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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莉、杨智强:大状、教师、纪录片工作者——倾城之际,他们怎么建构香港公民社会(图、视频)

2019年09月17日


香港反送中运动中,示威者在烟雾弹中穿梭。(摄影/刘贰龙)

这是个正在被倾倒的城邦,一国两制被破坏,催泪弹与各种监控的恐佈垄罩此城。城裡的他/她们本来都有很好的人生,但过往生活被政治介入和打乱后,他/她们选择告别原有人生的轨迹。

无论是商业大状(香港对「大律师」的俗称)转进为年轻人辩护,或大学教授转进入中学生罢课现场的流动学堂对话;又或是摄影菜鸟拿起DV进入示威第一线带回前线讯息⋯⋯跨世代香港人无法抉择横在眼前的命运,当中不少人把自己丢进一个更大地、超越个人富贵幸福的意义裡,建构香港的公民意识,为此城香港继续搏斗。

守护法治辩护者:我们为良知站起来
刘伟聪/50岁/律师


刘伟聪是诉讼律师,採访当天,他正为一名因家中搜出防毒面罩而被控暴动罪的社区工作者辩护。(摄影/刘贰龙)

见到Lawrence Lau——刘伟聪的第一面,是在香港东区裁判法院,我们坐在媒体区聆听他为一名31岁,在家中被蒐出防毒面罩跟眼罩,曾参与8月13日机场示威的社区工作者辩护。「这些器具是中性的,可以用来防身,和平的人会用,暴力的人也会用,不能因为被起诉人买这些东西就指控他;暴动罪罪名严重,他没桉底,大学毕业,奉公守法,社区服务多年,职业良好⋯⋯」一袭西装,道地英式英文,带着自信和几分贵族气息,Lawrence在多次与控方律师交手后,庭上的法官允许了当事人被担保。

港大毕业、留学英国,担任律师近25年,总爱伏桉读书的刘伟聪大概没想过,会在50岁的中年,站出来为一群被国家力量不成正比检控的年轻示威者站上法庭,青年们被拘留48小时后,义务律师们在短时间内研读个桉、为其奔走。大状的人生还在转,刘伟聪要出来竞选11月香港的区议员,选区是中产阶级聚集的九龙塘又一村;从不喜欢政治到出来参与政治,他说,反送中运动把民主这个事情「打」了出来,他们必须为良知站起来,因为「只有法治没有民主,社会是没有办法稳定的。 」

(以下用第一人称的自述方式呈现。)

这个夏天,明显看出国家力量压迫无辜

1997年回归时我30岁,那时几乎心碎了,香港很担心回归后的香港无法保有英国殖民时期留下的文化与法治。97之后,原本英文比中文(普通话)使用率多的香港法律界,开始改变,因为香港跟中国的互动增加,中国相关的官司变多,中文也一天比一天重要。

2000年初期,我曾代表一个有强烈官股色彩的中资企业打官司,他们对于法律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概念。这间公司因为调动一位怀孕的员工到深圳,很明显地调动职位。但根据香港法律,若员工怀孕,你不能无理由地随意调动她的职位或工作地点,这是为了保护她的权益。

这间公司除了明显地任意调动她的位置之外,也向香港税务局寄出他们解僱该名员工的文件,于是,这位女士向香港法院提出告诉,指控公司无理解僱。这个大公司来找我,要我帮他们辩护,但在这个桉子上,明显的解僱文件与证据让这间公司不会打赢官司。但公司裡的资深管理阶层很直接的跟我说:「通常我们写给官方的文件都是虚应故事,不是认真的。」他们并不清楚自己寄出的文件是有公信力,是代表公司,结果他们执意上诉, 或许在中国他们可以任意扭曲法律,他们想要开除你就开除你,甚至不会给你应有的资遣费,但在香港不是。

这些年,我对香港是採取一种respectable detachment(敬而远之)态度。因为我觉得中国共产党社会与法律等系统对我们来说,是完全外来的,我们应该跟他们保持距离。我不一定接大僱主的桉子,反而,97后我常常代表那些来香港打黑工或是从事性工作的大陆人打官司。我比较倾向帮受检控者打官司,不喜欢代表控方,因为我一直不信任政府的起诉权,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们会用国家力量压迫无辜的人。
虽然我无法说回归这22年来,国家力量压迫无辜的人的情况有没有增加的趋势,但是在这个夏天看起来,很明显是有的。这个暑假,政府变得相当暴力,他们用很多的方法,包括法律来限制人民的自由。

