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九年的初春二月，中共党史学界痛失两座重镇，一位是哈佛大学教授、《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作者麦克法夸尔（马若德）先生；另一位就是中共党内著名的异议者、《庐山会议实录》作者李锐先生。随着李锐的逝世，以《炎黄春秋》杂志为代表的中共民主派，已日渐凋零，进入谢幕时段（我认为此文中还是用“民主派”比较切题，下同）。

老成凋谢：民主派后继乏人

李锐先生逝世的次日，有关部门来电话，指责我昨天接受外媒的访问，要求我不出席李锐的追悼会。我说，我是李锐的朋友，他逝世了，为什么不能去悼念？请说出不能去的理由。对方无言以对。

我回想了一下对外媒的发言，大意是：一位中共老干部，敢于公开地表明自己对中共现任领导人的批评，这是前所未有的。接下来要看的就是，领导人会不会给李锐送花圈，或者出席他的遗体告别。观察气量和态度的时候到了。我还提及，李锐说过死后不盖党旗。

李锐虽然在病榻上批评过领导人，但领导人也说过“要容得下尖锐批评”，追悼逝者，展示“雅量”，此其时也——我这提示亦不为过。既然有关部门给不出缺席的理由，那么我就有理由去追悼。

二月二十日上午，我按预定时间去了八宝山殡仪馆。想去看看有没有关键的花圈，遗体是否覆盖党旗——我要见证历史时刻。

一路上碰到的熟人，都提醒我警察在盘查。离八宝山越近，警察就越多，我偕夫人坦然前行，未受阻拦。

告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官民通用的东礼堂举行。中共党内等级森严，李锐先生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却未安排在高官专用的大礼堂（原第一告别室），也没按惯例悬挂悼念逝者的黑布横幅。

迎面遇上蒋彦永大夫。他是赶在第一拨进去告别的，未被允许拍照。礼堂目前暂停入内，门外的高台上排起了长队。门口立着“谢绝拍照”的牌子，没有发放逝者生平的文字，一些外媒和港媒记者，被便衣精确地清出队伍。排了半小时队进入礼堂，颇感气氛诡异。门内有工作人员收缴吊客自带的鲜花，礼堂内没有奏哀乐。鞠躬后凝视逝者，李锐先生安卧在鲜花中，遗体还是被覆盖了中共党旗。仔细扫视众多花圈，仅看到刘云山、贺国强、田纪云等人的名字。

李锐先生表达过“不开追悼会，不进八宝山，不盖党旗”的遗愿，但“党是领导一切的”，既然无法占有其灵魂，也只好掌控其躯壳了。所谓“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与李锐先生同辈的朱厚泽、于光远、何方等人，虽在不同程度上被认为是党内异议者，只要逝者还有党籍，遗体都毫无例外地被覆盖党旗。逝者意愿得不到尊重现象，体制内也颇为常见，最著名的先例就是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曾亲自在火葬倡议书上签字，表明身后火葬的意愿。如今签字人中唯一还躺在水晶棺里的，就是毛自己。

慰问家属后走出礼堂，有不少熟人在交谈，得知习近平、李克强、朱镕基等也送了花圈，可能是被工作人员遮挡起来了，搞不清是“低级红”还是“高级黑”。送别者中包括《炎黄春秋》杂志的作者、编辑和读者群，郭道晖、杜光、姚监复等老先生均有出席，还有些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受难者，皆垂垂老矣，更多则的是体制内退休者及红二代，与我年龄相仿，鲜见有年轻面孔。据港媒估算，约一千五百人出席了今天的告别。我的总体感觉是——这个群体年龄偏大。

李锐之锐：性格决定命运

李锐先生是我认识的前辈中，性格最为特殊的一位。

第一次见到李锐先生，是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九日在《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联合举办的悼念胡耀邦座谈会上。李锐谈及自己与耀邦的交往和友谊，也不讳言工作中的分歧（如关于某人的人事安排和三峡工程）以及耀邦的大度，认为“他是我在几十年党内生活中第二个可以交心的人”。李锐提到的一个细节引起我的注意：胡耀邦逝世前两天，摄影师（杜修贤）经秦川安排，到耀邦家为他拍照时，按惯例要他笑一笑，耀邦说“我怎么笑得起来”。其中一张“苦笑”遗照，很快成为胡耀邦追悼大会上的标准像。稍后，我将李锐所述轶闻核对翔实，写进一篇悼文发表。

