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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目前大陆没有产生国际金融中心的基本条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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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8月22日

根据2015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报告,香港紧跟伦敦、纽约位列第三,依然是亚洲第一金融中心,新加坡紧随其后,亚太金融双雄间差距逐渐缩小,上海则跌出二十。

“超级联系人”是2015年香港官方对于香港未来的定位。港岛还能像历史上那样担负起连接中国内地与世界的“超级联系人”任务吗?四大金融中心之所以能够崛起,其中有怎样不可或缺的条件?腾讯思享会独家专访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在他看来,完整的普通法体系、宽松的信息流通环境和良好的生活条件是金融中心形成的三大基本条件,而对眼下的中国大陆来说,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无可替代,在可见的未来,大陆不可能产生国际金融中心。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丁学良

以下是访谈实录:

腾讯思享会: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这样的城市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的金融中心,其中共通的重要原因,或者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是什么?

丁学良:至少有三个最关键的因素。

第一,必须有一套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必须是从英国的普通法延续下来的,美国法和澳大利亚法不一样,澳大利亚法和新西兰法也不一样,但大体上属于一个家族,英国的普通法使得全世界所有市场经济,基本上都在一个法律背景下运作。

第二,必须有相对宽松的信息流通环境。金融是瞬息万变的,对于某一特定目标或任务而言最重要的信息,早收到几秒钟和晚收到几秒钟有重大的区别。我们谈中国或俄罗斯的金融问题,通常最后的落脚点都是:政府管制造成信息不通畅,这个时间差就造成了特殊国家的特殊经济现象。真相迟早是要出来的,哪怕不是百分之百,但是要看你在多长时间内掌握了真相。


畅通的信息流通环境是形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基本条件之一

信息流通的体系是不是尽可能透明?受到的阻碍是不是很小?媒体是主要的一块,同时包括政府发布的信息、统计数字等,也包括地方研究机构给金融体系或者是银行体系的评分、评级、评风险。有的信息跟做金融是直接相关的,还有一些信息看起来似乎不是金融的,但是它影响到决策背后的东西,比如政策、政治斗争、军事政变,领导人的身体健康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金融运作。

第三就是人员。当地的生活条件和自然环境、文化和教育、卫生等设施都要好到能够把其他的地方、其他的国家最优秀的人才吸引来,能够待得下去。


2014年3月1日,骆家辉和夫人离开北京时在机场留影,据说是忍不了北京雾霾。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现在北京的条件资源很不错,但仅仅因为环境污染,使得国际上很多第一流的金融人才不愿意来。因为他不能老一个人在这个地方,他的孩子也要来,要是自己的孩子在这儿得了呼吸道的毛病那肯定不行。这些东西都是很现实的。每个城市的文化生活、教育条件、卫生医疗都要牵扯到,因为人要在这里待下去。

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但是这三条是最根本的,少一条就很难成为好的金融中心。

腾讯思享会:伦敦城公司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报告显示,2015年9月,全球金融中心前三为伦敦、纽约、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是如何崛起的?

丁学良:关于香港的崛起可以讲很多,但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有一个比较好的法律体系——英国普通法。这种法律体系就很适合在全球金融方面的发展。

这个地方要做生意,相对来讲得是个安全的地方。至少香港被英国占领以后,中国大陆不断有战乱,这时候人们的生命安全、财产都得不到保障了,人们就要找避风港,不仅是身家性命的避风港,也是财产的避风港。有一部分人跑到欧美去了,大部分人由于法律的原因,跑不到欧美,而英国人统治下的香港基本上是个最方便的避难所。英国人在这里实行的税收制度也透明,而伦敦、纽约的税收制度还比不上香港的税率低。

金融中心很重要的一点,是人家把钱放在你这儿放心,政府不会用这种方式来抢夺人家的财产,这是很简单的事情。香港脱贫是在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抗战、内战和一波一波的政治运动,使得原来沿海地方很多的民族资本家跑到台湾,跑到东南亚,其中跑到香港的人最多。中国政治巨大的冲击,对香港的影响是很间接的,香港本地的企业家最早的一波就是来自于上海宁波。这是基本的状况。后来钱越来越多了,香港就把金融这个事办得越来越好了,它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街头,很多大陆民族资本家为避难来到香港。