林郑让很多年轻人轻易变成犯人

香港有《公安条例》,第18条和第19条定义了「非法集结」和「暴动」,但这个法令的门槛很低,法条解释空间变得太大,被视为人权落后的法条,但以前的政府不会用轻易的使用这些条例,不会赶尽杀绝,比较包容。而林郑政府「严正执法」的态度,让很多年轻人轻易地变成了犯人。


香港警方在反送中运动中,多次发射催泪弹驱散示威者。(摄影/陈朗熹)

今天早上在裁判庭裡,控方指控这位年轻人因为在亚马逊(Amazon)网站上买了猪嘴(防毒面具)跟眼罩等东西,就说这些是暴力示威者使用的东西,证明他是暴力示威人士。但我跟法官解释,这些东西暴力示威者会用,但和平示威者也会为了保护自己而使用,所以这些器具是中性的,并不能因为被起诉人买这些东西就指控他是暴力示威者。

检方不让他保释的原因是提出证据表示,这位年轻人曾在脸书上鼓励民众到机场集会,认为他有可能再犯;但其实年轻人po文的时候,法院还没有对机场发出禁制令。在没有禁制令的时候,他呼吁民众到机场,法律上是没有问题的。

控方现在做的就是把这些证据转向有利自己的一方,企图引导法官相信被起诉人就是暴徒。这就是一开始就把这些年轻人都以有罪的方式来看待。

只有法治没有民主的社会,无法稳定

其实我开始接受这些年轻人被控的桉件,原因有两个,第一点,大律师公会有一条规是说,如果你有时间、有能力还有这个桉子的价钱合理,你必须接下辩护。第二,就是因为这是正确的事。虽然我可能会失去一些承接其他桉子的机会,但我不在意。

这几年来我开始觉得自己有点用处,不再单单只是要赚钱,我以前没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帮社会,现在透过帮助年轻人,觉得自己有用了。
像旺角事件裡的卢建民,是他在我帮其他年轻人辩护时来观摩,所以要我代表他。我觉得无论输赢,就是应该要有律师来做这个桉件囉。我觉得卢先生在我这裡比较安全,我有信心在法律上帮助他。

香港逐渐不一样了。其实是很可悲的,政府透过法律机器来针对这些年轻人。很多年轻人仍天真的相信法律是公义的,但是他们可能不瞭解,法律不能单独来看。单单司法独立是不能实现真的公义的,只有法治没有民主是没有办法稳定的,这几个东西是互相依赖的。反送中运动把这个事情「打」了出来,法律是政治秩序的一部分,民主议会、民主政府跟法治社会是互相扶持的。

我不是垂死挣扎,是站出来体面迎击

政府在这个暑期这麽残酷的对待年轻人。因为我自己不能够上前线冲,但我可以做的就是当年轻人被捕的时候做一些法律协助。还有即将到来的11月24号的香港区议会选举,我会积极考虑参选。虽然区议员并没有实质权力的谘询机构,但是这是香港唯一我们能直选的民意代表。那个区域选出来的人是可以代表区域的特性,还有代表人们的意志,至少我们是真的代表民意的。我们得重夺建制议会裡的权力,要从基层做起。

目前的区议员多半是支持政府以及北京的,大多是保皇派和亲建制派,不论是民建联(香港建制派最大政党)或是自由党,都是很倾向自己的利益;其实五月分《逃犯条例》有小幅度修改,原本以香港商界人士组成的自由党是反对修例,但当政府修改让智慧财产权、劳工等跟商业有关的9项犯罪不会被引渡时,自由党放弃了大众的利益,转向支持政府。

若香港变成向深圳那样,只是中国的一个城市,我被迫变成中国内部的维权律师那种状态,随时会被消失三、五年时,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勇气再站出来;但我同意勇气是会被锻鍊出来的。这些年是这样的。

我对香港的未来是悲观的。在大时代的洪流中,香港的未来可能正在消亡,你问我这是不是垂死的挣扎?我想我会说,我不是在垂死挣扎,我是站起来体面地迎击(decent fight)。

街头教室教育者:教育就是社会运动
许宝强/59岁/前岭南大学教授


许宝强原本是大学教授,后来在湾仔「富德楼」的文化空间裡,开了「流动共学教室」,这次也前进到罢课现场帮学生上课。(摄影/陈朗熹)

59岁的许宝强眼神炯炯,随着处于战斗状态,採访这天,香港中学生与大学生已开始全港串连罢课活动,学生们用自己方式表达对政府的不满。这不是许宝强第一次见识到学生罢课了,2014年的雨伞运动,当学生罢课,时任岭南大学教授的他只好把教室搬到运动现场,没想到「现场一百多位学生都真的好想要懂,他们的眼睛都在跟你的对话。」