我们这些与会者的全部发言，《世界经济导报》曾以五个版面发表，导致该报被永久停刊。

本世纪初，我成为《炎黄春秋》杂志的作者之一，与李锐先生和其他前辈作者，不时在一些联谊活动和座谈会中相遇。

李锐口才极好，出口成章，他这一代学运出身的人物，与当下那批脱稿说不了话的官僚，不可同日而语。就我记忆所及，他在一些公开场合，对一些事件、人物的评论，总是直截了当，态度鲜明不留情面。

例如二〇〇四年七月，李锐出席《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一书的座谈会，他批评一九四九年之后向苏联“一边倒”以及左的影响，导致中国有几十年时间不尊重科学，不尊重知识。他说：“黄万里的遭遇是最典型的。黄万里的命运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我觉得他就是中国水利界的马寅初、陈寅恪。”

李锐先生指名道姓地谈到：八十年代力主三峡工程上马的，除了钱正英、张光斗一对老“搭档”，还有两位姓王的前封疆大吏对此最为积极，一是王震，一是王任重。方案上报到陈云那里，陈没有明说反对，批示要求水电部调研。当时李鹏代表水电部，提出水库移民问题难办，算是说了一句明白话。“主上派”又跑去游说邓小平，称工程完工以后，万吨轮船可直达重庆，把邓小平说动了。但工程上马以后，他们就改口说“万吨船队”了。这后半段的发言，在发表时被“和谐”了。

记得我发言时引用的数据不准确，李锐快人快语、当面提出纠正。会后他私下对我提及：“一九三八年在武汉，我与令尊见过面，那时我还是一个学生。”聚餐时，我注意到，李锐先生不大掩饰个人好恶。他耳朵有点背，即便坐得远，只要他想听你说话，会用手掌拢起耳朵听；某人就坐在他身边缠着问话，他却毫无反应。

李锐一生的命运，与他这种锋芒毕露、剀切透辟的个性密不可分。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宁会议上，他与时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的林一山，就三峡工程当着毛泽东面折廷诤，过后又受命撰文各抒己见。当时毛氏“高峡出平湖”的狂想几成定局，由此被搁置了三十四年。设若这项好大喜功的方案，乘着“大跃进”的东风大干快上，后面的那场“人祸”（大饥荒），为害之烈不知还要翻上几番。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李锐以其口才文笔，推迟了一场经济和生态的双重灾难，由是获得毛泽东的青睐，成为御用“兼职秘书”；但“伴君如伴虎”，一年后的“庐山会议”上，李锐以批评“大跃进”及议论“斯大林晚年”贾祸，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开除党籍公职下放改造，“文革”入狱八年，直至一九七九年复出，二十年间遍尝盛衰荣辱，皆因以天下奉一人。

李锐之真：秉笔直书党史秘辛

在我的经历中，亲见二人衰年变法，“破门而出”成为史学家。一位是《墓碑》的作者杨继绳先生，由新闻记者变“旧闻记者”，以翔实的数据和记录，将共和国史上惨烈的大饥荒展现给世人。另一位就是《庐山会议实录》作者李锐先生，他以亲历者的现场实录，首次披露了中共高层围绕“大跃进”的斗争和决策过程，成为研究中共党史的必读书，同时也是解析大饥荒成因的一把钥匙。《庐山会议实录》与李志绥大夫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从政治层面，一从生活层面，以不同角度立体解读了毛泽东其人，是对中共党史研究的重大贡献。

李锐先生能够完成这部力作，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

一、除了毛泽东兼职秘书的身份外，他既是庐山会议的亲历者，又被指定做7月31日和8月1日两天常委会的现场记录人。

二、复出后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离职后又主管《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的编纂工作，有搜集查阅资料的便利。

