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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港人抗争点破重构中国秩序的主题

2019年12月20日

2019即将过去,在这充满敏感日子的一年,令关注“国运”者最感惊讶的,莫过于港人震撼世界的伟大抗争。虽然前途未卜,但这一抗争对未来中国秩序影响之重大和深远,已不容置疑。

西方文明崛起,迫使每个文明都别无选择,或被动接受西方发明的现代秩序,或自主建构现代国家。除少数地区,这个过程无不冲突叠起,激荡不已。为甚么会这样?为甚么其他文明非要做这种代价和风险都十分巨大的调整呢?过去中国流行的解释就是,你不学西方样,就会被西方人欺负。这个说法曾激励了无数志士仁人奋不顾身,去建构一个不受异族欺辱的“新中国”。但今天中国人面对的现实是,国家的强大,不仅没有给国人带来集体尊严,也没有带来个人尊严,因为中国还是一个自己人奴役和欺负自己人的“大国”。习近平喜欢谈中共的“初心”,难道今天中国不怕西方欺辱,却纵容欺负和奴役国人的局面,就是中共当年的“初心”吗?

中国的“现代化”为甚么会走到今天这样一种既尴尬、又危险的困境呢?这种困境与中共又有甚么关系呢?清末民初,当时的变革者就形成了这样的主流认知:推动地方自治是建构现代国家的必由之路,因为只有这条路才可能完成从“官治”到“民治”的转变,完成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变。1919年前后,也就是整整百年前,这种认知的实践达到了高峰,虽然天下纷纷,但地方自治的进步给民国的经济和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活力。不幸的是,在苏俄干预下,一代急功近利的中国政治家,再造了改朝换代的传统,挫败了脚踏实地推动地方自治的地方精英,把现代国家建构引上了建设“党国”和“党天下”的邪路。国共两党是这一过程的孪生兄弟。

国共虽以死相拼,在打压地方自治方面却相当一致。国共争天下,致使生灵涂炭,毛泽东的“不断革命”,更耗尽了“乡土中国”的传统道德资源。今日中共治下的大陆,之所以陷入“改革改不动、革命革不成”的困境,根本原因就在于“党天下”消灭了社会和地域的自治,必然造成道德资源的全面枯竭。在这个大背景下,港人居然能实现如此大规模的持续抗争,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香港是一个社会自治的共同体,社会自治为这样持续的大规模抗争提供了必须的道德资源。

此次港人不懈的英勇抗争,不仅巩固了台湾的自治,也给国民党带来灭顶之灾。而习近平则在特朗普的压力下,未敢出兵香港。一个自治的台湾,加上一个半自治的香港,面对的是曾竞争“一统天下”的“国共”这对衰老且腐朽的难兄难弟。这一格局,有没有可能给千疮百孔的大陆,带来一条生路,让整个中国文明走出自相残杀、自我毁灭的险境?美国和国际社会对习近平的有效节制,以及台港年轻一代守住家园的坚定,给了我一点希望。

这个希望就是“地方自治”能够成为建构未来中国秩序的主题,这个主题因港人的韧性抗争而被点破。中共曾以改朝换代的话语得天下,现在习近平又以“反自治来保独裁”。港人抗争的实践表明,反共话语,或者说改朝换代的话语未必对自治有利,而自治的追求则有可能赢得更多力量来反制中共。反自治的中共不会有未来,而一个不能自治的中国,也不会有未来。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2019-12-10)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77期,2019年12月20日—2020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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