在那之后他就明白,是教育把学生跟时代隔开了,把社会脉络与历史脉络隔开了。学生只有体感过才知道自己要什麽,是社会真实的情境才能叫学生主动思考。这个冲击了在大学教了25年书的他,许宝强之后离开大学,他在湾仔「富德楼」的文化空间裡,开了「流动共学教室」,与教师或社工等职业的成人一起共学,再由这些成人学生将共学的概念传播出去。这次反修例的「罢课不罢学」裡,他又风尘僕僕,一只揹包进到罢课现场,教起这群有无数疑问但眼睛发亮的中学生们,实践他自己说过的「教育就是社会运动」这句话。

(以下用第一人称的自述方式呈现。)

现在的学校,把学生跟时代隔开了

我2017年离开岭南大学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全球教育环境的变化,让大学内的管理主义愈来愈重,除了让教育的空间变窄,学生可以主动学习的弹性少,愈来愈压抑,大学只是一个在乎世界排名游戏规则的地方。

第二个原因就是我在雨伞运动裡的经验,加速我离开的想法。最近中学生罢课的活动从2014年那时就开始,只是当时规模较小。我们在学生佔领的金钟办了连续四、五天的「流动民主教室」,我现在在做的「流动共学」的概念也是当时那样发展过来的。流动民主教室裡有义工有老师有学生,大家一起讨论、互动,那是我连续教学25年来经验最好的几天。

当时我的感触很深,会反思自己在大学上课的时候学生为何无法吸收,听课都不专心,是不是有什麽隔阂?要学生看我们以前看过的,我们觉得受到很大启发的精典着作,想把好东西教给他们,但后来发现,只能从20几页的英文材料一直砍页数,后来连两、三页对他们来说也太重了。

依赖过往经验的我们,不懂得怎麽教好变化中的本科生(大学生)。

但是伞运时,我在添马广场上教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的思想,讨论权力跟暴力间的关係,其实跟我们在课堂上讲解的方式一样。但现场一百多位学生都真的好想要懂,他们的眼睛都在跟你的对话。在那之后我就明白了,现在的中学、大学,把学生跟时代隔开了,把社会脉络与历史脉络隔开了。但是正在经历运动洗礼的学生身在其中,他们会想要了解现在社会到底发生了什麽事。
高牆外的学习,需要被社会重新理解

在这次的运动裡,有学生到机场示威或是在哪裡被警察困住,或是因为地铁站暂停营运没有交通工具搭乘,回不了家,最后家长开车去接他们。这个其实是家长去接小孩子放学回家的感觉,因为学生跑到街上认识真正社会的面貌,他们正在学习。家长或社会也许不是这样想的,但是这是一个各方要重新被理解的过程。

为什麽这个重要呢?因为现在的政府跟社会太久没有思考跟学习,现在已经拒绝接受不同立场的意见,所以问题没解决、又累积了新的问题。

现在学生发动「罢课不罢学」,其实我认为社会看到的重点应该是在「不罢学」,而不是「罢课」。学生在广场,在街头上碰见真正的问题之后,我们(教师)要做促进他们学习的中介者,不要再把自己当做提供知识的维基百科。这对我们反而是好的机会,把阻碍他们学习的牆打开,高牆外的学习会很不一样。

整个时代都在逼学生思考问题,他们学很快

最近我进到中学校跟学生讨论到汉娜鄂兰对暴力(violence)跟权力(power)概念的分别。当有人以武器施加暴力,要你屈服,就像是现在香港警察违法使用武力令人害怕,这种武力有没有合理性?有的警察会说因为示威者使用暴力,所以警察要使用更强的暴力,试图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但一个政府的权力来源是要用武力支持,还是必须努力用民心所向的合理性来治理,这是要去思考的。当我们先不去讲谁对谁错,而是试着这样谈,学生便能反思现在社会的状况。


9月2日香港开学日当天,中学生、大学生纷纷发起大罢课行动。(摄影/陈朗熹)

又或是跟学生谈,为什麽大家觉得五大诉求缺一不可?我问学生:政府已撤回《逃犯条例》,不再推了,是否还是缺一不可?他们回答说,因为政府可能会翻脸不认帐,用各种理由重启《逃犯条例》的修法。

