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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中国双城记——论中共建政70年

2019年10月08日

“十、一”:中国的双城记

今天10月1日,是中共建政70周年。在北京与香港这两座城市,出现了对比鲜明的景观。

北京,全城清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如临大敌,这里正在进行它的建政70周年阅兵典礼。犹如它的小兄弟北朝鲜,穷兵黩武,场面壮观,显摆凶器,戾气逼人。习近平高踞敞车,频举右手(这次不是左手了),企图藉此冲销它面临的全方位晦气;同时,向包围它的国际主流社会耀武壮胆,并进而威慑它的党内外政敌。然而, 这个70周年的大庆, 竟没有邀请一位外国领导人观礼, 如此肃杀的“大典”,何以言庆?

香港,是截然相反的另一幅景象。抗议的浪潮进一步升级,数以万计的民众10月1日走上街头,他们脚下踩踏着习近平头像,扯下官方悬挂的庆祝国庆的大幅标语,高呼“结束一党专政”“没有国庆,只有国殇”,迎向警方的暴力驱赶。他们与防暴警察在九个区发生激烈冲突,警方在荃湾首次用实弹射击了一名抗议者,从而再次把这座城市变成催泪瓦斯与燃烧弹的抗争战场。

一个世纪前的中国宪政运动

未知何故,在观望香港民众智勇双全可歌可泣的抗议运动之时,对比当下北京的军国主义氛围,笔者的思路竟回溯到了一个多世纪前的京城,浮现出了当年国会请愿宪政运动炙热的场景……

今日中国,恐怕已没有多少人知道109年以前的中国那场惊天动地的风云涌动了。

1910年,正处于清廷自1906年肇始的预备立宪阶段,其时, 光绪慈禧相继于前年去世。立宪的热望如火山一样在国民中爆发了出来,人心沸沸,血脉贲张。当年的基本态势是,向清廷要求立宪的,不仅有民众,还有各省咨议局、地方督抚乃至中央资政院;而海外梁启超和国内张謇,则是引领风潮的核心人物。

先是,十六省咨议局代表齐集上海开会并组成请愿代表团,于1910年1月抵达北京上书,要求速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清廷以“宪政必立,议院必开,所慎筹者,缓急先后之序也” 为由搪塞。

1910年2月,梁启超创办《国风报》于上海,发表《宪政浅说》、《中国国会制度私议》等百余篇文章,遂成立宪派舆论重镇。

1910年6月,各省议员和代表二度进京请愿上书,签名者达三十多万人,言辞激烈,意态坚决。面对此形势,摄政王于5月21日发布上谕,指目前财政困难,地方遭灾,匪徒滋扰,没有条件提早召开国会,仍以九年为期,届时召开国会,不准再请愿。

紧接着,梁启超发表《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驳斥摄政王的上谕,断言“全国之兵变与全国之民变必起于此—二年之间,……今日政府专制制度不迅速改变,不及三年,国必人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召开国会,为将来历史必无之事”。

请愿代表得知第二次请愿再遭拒绝后,立即决定扩大请愿规模.北京请愿同志会要求各省、厅、州、县成立分会,准备号召官农工商各界人士两千五百万人签名上书。

1910年农历九月初一,资政院召开第一次开院礼,议员二百名,钦选、民选各半。开幕之后,第三次请愿运动蜂拥而起,直隶、山西、河南、四川、福建、湖北、湖南、江西贵州等省先后出现数千人集会,而东北三省,尤为炽烈。奉天各地集会均超越万人,签名达30万。10月7日,奉天在北京的学生牛广生、赵振清趁请愿代表不备,竟各自从自己的腿上与胳臂上割肉一块,涂抹于请愿书上,高呼“中国万岁”而忍痛趔趄离去,众代表皆动容流泪。此次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来势之猛,均前所未见。湖北集会倡议“不开国会﹐不承认新捐”。在声势浩大的请愿运动压力下,十八个督抚、将军、都统由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联名奏请立即组织内阁、翌年开设国会。

清廷在国民运动声势及实力派官员合力震慑之下,作出让步,于11月14日(十月初三)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为五年,国会开设之前先设责任内阁。

梁启超得知,立即发表《读宣统二年十月初三上谕感言》,坚持立即召开国会。农历十一月,以奉天、直隶青年学生为主体罢课游行,第四次立宪请愿兴起。群情激愤,发动剪辫子,推举代表进京请愿,数百万民众蜂拥签名。有人当场割指写血书,要求朝廷还权于民,召开国会,实施宪政;倘能如愿,民众愿替朝廷还债。

