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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香港之危能否转化为中国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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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27日

 

上周日(24日)香港的区议会选举成为变相公投,北京在香港的代理人和支持者遭到彻底惨败,将半年多的香港危机推向一个令习近平更难堪,也更无法收场的困局。这个结果意味著无论习选择对香港民意做实质性让步,还是选择施加更大的恐吓压力,都要付出无法承受的政治代价——因为接受美国“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提出的条件,让香港实行真普选,不仅意味著北京当局颜面尽失,更意味著“台独”和“港独”乃至“藏独”、“疆独”都会倍受鼓舞,以至内地的“分离主义”势力也会抬头。而选择加大恐吓压力,则北京不仅在香港无法实施有效治理,在全球的形象和话语权也将蒙受超过六四所付出的代价。习近平成为世界第一恶人、中国成为全球第一流氓的国际形象将由此定格。

那么,由港人借区议会选举表达民意所带来的这个结果,会不会像选前陶杰先生所希望的那样,令香港“转危为机”呢?陶杰没用“转危为安”的成语,而是巧妙地改为“转危为机”,给所有人提供了想像和讨论的空间。转危为安显然不现实,因为北京应对香港危机的失败已经令香港社会遭受巨创,不少港人,尤其是富人和菁英都做了“出走”的选择,香港即使不至于速“死”,也绝不会有任何意义上的“安定”和“安宁”。如此说来,“转危为机”是否就成为无稽之谈了呢?

激进的“分离主义”者显然不这样看,他们认为既然港人的民意表达说明北京不可能对香港实施有效治理,就必然意味著香港的分离主义者有机会实现一种与北京或与北京的代理人分庭抗礼的政治格局。我以为这种想像过于脱离实际。北京没有能力有效治理香港,但现在依然有能力阻止香港独善其身,这从整个香港危机发展与今年的大爆发中应看得很清楚。港人不仅有足够的社会和文化资源实现充分自治,也有足够坚定的集体意志抵制北京的奴役统治,但毕竟北京拥有绝对的暴力优势,更重要的是,内地的社会与政治生态,令中共专制下的多数民众,很难理解港人的自治诉求。内地人与港人在政治观念和政治文化上的巨大鸿沟,是北京当局不让港人自治最雄厚的社会基础。因此,在我看来,理解香港能否“转危为机”,很重要的一个分析角度,就是看香港危机的进一步发展,能否从根本上动摇和改变这个社会基础。

以王庚武为代表的一些海内外史学者一直持这样一种看法,那就是支持港人自治诉求的文化和历史资源,其实不仅来自被英国殖民的经验,还有整个南方中国的海洋文化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共近三十年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功,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调动了这部分资源,尤其是在港台和海外华人身上体现的这种资源。也就是说,以中共改革开放为契机,善于应变的南方中国海洋文化与北方中国强暴的大陆文化结盟,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崛起。习近平穷尽心力化解不了香港危机,反而导致港人几乎整体反叛。这一重大事变意味著中国南北文化结盟终因北方强势的政治文化僵硬而破裂。1124选举的结果告诉世界,香港危机不是中国善变的南方文化危机的结果,而完全是僵化的北方皇权文化危机的产物。这固然给香港也给世界带来动荡的风险,但也意味著南方文化再造中国、也再造香港的机会。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2019-11-26)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75期,2019年11月22日—2019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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