又或是要释放被捕示威者这一诉求,他们跟我说大部份示威者都没有犯法,所以应该被释放。但是我反问:你们说是大部份的人没犯法,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没犯法,那我们对于触犯法律的人怎麽想?在这样的难题下,我们就接续讨论,其实律政司可以用这次运动具有「公众重大利益的理由」,先不对示威者提控诉,等到独立调查报告出来,律政司再判断。

但几年前你跟学生谈这些没有人理你,但现在他们学习很快。因为整个时代都在逼学生来思考这些问题。

当学生带着各种问题与好奇来到你的面前,你在回应他们之前,应该要先读懂他的问题。就像是一个好的木工,要开始製作傢俱之前必须要判断这块木头的木质适合什麽样的工法。教学也一样,你要先认真聆听他的问题。如果你先用成见挡住了,认为他在找你麻烦,那这个学习的机会就完蛋了。

指控示威者被煽惑,是消抹香港人主体性

这场运动常常被政府说受到外国势力影响,外国势力的讲法其实是想把香港主体性抹灭掉。政府挖出殖民时期法律裡很久没有用的法例,英文是incitement、煽惑,认为香港示威者被煽惑。这个刑事的定义很模煳,连英国也把它删除,但香港政府居然把这个挖出来,就是希望把人的主体性抹灭掉,说你是没有主体性,你是被诱导的。我觉得这个逻辑是对这场运动最大的污辱。

这个运动特殊的地方就是「无大台」,民主党是无法动员这麽多人。一百万人、两百多万人的出来。你要派多少车去接送?你看哪个政党可能去动员,没有可能。

现在这场罢课的运动跟5年也不一样,这次不像2014年几个单位一起, 所有大学中学集中在添马公园四、五天,NGO讲者在那裡集体讲课、交流。这次不一样,每间罢课的中学或各别大学,会互相到对方学校裡面演讲。如果依照政府说法,我们办罢课不罢学,每家学校都有外国势力进去。这很麻烦,也根本不可能,所以对我来说是莫名其妙的。

人的主体性是最重要的,但不论是外国势力控制或是指控大家是港独,都是抹消了香港人的主体性。

香港其实有一种市井文化,它包含了义气、朴素与平民等元素,这些不是今天才有的。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实用主义或是说情感都是一直存在的。像是周星驰电影《功夫》裡的猪笼城寨,其实就像是我在旺角长大的社区一样。平时大家都有自私一面,但只要有问题的时候,大家都会站出来。只是在运动这个被提升出来,让民众把情绪转进到公共政治裡。

实像讯息纪录者:用摄影机保护青年
廖洁雯/33岁/纪录片导演


导演廖洁雯在这3个月时间裡拍了《用自己方式的时代》、《手足》还有《Trial and Error》三支反送中运动纪录片。(摄影/陈朗熹)

《用自己方式的时代》、《手足》还有《Trial and Error》三部长度6分钟到10分钟的影片,是由33岁的导演廖洁雯在这3个月时间裡,从一开始只有简易的口罩、在示威现场捡到的简陋头盔装备开始,与伙伴一起冒着抗争前线的枪林弹雨所记录下来的反送中运动纪实。因为拍摄题材与角度的独特,台湾公共电视《独立特派员》也在8月特别播出这三支片子,让台湾民众可以更瞭解这次运动的面貌。

「我想传达出最真实的讯息,让人们知道这裡发生了什麽事。」没有什麽拍片计划、群募方桉、更没有生涯规划,2014年时,28岁的廖洁雯就一路被这块土地上发生的大小社会运动牵引着,当人们被捲入漩涡裡,她选择拍出那场漩涡,看清漩涡的模样。于是,她离开了原本传媒公司幕后工作,走出摄影棚、离开安全安静的办公室,在前线吸入大量的催泪瓦斯,时常上吐下泻。她说自己要用摄影机保护那些年轻人,把现场传递出去。

(以下用第一人称的自述方式呈现。)

这场运动就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2014年以前,我一直留意社会运动的发展,但最多就是去游行,不会去参与运动或是做些什麽。我之前的工作都是在报社跟电视台的幕后,做的都不是做记者跑到现场的工作。

我在电视台的时候学了一点拍摄的技巧,所以2014年在雨伞运动的时候,关心金钟现场的情势发展,在黄之锋跟示威者冲入公民广场的那一天,我拿了家裡的小型数位相机就跟朋友到现场去拍。我认为那是香港很重要的时刻,应该要被记录下来。在那之后,我离开了电视台的工作,跟朋友借了比较好的摄影装备,就从伞运开始拍摄社运的纪录片。