十一月廿三,第四次请愿运动被清廷弹压下去。但是,经过这场狂飙突进式的精神日出,宪政主张,已经广被士林;中国这艘古老巨船,一波三折,开始向世界文明的主航道缓缓地靠近了。一年之后中华民国的诞生,这场运动是精神上的重要助产士之一。

这就是一个世纪前中国立宪派发动的四次国会请愿运动。其时国人无与伦比的热情及其可歌可泣的态势,堪比之前695年的英国大宪章运动,堪比之后79年的中国天安门运动,堪比之后109年正在进行的香港反中共运动。中国民气,屡起屡败,屡败屡起,绵延喷涌,不绝如缕。

历史的逆流

有鉴于此,目睹109年之后今天的中国,宪政竟成禁忌,权力中枢竟然不自量力大反宪政,公然反对自由民主,诋毁普世价值,顿有时光倒流,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一个多世纪的时光白白渡过?

很明显,这一错位来自共产主义入主中国。那是全世界被卷入的历史魔咒,是人类的空前劫运。在中国融入全球主流的历程中,共产主义导引中国步入了一段歧途,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回流圈。

就历史的眼光看,1949年共产党君临中国,是中国自十九世纪迈向现代国际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最大一次断裂,一段倒退;特别是毛泽东统治中国的27年的断裂与倒退,使中国人付出了极其惨烈的代价。

人们普遍关切的是,在历史长河中,当下中国位置何在?

毛去世后的四十三年,在其前期,是中国磕磕碰碰缓慢地从毛的歧路回头,放弃部分共产教条渐渐向国际主流秩序靠近的历史过程。在面临崩溃的极低经济水平基地上,中共引进部分市场因素,利用国际主流的善意、国际体系的漏洞以及和平秩序的时空,并因为当时人口结构中的廉价劳力和低人权优势,导致经济迅速发展,引发全球瞩目。

 

但是近七年来,由于共产统治遗产之反作用,由于北京政权对一党垄断性权力丧失的极大恐惧和焦虑,亦由于西方国家因一厢情愿的想象而松懈了对中共的警惕与压力,致使习氏政权正大踏步倒退返回毛氏暴政。 从共产国家内部的政治递嬗角度观察,它大体上相当于极权体制因改革而松弛之后重新“拧紧螺丝”的回光返照阶段;而由国际政治大历史角度观察,则是“冷战残局”的第二次收官阶段。

在应对这一局面时,习近平当局开出了哪些药方?

高度极权,重启个人崇拜;强行修宪,取消任期限制,从“集体领导”倒退回“定于一尊。悍然“称帝”,独裁自为。

加紧左转,重建党国意识形态初心:回归马克思,乞灵于毛魂,发“九号文件”,搞“七不讲”,冒天下之大不韪。声称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管传媒,党管企业,党高于宪法与法律。

钳民之口,强化封网,加强言禁报禁,重提“反动知识分子”,迫害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使之于狱中病亡,整肃知识精英许章润等大批教授,实施红色恐怖,逮捕维权律师,重走“反智主义”的毛氏歧途。

加强党管企业,黑打民营企业家;借御用学者放风消灭私有制,纵官媒称私营企业“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所有企业设中共党委和政府代表,吞并民营企业家财产,致企业家风声鹤唳,致使曾经的宠儿——吴晓辉、肖建华、马云、马化腾、柳传志……——惶惶不可终日。

放弃前朝的统治“铁三角”——权力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联盟,中国从民不聊生,进而到官不聊生、资不聊生和知不聊生;以致道路以目,千夫唾弃。

拆毁教堂,压制基督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法轮功……各类信仰群体,在新疆构建百万人巨型集中营;全面进攻公民社会,亮剑普世价值,扫荡宗教信仰。

放弃邓式韬光养晦,放纵军头八方煽火,鼓动好战言论干政。

咄咄逼人于南海,否定国际海牙法庭对南海诸岛及水域主权的裁决。

耀武扬威于台海,以利诱和威慑双管齐下直指民主台湾,吞并之心路人皆知。

废弃承诺于香港,蚕食港区自治地位,否定中英联合声明,削弱一国两制,干预香港的独立司法,摧残香港的自由法治。

加速扩张反自由的“中国模式”,以大撒币大外宣收买人心,以“一带一路”扩张势力范围,挑战二战以来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地缘政治格局。