腾讯思享会:过去60多年里面,尤其是大陆改革开放以后,在经济上,香港对大陆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丁学良:香港对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初期最大的影响,就是引进外资。以香港为跳板,让国际资本在中国大陆找到投资的好机会。这些钱很多是来自拉丁美洲的,有的来自贪官,有的来自于其他非法的经营。这些钱只要进入到香港的渠道是合法的,服从香港法律的管制,它是怎么来的就没有人追究了。

至于引进管理制度,这是第二步。改革开放以后,大陆无论是劳工还是土地,都比香港要便宜很多,当时香港最重要的几个产业——塑料、纺织等往大陆跑,后来电器行业也来了。这样腾架出空间后,香港才能做其他附加值很高的产业。

那时候香港的产业基本是往中国大陆沿海跑,条件很差的内地,比如西北地区,相比起来就很吃亏。沿海重要的大城市及周边地区发展起来之后,又往东南亚和非洲转移,只要这些地方愿意承担人力和环境资本,这就是所谓的产业迁徙、产业搬家。

至于香港的制造业往珠三角引,那是第二位的,比不上引进外资重要,因为外资重要是当时中国大陆最最需要的东西,很现实的问题,穷得一塌糊涂。香港在引进外面的制造业的同时也引进了外面的管理方法。香港在这方面是没办法跟台湾比,更没办法跟日本比的。日本的制造业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做得最好的,而台湾的制造业也比香港要好很多,从制造业角度来讲,对中国大陆的刺激主要是来自于台湾、日本、美国、韩国。

腾讯思享会:到现在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香港对大陆的作用还是引进外资吗?

丁学良:当大陆很穷的时候,香港引入外资就是雪中送炭;现在中国大陆有很多钱,这个功能就不像当时那么重要了,香港人现在担心的是自己以后该怎么办:还有没有其他的方面能够让中国大陆觉得自己还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起码有一点作用,就是“法律通”。商业上一旦遇到争端,某个地方的法律系统和法庭是争议双方都信任的,英国普通法的相对独立,使得大部分官司双方觉得比较相信这里的裁决,就不需要打架。

腾讯思享会:因此香港对中国大陆在经济上的影响是逐渐减弱的?

丁学良:那是中国大陆脱贫以后的事,开始最大的来源就是香港,第一桶金是在香港赚的。

腾讯思享会: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新加坡和香港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丁学良:新加坡把周边国家不干不净的钱弄来,只是不愿意这样说。比如东南亚有很多很腐败的国家,动不就动乱、军事政变、贪污横行,很多人在东南亚贪污的钱,或者是辛苦赚来的钱放在本国,货币还会贬值,往哪放?新加坡就是靠这样的机会发展起来的,跟香港最早期有点类似。

最早把这个段子讲清楚的是原摩根士丹利的一个分析家。他讲新加坡作为东南亚的金融中心就是把周边些不干不净的钱吸引来了,新加坡政府当然很恼火。香港把其他地方的钱吸引过来,马上就能够投资中国内地。而新加坡把钱引进过来以后,很难找到这么大的市场投资,很羡慕香港背靠中国大陆,所以新加坡要拼命地想办法来弥补这个地理障碍。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

腾讯思享会:如果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一旦削弱或者下滑,是否意味着新加坡地位相对提升?

丁学良:一样,这两个城市老是互相对着苗头。香港的规模稍大一点,新加坡规模小一点。但新加坡有新加坡的好处,李光耀话讲得很清楚,新加坡其他方面可能比不过香港,但最大的区别就是北京管不着新加坡。

腾讯思享会:现在香港稍微有点下滑以后,新加坡尝到实际的甜头了吗?

丁学良:是,新加坡拼命地向香港造势,说你那的钱不可靠了,到这儿来吧。

腾讯思享会:新加坡作为金融中心,以后的发展会比香港好吗?