三、八十年代的体制内外政治氛围及党内高层的支持推动。

说到第三点，就不能不重提胡乔木。这位与李锐两度共事的毛泽东“文胆”、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主持者，一生有其多面性，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一九九二年增订版后记中，证实了胡的幕后推手角色及其在资料上提供的支持。这也令我对这位被称为“左王”的人物，有了较为立体的认识。当然，胡乔木支持李锐写书的用意，除了信史存真，还包括总结历教训、维护中共执政地位长远考量。胡乔木懂得“春秋大义”的利害，借机留下自己在庐山上的正面形象，不失为一种精明的投注。反观当下以禁言禁书为能事的文宣主管，若有胡乔木一半的见识和精明，也不至于如此讳疾忌医。

李锐的庐山会议笔记本，曾一度被陈伯达掠走，从另一角度证明当时的中共高层，懂得历史档案的重要性。记得有一次《炎黄春秋》座谈，李锐先生谈及他在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任内，亲历的一次销毁周恩来档案事件。当时邓颖超找到杨尚昆，说是恩来有一批档案，必须销毁。杨推说需要请示邓小平，邓颖超说那你马上请示，我就坐在你这里等。杨只好电话请示小平，获准把档案运过来，当场销毁。李锐作为组织部门负责人，被召到现场监督销档。他说自己曾拿起一份卷宗看，是某某某（章注：名字我忘记了）的专档。

我立时想起：曾有纪念文章提到，周恩来临终前与邓颖超有一段对话。周说，我知道很多事，但我不说。邓说，我也知道很多事，我也不说。李锐所述，印证了这一说法。小超（邓颖超）履行了与恩来的约定，将很多见不得光的党史秘密，付之一炬。

理想主义：“两头真”寻觅初心

关于中共一批老干部的“两头真”，我宁可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现象，不希望它变成一种社会现象，因为毕竟中间有一段失真了。不幸的是，当下体制内外“两面人”比比皆是，“双重人格”已成社会常态。

以《炎黄春秋》为旗帜的中共党内民主派，被认为是“两头真”的群体，李锐先生亦为其中翘楚。这批人中多数是在“一二九”运动前后加入中共，确曾怀有救国救民和自由民主的理想，且对国民党的腐败和对日政策感到失望。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是一个全世界知识分子趋向左倾的时代。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中共为摆脱困境，大力宣传抗日统一战线，吸引了大批学生和知识青年投奔中共，这些人与在“打土豪分田地”口号召唤下加入中共队伍的农民，素质完全不一样。整个抗战时期，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在很多场合大讲新民主主义宪政，主张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承诺实行三民主义，建设美国式的民主国家。那一时期《新华日报》等中共媒体宣传自由民主和普世价值的文章，相当一部分出自这批知识分子之手。

然而这批人的命运，与历史上加入农民起义队伍的知识分子们雷同。要么成为新王朝的辅佐，要么成为被祭坛上的牺牲。李锐经历延安整风，遭受过政治和家庭生活的双重打击。中共建政后，李锐作为中共革命干部，参与过建政时期的左倾，写文章宣传过土改。但作为体制内的文化人，他保护了曾国藩故居，发现了重要史料《唐纵日记》；他从一九五二年就开始搜集整理毛泽东的史料，并于一九五七年出版了《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尽管有参与“造神”的成分，但也成为李锐研究毛泽东的开端。

如果没有庐山会议，李锐也会成为“两头真”人物中的一员，但中期的迷失在所不免。亲历“大跃进”和庐山会议，使他看到中共体制的弊端和阴暗面，醒悟得比别人早；近二十年的流放和监禁，更积累了深刻的认识。这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幸运。

这批“两头真”在改革开放之初，确实想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和“党主立宪”，使中共在宪法在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推动国家走上宪政之路。不过，这种主张既有早年自由民主的理想，也有维护中共执政地位的考量。李锐在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兼青年干部局局长任内，主抓“第三梯队”建设，考察推送了两位后来担任总书记的人物。八十年代中期，中共实行干部新老交替，李锐等“一二九”群体因年龄原因退居二线，而大佬仍在掌握实际权力，中国的改革形成“爸爸已经退休，爷爷还在管事”的局面。李锐这段工作的功过是非，只好留待后人评说了。