中共踢到铁板

但是,习近平踢到了铁板。众目睽睽下,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自2017年美国新一届政府上任后,美中贸易战,突如其来,如狂飙骤起,愈演愈烈。 以此为起点,号称要“以牙还牙”的习近平政权,连连遭遇滑铁卢:从贸易战而科技战而金融战,由地缘政治而意识形态而军事较量,大批外国企业逃离中国,美中关系日益恶化,进而逐步滑向全方位的“新冷战”。

旷日持久的美中贸易战使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共被揭开画皮,打回原形,其破坏和挑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国家形象日益彰显,红色政权对民主国家的仇视和威胁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美国两党一致的对华强硬政策,欧盟27国外交官联合签署质疑中国“一带一路”的国家单边主义,欧盟近日决议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同罪,表明西方国家正在被唤醒,开始直面“中共威胁”的日益严峻的现实,并逐步展开了反制的共同行动。

美国的 《国防授权法案》出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转向了印太-战略框架: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越南连手遏制中共,最大宗高级军售台湾案、《台湾旅行法》等法案的出台,表明美台关系的升级已经无法抗拒。美英加澳等国频繁实施南海自由航行军演,都日益清晰彰显了北京的红色强国梦面临的毁灭性前景。

美国副总统彭斯演讲被视为美国对华总战略。而近日美国总统川普在联大演说,一改往日模糊辞藻,直指“中国不仅拒绝其承诺的改革,还采取了一种建立在大规模贸易壁垒、巨额国家补贴,操纵货币、产品倾销、强迫性技术转让,盗窃知识产权,以及在大范围偷窃商业秘密基础之上的经济模式”。

面对空前孤立,北京仅有俄国、伊朗、北韩可能抱团取暖,却都是半心半意,并非盟国,均有各自盘算,意识形态亦非统一。

这次70年大庆没有任何一位外国领袖出席,就是当下中共外交地位的明显像征。

香港代全球发声,直击红色帝国

黑天鹅冲天而起,香港震撼全球。北京未能预料到,是香港,成了它最大梦魇。令中共当局坐卧不安的是:持续四个月的香港反送中抗争业已扩展为对抗中共的惊天巨澜,港人的五大要求—1、彻底撤回修例,2、收回612暴动定义,3、撤销对今为所有反送中抗争者控罪,释放所有抗争者,4、彻底追究警队滥权情况,5、重启政改,立即实行双真普选¬—已经获得国际舆论普遍支持。虽然香港特首已正式撤回修例,北京已先败一局。然港人仍不屈不挠,坚持全面兑现要求。北京在香港面前,进退维谷,颜面丧尽,陷入全球孤立的境地。

美国川普总统在中共70年国庆前夕的9月30日推文说:

“作家兼中国专家乔纳森·沃德说:‘多年之后,美国终于意识到北京的计划和抱负,希望使我们成为21世纪经济和军事上的超级大国。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是美国终于做出了响应(谢谢你,川普总统)。贸易方面是这样,军事竞争方面也是这样。’我们赢了,我们会赢。他们(中国)不应该破坏我们与他们达成的协议;……”

联想到他在联合国大会警告中国:美国一直严密注视着香港局势的发展,“全球都在期待中国政府严格遵守与英国政府签署的并得到联合国确认的具有约束性的联合声明,中国在这一联合声明中承诺保护香港的自由,香港的司法体制以及相关的民主生活方式;”

联想到美国国会《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即将出台;

可以断言,香港民众的抗争已由“反送中”转为“反中共”。他们的目标已经昭然于天下:香港是国际文明世界的一部分,应是有普选权的法治自由的香港,香港不是共产中国大陆的一个城市。

由于中国大陆已经被惶恐不安的当局严厉噤声,中国已经成为无声的大陆,当仁不让的香港、台湾,正在代中国人发声,正在成为中国的代言人。特别是,经历了两百万人浩大示威,经历了四个月可歌可泣抗争的香港,已经成了全球新冷战的第一战线。它已经敲响了中共的第一声丧钟!