丁学良:很难讲,只是目前看起来新加坡是一个比香港更安全的地方,但是在规模上,香港比新加坡大很多。而且新加坡是最近20年才发展起来的,但香港已经发展100多年了。所以香港经常讲,我们的环境如果还是这样糟糕,政治上再这样乱下去,我们的优势接下来可能会丧失得更多。

怎么样使这些累积下来的优势不丧失呢?不同阶层、不同背景提出来的方案不一样。有的人说最方便的就是不要在政治上跟大陆对抗,它在经济上就会给你更多的照顾,香港人叫“发糖”,小孩一闹就发糖嘛。或者是在政治上完全不理会它,但以后你自治的空间就越来越小,香港现在每天都在因为这个吵架。

腾讯思享会:北京给香港“发糖”的这种行为对促进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发展有用吗?

丁学良:发糖是能够帮一点忙的,但是帮不上太多忙。因为香港是个国际金融中心,不是大陆的国际金融中心,它跟上海不一样。上海要想撑下去,北京只要对上海经济支持就OK。但香港不是上海,不能仅仅依靠着北京的优惠来过日子,香港所有金融资产中,来自中国大陆和来自国外各个地方的比例差得太远了。

因为香港的税率很低,很多地方才愿意把钱放在香港。如果税率提高,你要把钱放在这里,赚了一点后就不想再过来了。


香港城市夜景

腾讯思享会:如果香港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削弱甚至丧失,对中国大陆的经济社会发展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重要影响?

丁学良:削弱,但不会丧失,起码比上海好,比广东好。百姓也不愿意看到香港的中心地位丧失,丧失的负担太大了,丧失有什么好处?

腾讯思享会:削弱的话对中国大陆有影响吗?

丁学良:削弱了以后,中国大陆现在进行的金融改革,得到的帮助就少多了。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它积累了很多金融运作的经验、软件、操作、网络,如果它的地位不像以前那么强,中国大陆金融国际化得到香港帮助的程度就会降低。

金融是个很复杂的事情。比如说中国大陆的股票市场搞得一塌糊涂,生产水泥和钢铁的经验已经积累很多了,因为这是看得见的东西,但管金融的经验是很初步的。因为以前中国没有钱,也没介入到全球金融大趋势中,所以在这方面香港认为自己有很多的东西是可以帮助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国际化的。如果以后的地位越来越削弱,在这方面的帮助就会少了。

腾讯思享会:在眼下的中国大陆,能产生像香港一样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际金融中心么?或者说,对于中国大陆来说,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否具有可替代性?为什么?

丁学良:不太可能。前面两个条件:一个是法律,一个是信息,这是我们最缺的东西,这是软件。我们国内现在发展的高铁啊,城市规模啊,全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啊,这都是硬件。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跑到中国大陆去,我的twitter不能用了怎么办?国外很多网站上不去了怎么办?我回来待着不能超过一个礼拜,否则我耳朵也没了,眼睛也没了,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因为我上不了电子邮件,我读不到全世界新闻中心的东西,我就傻眼了。只要在中国大陆待一年下来,我就跟中国大陆的人差不多了。

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法律体系即便不是完美无缺,也应是比较完整、相对公正的,这样你信息流通也是自由的,否则没法做金融中心。比如国内的股票市场变动得很厉害,两个礼拜以前发布的统计数字中间少了几个很关键的项目,这样对中国金融的运作是影响很大的,因为你要找到更可靠的信息来源是很费时间、很费钱的,情报机构最难做的就是收集信息,然后确认信息可靠不可靠。新加坡、香港,几百万人,基本上看看就差不多了,中国这么大,你能看出来吗?

腾讯思享会:但上海一定有这个抱负。

丁学良:上海、深圳、广州和北京当然都想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但成为中心需要创造一些基本条件,当然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上海陆家嘴高楼群

腾讯思享会:那么在目前来讲,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对大陆来说还是无可替代的吗?要是中国大陆一直没有这样的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会怎样呢?

丁学良:也不会一直没有,这是以后的事,我们不知道,起码现在为止是这么回事。有些初步的事,上海是能做的,但是到了高档的部分,国内这几个城市就替代不了香港了,现在有很多人跑到纽约、跑到伦敦,都是想分散风险。未来几年之内如果有变化,要看一个很重要的风向:媒体是越来越放开,还是越来越紧?越来越开还有点希望。

腾讯思享会 李大白 发自北京

 

——转自合传媒(2019-08-12)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68期,2019年8月16日—201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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