炎黄春秋：一代人其鸣也哀

一九八九年学潮期间，李锐、李昌、于光远和杜润生四位中顾委委员联名，“呼吁学生与部队双方无条件撤退”。

“六四”事件后，政治体制改革停摆。杜导正先生创办了《炎黄春秋》杂志，成为党内民主派的要发声平台。李锐作为中坚人物，呼吁民主宪政不遗余力。他的历史贡献有目共睹，我就不一一详述了。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权贵利益集团形成，政治氛围日趋保守，言论空间收窄，《炎黄春秋》的老人们在体制内处境日艰，却仍坚守话语权。李锐的书也无法在大陆出版了，他曾抗议道：“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自由，我李锐就没有言论自由。”因海关扣留海外版李锐回忆录引发的维权公案，现已进入第七个年头。

不时有人质疑李锐：为什么不退党？他对女儿李南央的解释是“留在党内说话更有份量”。我记得李锐曾谈到：二〇〇七年十月，中共召开十七大，九十岁的他作为列席代表参加，分组讨论时跟李源潮一个组。李锐发了一次言，李源潮过来对他说，从现在起到会期结束你都不要发言了。李锐觉得深受侮辱，真想拂袖而去。考虑到自己留在党内的价值并守住话语权，才强忍着继续与会，直到十七大结束。

2012年中共十八大，列席代表李锐在书面发言中重提政治体制改革：主张从党内民主和差额选举做起，实现党政分开；党组织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各级党委不得干预司法；允许党内公开表达不同意见和批评领导人及党的政策；领导人离职后取消特殊待遇、不得干政；他质疑中国模式，重申“宪政大开张“和普世价值，清算苏俄模式，反对一党专政。这恐怕是他在党内会议上最后一次公开表达。十八大闭幕后，炎黄春秋杂志社和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联合在京举办了“改革共识论坛”。李锐与会，介绍了自己在十八大的小组会发言，指出：从中央到地方党组织，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许可规定的范围内活动。“政法委统管国家的公、检、法执法机关，同‘依法治国’的方针相抵触”，主张尽快废止各级党组织的政法委。何方、高放、杜光、郭道晖、江平、陈光中、资中筠、宋以敏、高锴等前辈也在会上发了言。会议最后提出一份《改革共识倡议书》，有71位与会者联署。

此时我对政治改革已不抱希望，在发言中有明确的表达：“我想重新解释三个名词：什么是旧中国？宪政中国出现以前的中国是旧中国。什么是旧社会？公民社会出现以前的社会就是旧社会。什么是改革开放？改革是要改革政治体制，开放应该开放党禁、报禁。”“可能很多人跟我没共识，我也不追求这种共识，因为在座很多老同志的心情我也理解，你们怀着革命理想风风雨雨几十年走过来，走到今天，可以说，你们的理想已经破灭了，但不愿意承认，还希望救党，我相信你们的真诚。”我坦承自己的心情是“死马当作活马医”，能救就救，救不了就算了。

此后的剧情发展，一如我所预感，李锐先生和“炎黄春秋”老人们的期盼，不仅没有实现，而且朝着相反的方向倒退。甚至《炎黄春秋》杂志自身，也在风刀霜剑下被劫夺，被迫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两头真”老人们最难实现的，莫过于超越自己。

“哀莫大于心死”，深刻反思之后，李锐先生真正大彻大悟。被“恩赐”予特邀代表的他，没有出席二〇一八年的中共十九大。其病榻遗言掷地有声，成为这位世纪老人的绝响。

李锐先生逝世后，我曾作小诗二首送别。兹录于此为奠：

一
空将遺蛻裹红旗，心路云泥哪得知。
七十年来一台戏，剧终谁是好男儿？

二
回首尘寰事不空，百年大愿众心同。
中华宪政开张日，俎豆馨香告锐翁。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九日北京风雨读书楼
二〇一九年香港《明报月刊》4月号
二〇一九年四月一日增订

——转自章立凡 Twishort（2019-04-30）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60期，2019年4月26日—2019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