冷战残局:5 vs. 120

基本的大势已经昭然天下,上述习氏药方接连败退,只是自取其辱。用他们老祖宗马克思的句法:第一次以悲剧收场,第二次则应是以闹剧喜剧扫尾了。

冷战于30年前在主战场结束后,共产主义已经失败。现在国际社会与中国面临的是冷战残局,是最后“收官”阶段——给冷战失败画上句号,加载历史。

这一残局最清晰的数字标识是——“5 vs. 120”。

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数据显示, 21世纪初,在全球192个得到国际承认的国家中,有120个属于选举制民主国家,全球有60%的人生活在经民选上台的领导人的管理之下。

而共产党国家,经1989-1991苏东波共产主义大溃败之后,目前仅残存5个:中国、北朝鲜、越南、老挝、古巴。其中,北朝鲜已经在其“宪法”中剔除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词句,成为一个金氏世袭的家天下极权专制王朝。越南除经济改革外,目前在最高政治权力更替中引入了选举竞争机制,并在外交上向美国靠拢。老挝则与越南亦步亦趋。古巴独裁者劳尔.卡斯特罗,在其兄见马克思后,内外交困,风雨飘摇,充满了不确定性。

这就是说,共产国家,命悬一线,其存亡完全系于中共政权这一孤家寡人身上了。茕茕孑立,八面风来,百国“围观”,能不颤乎?

5 个共产党国家与120个民主国家对峙。结局如何?恐怕不再需要劳驾肯尼迪和里根总统再去柏林墙发话了吧?

把全球120个民主国家所走的普世大道称之为“邪路”,把千夫所指日暮途穷的光杆司令所走的独木桥“特色道路”称为“正路”,这正是真理部颁布的“宇宙真理”,也是其独家使用的“特色汉语”。不能说中宣部一点创造性也没有的。

与北京当局夜行吹口哨壮胆的“三个自信”不同,中共中央党校的一位教授(由于这位教授未获接受国外媒体采访的授权,因此他要求记者不要透露他的姓名。)曾表示:“我们刚与一大批极具影响力的党员举行了一次研讨会。他们问我们,在我们看来,党能执政多久,当党垮台时我们有什么应对计划。老实说,每一个中国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但这恐怕很难回答。”(引自BBC)

其实,已经有人在用行动回答了。中国裸官家眷们、富豪们和欧美银行的资金一起,就“像能预知大地震的动物一般”逃离中国。这就是他们的应对计划。华人首富李嘉诚已经携带财产“脱中入欧”了。他最近遭到中共宣传机构的辱骂,一则表明北京企图转移港人的抗争目标,二则表明他们对李嘉诚的免于公私合营的先见之明之恼羞成怒。其他中国企业家虽然运气不如李嘉诚,但仍然在竭力做两种选择,其一,是用脚投票,财富流亡,海外置产;其二,是留驻中国,联合起来,改造制度,拒绝充当待宰的羔羊。

资本的嗅觉超级灵敏。它就像地震将临前,纷纷出穴逃亡的动物一样,对政治气候有本能的直觉。企业家及其资本的动向是中国政治的“地震预测仪”。

类似东欧与前苏联当年的精英人才逃亡潮,继中国人在1989年后的精神大流亡之后,无论中共如何堵截,中国大陆权力和经济精英的物质大流亡必将势不可挡。

回想上世纪戈尔巴乔夫时代,大约一九八五至一九八八年之间,在与西方的民心竞赛经济经赛外交竞赛军备竞赛已显露败象,异议知识分子日趋活跃,弥漫于前苏联的公开化透明化已势不可挡时,许多苏联与东欧的党政精英意识到共产主义大势已去,相当一批有办法的体制外精英流亡西方,而体制内精英大部分做出了“换船”的决定。官僚们并不是有组织行动,而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被称为“弃船现象”。

而这一弃船行动所导致的历史后果,现在已妇孺皆知了。

蒙不过三代

几天前,一直不太喜欢谈论意识形态的美国总统川普在联合国大会上痛批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指出社会主义幽灵正在毁坏我们的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不关乎平等和正义,事实证明它只是服务于特权阶层的权力。他并重申,美国永远不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此之前,川普还指出,极权主义与现代科技的结合是对现代人类的最大威胁,而过去的一个世纪,共产主义制度屠杀了一亿无辜的人民!

