

 

——转自DW在线报道(2018-11-27)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51期,2018年12月21日—2019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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