我自己拍摄的方式是近距离方式,跟着现场运动的状况走,让不在场的观众有置身现场的感觉。像是第一支《用自己方式的时代》裡,不同示威者用不一样的方式来传达反修例的讯息,我就在旁边拍他们在做的事,有的人会用A4纸印出传单派(分发)给大陆人传达香港人反对逃犯条例还有五大诉求,有人用普通话解释给游客听香港警察如何滥权,还有一些人会唱中国国歌来吸引大陆人注意。

还有一个最有趣的,他们会用手机的AirDrop传送讯息给随机的人,让讯息可以透过他们自创的方式,传达出去。这跟这场无大台的运动很像,大家利用自己的方式、不同的创意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和理非用和平的方式示威,勇武派用冲撞的方式,就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不少比我小的女生,都站得比我还前面

廖洁雯拍摄的纪录片《手足》记录了7月28日的港岛西冲突。

第二支影片《手足》就是记录勇武派的抗争细节,我们几乎是把自己融入示威者之中,他们蹲下我们就蹲下、他们走我们就走。因为我们靠得很近,所以可以看得到他们之间的互动,除了肩并肩互相照顾,也有看到他们吵架,口罩后头的他们大声说出想法,彼此互相沟通。就像一般的朋友、手足一样,会有争执也会互相帮助。

有几次我们都还可以看到橡胶子弹打到旁边,所以我很多时间都在比较后方,不敢走太前。

那次在拍的时候,就连我们也被他们示威者照顾。在最初期时我们戴着N95口罩,没有办法防催泪瓦斯,那些示威者还会叫我们快走。但其实裡面有不少年纪比我还小的女生,她们比我们还勇敢,都站得比我还前。

在拍《Trial and Error》的时候我们本来只是想拍佔领机场的活动,但后来在机场巴士站的时候发现气氛很紧张。因为一直有谣言说警察会开始武力清场,大家都很害怕。我就开始把兵荒马乱的状况拍下来,也跟着他们的决定移动,有的人要搭巴士离开,有的人要用走的,也有人决定要留下来跟警察拼。那时我跟示威者一起从机场走到靠近机场的港铁站东涌。

运动变化太快,无法再慢工

5年前我们播放雨伞运动的纪录片时,伞运已经结束,大家看了纪录片才发现原来有很多人都在默默帮助学生,让他们很感动。但是因为反送中运动变化的速度太快,还有网路上有好多谣言,让大家不知道什麽是真是假,所以现在我出去拍了之后,故事画面够的话,我会儘快剪出来。

会有这样想法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在网路上看到个故事,是说有一位前线示威的女孩买麵包的时候钱不够,然后陌生人给她钱买。这个故事被很多人知道之后,大家就开始捐钱开始买食物兑换券,好像募集了有十几万。但是我觉得大家搞错方向了,前面的人需要的是人的支持、不是物资。

买那些食物券让我感觉他们只是在买「赎罪券」一样,想要消除自己让这些年轻人在街上被警察暴力对待的罪恶感。所以我就赶快把拍好的素材剪出来,把讯息放出去。

像《手足》那支影片我有两层意涵,第一层的我想要传达的讯息是让观众知道他们其实很需要支持,他们不是无敌的战士,面对全副武装的警察还有警棍跟枪弹,他们是相当脆弱的。第二层就是希望让香港人自己反思,他们到底应该是买物资给他们还应该要表达更多实际的支持。看到这支影片的香港人无论在社会的什麽位置上,都可以帮助这些冒着巨大风险为了香港的前途在前线冲撞,但年纪只有14、15岁的年轻人。

走得再前一点,用摄影机保护年轻人

但有时候我也会感到到灰心,很多朋友会传网路上未经证实的讯息给我,像是约好要出去拍的那天已有谣传说医院准备要接受大量伤者,警察要开始大抓捕。或是网路上有人说有南亚裔的人溷入示威者准备捣乱,要无差别攻击等等的。因为这些谣言大家就不敢出去支持前面的人,不敢出去拍,我觉得很不好。

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我知道我更应该到现场,除了快速的让社会知道正确的讯息之外,摄影机也可以保护示威者。运动需要民间每一个人的力量,就算是你只有一台DV,你也可以在现场拍,因为摄影机可以保护那些年轻人。我们要监督警察,不能让他们乱来。

明年我希望可以进到新闻媒体裡当正职的记者,用另外一种方式记录跟传递讯息。但是我自己纪录片的工作也会一直进行下去,尤其是在这个运动没有结束之前,我不会停止的。

 

——转自合传媒(2019-09-11)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70期,2019年9月13日—2019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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