目前,习氏政权还在夸夸其谈其“两个一百年”的春秋大梦。如果一个已经被历史、被世界公认(统治者内心也承认)为已经失败的制度(共产主义),还想欺蒙他的国民说它将长命百岁(譬如2049年庆祝建政100周年),甚至千秋万代,这就太侮辱其国民的智商了。

事实上,迄今为止,历史上所有共产党政权,其寿命没有一个超过了74年的。

历史上一党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要算苏联共产党和墨西哥革命制度党(PRI),苏共执政74年后下台,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则连续执政了71年退位。

在我看来,74年并不是一个纯粹偶然的数字。实际上早就有人已经注意到了共产国家“七十大限”的问题。一般而言,一代的时间长度为25年,74年基本就是三代人(考虑到人类寿命延长的普遍趋势,不妨以80年为三代人的时间长度)。

人们恐怕还记得,北京很早就反复宣传并诅咒过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 Dulles)的预言,以警戒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精英们。1954年,杜勒斯预言说:“……社会主义国家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的变化。”他告诫人们,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要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和第四代人的身上。

前苏联与东欧的演进,惊人地兑现了他的预言,那里有某种深邃的政治直觉。

这与科学界的普朗克定理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取得胜利并不是通过让它的反对者们信服并看到真理的光明,而是通过这些反对者们最终死去,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长起来。”

笔者简括言之,就五个字:蒙不过三代。

对于像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背逆人性的政治理论,如果不幸而君临一国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则其依赖蒙蔽信息和暴力谎言持续性专权统治的年限,不会超过三代;即是说,有个“八十年大限”在管着它。

何以八十年?因为大约是三代人时间。何以“三代”?因为代际权力蜕变需要两次代际衰减。实际上,上述意识形态攫取了政权后,因其祸国殃民,故在国际竞争与国内执政中,很快就显露败象。但是作为国教的意识形态已经衍生出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的遗产,该遗产需要两代人方能消化殆尽。“蒙不过三代”(八十大限)也者,不过是历史观察的结论。它显然与人的寿命长短有关。对共产国家,必须是第一代打江山者完全离世之后,变迁才会降临。即是说,中国政治的变迁节奏与统治者的寿命是亦步亦趋的。

八十年大限

有鉴于此,联系到上述109年前的中国宪政大潮,联系到戈巴乔夫后期前苏联的“弃船”现象,再联系到台湾上世纪70年底末风生水起的宪政运动,虽然各自的情势与当下中国大陆有种种不同,然而其最核心的部分和逻辑是似曾相识的。无需太强的洞察力,也可以发现大体上可以用如下三个参照体对当下中国进行历史定位:

1)晚清慈禧扑灭“百日维新”后又被迫“预备立宪”时期,特别是1910年的宪政运动时期

2)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

3)上世纪台湾蒋经国执政的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

以上述三个参照系为坐标,我们可以标识当下中国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

北京当局当然也看到了这一大势。为恐吓党员与高干,中共党内常常放映它自己制作的解释前苏联解体的电视片。(虽然俄国没什么人愿意回到前苏联,而去过俄国旅游的中国人,也知道俄国人平均生活水准比当下国人强)虽强作“自信”状,但不自觉地流露在他们精心制作的影片中的那种混杂着恐惧、怨怼、兔死狐悲的心态,仍然是一览无余。这就把他们的“三个自信”纸糊灯笼戳了一个洞。

当下中国局势,令人无法不联想起前清的灭亡。在前述1910年宪政运动中,梁启超先生曾经在第三次请愿前说“现今之政治组织不改,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1916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必无之事”。1911年3月,满清宣统朝廷为回应汹涌而来的立宪要求,组建了一个“内阁”,其中竟然绝大多数成员由满清皇族组成,史称“皇族内阁”。对于“皇族内阁”的出台,梁启超愤懑至极,谓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1913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可迎刃而解。”

事实上,就在“皇族内阁”的出台的当年——1911年,武昌军兴,满清一朝覆灭了。果然,“宣统五年”没能存在于历史上。

今天,共产党君临中国已经70年了。笔者虽不才,仍愿意追随梁任公108年前的预言而断定: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年”九字连属成一名词者。

谓予不信,请洗耳恭听香江的怒涛,请拭目以待神州的大潮。

何故?蒙不过三代,八十年大限也。

当今中南海主政者,面对香港不屈不挠百日不衰的浩荡民意,面对以美中贸易战肇始全方位新冷战的围堵,面对经济快速下滑民生日益艰难的无声大众,面对共产主义败亡三十年后的共产党绝境,何去何从?恐怕日日夜夜都在辗转纠结之中。

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曾说: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

是顺应历史,还是逆流而行,一切都在你们一念之间。

阿门!

——转自《纵览中国》(2019-10-01)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71期,2019年9月27日—2019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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