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是中國傳說歷史中的人物，是五帝之一，也是我的名字。其實一開始父母給我的名字是“信”，一個日本電視劇“阿信的故事”裡面的主角的名字——父母希望我可以像那個主角一樣，遇到挫折不放棄，為人生目標獨立奮鬥；但由於“信”多用於女生，所以我爺爺就為我選了一個更有霸氣的名字。

1990年出生在廣州的我，處於一個經濟與社會高速發展的年代。獨生子女的我究竟成為一個小皇帝，還是像我父母希望的那樣，為人生目標獨立奮鬥呢？

因為當時我爸是警察經常要出差，而且我媽也要去上班，所以我的幼兒園是“存託”，也就是夜晚不回家在幼兒園裡過夜的幼兒園。其實我自己是很不願意留在幼兒園過夜的，因為夜晚不能夠見到爸媽。可能是因為不想讓我傷心，每次我問我媽媽為什麼其他小朋友能夠夜晚回家睡覺而我不可以的時候，我媽就會告訴我：“這樣可以鍛煉你的獨立能力啊。 ”“獨立能力”，什麼叫“獨立能力”？當時才3歲多一點點的我怎麼知道。這份不安很快就被歡樂的生活覆蓋掉了。

我記得的幼兒園的印象就是，夜晚吃完飯，大家坐在一起看電視時的情景。記得當時每天晚上5點左右就開始“電視撈飯”，就是邊吃飯邊看電視。因為5點的時候，香港電視台開始播動畫片。廣東話翡翠台、本港台的全看了，就連英文明珠台和國際台的都不放過，基本上能夠看的全部都看了。然後香港新聞，電視劇都不放過，一直看電視，到9點左右就熄燈睡覺。

不過印象最深刻的是這兩件事。 1997年左右，忘記具體時間，幼兒園的阿姨把我們聚在一起看一個領導人逝世的直播。當時我不知道那個“領導人”是誰，只看到阿姨在默默地擦眼淚，長大後才知道這個逝世的領導人的名字叫鄧小平。

幾個月後，電視直播香港回歸中國。我全家一起坐在電視機前面收看了這一移交儀式。當英國國旗下降，中國國旗升起時，我的感覺就是我的祖國真是非常強大，我和爸爸還取笑香港部隊的正步好像沒有吃飯一樣沒有力氣，而中國解放軍就完全不同。看著英勇的解放軍冒雨進駐香港的畫面，感覺就是像從幼兒園聽到的解放軍英勇抗日、擊退敵人的感覺，對英勇的解放軍有著一種不可言喻的敬意。

1998年起，廣州開始了所謂“一年一小變，三年一中變，五年一大變”的整體穿衣戴帽的基本建設工程。由於這個原因，我們一家搬到了一個土牆瓦頂的平房裡暫住。修煉法輪功的母親也從平時常去的在廣州越秀區沙面公園的練功點，移到新家海珠區附近的練功點。

當時可以說是法輪功的全盛時期，法輪功的練功點遍地開花，遍布城市裡的每個角落。大的練功點設在體育場和公園內，小的在住宅小區內都有。而且很多退休了的法輪功學員像我外婆都會一天跑幾個練功點練功，因為反正退休了沒有什麼大事要做，練練功有益身心，並且可以多交朋友。所以，更換練功點對於我媽媽來說影響不大。

我從5歲開始也斷斷續續地和媽媽一起修煉法輪功。因為法輪功修煉的是“真、善、忍”，對於我來說就是等於要做一個好人，所以我也很樂意跟著媽媽一起練功。

可是好景不長，1999年末，中共對法輪功的打壓正式開始。很多和我媽媽一起練功的人對此表示驚嘆不已。在北京發生法輪功學員大規模靜坐和平抗議後，北京開始對中南海和天安門附近的路人遊客進行隨機盤問。而我好奇心強的媽媽，出於希望為法輪功貢獻一份力量的心理，在同年去了一趟北京旅遊，結果被北京當局拘留了。我爸爸聽到這個消息之後，馬上帶著他的同事，通過內部關係，一個月後就把我媽從北京手上要回了廣州。這次小事故可以說是有驚無險。

雖然國家是在99年開始鎮壓法輪功，但實際上當時在廣州的打壓力度還不是很大。媽媽和我還是照樣地每天早上去公園繼續練功，還掛出宣傳法輪功真相的橫幅等等。公園的管理員見到了只是向我們說說而已，沒有什麼強制拆除或者驅趕的行為——這種狀況一直維持到2001年年頭的自焚事件發生後為止。

2000年，廣東的經濟發展達到一定規模：地鐵一號線和內環路建設已經完畢；廣州城的有線電視網絡已經非常穩定；電腦網絡也同時進入廣州普通市民的生活內。

在2000年年底之前，我媽媽都是通過香港電視新聞來了解世界和香港的最新動態，特別是我媽媽關心的法輪功的信息也可以看得到。不過自從電視網升級以後，香港新聞每播到有關敏感話題的時候就會被一些預先錄製好的香港公益廣告覆蓋，有時候甚至用大陸預先錄製好的電視節目來覆蓋香港電視台製作的一些內地分類為信息敏感的節目。以前用普通的天線就可以看得到香港電視，而此時全部無線信號都被干擾，收看不了了。這是我們第一次感受到信息封鎖的力量。

隨著電腦網絡進入普通市民生活的腳步加快，而且市面上也經常有一些宣傳撥號上網的攤位，在這種互聯網服務的強勢宣傳之下，我們家也在2001年年頭買了第一部電腦，並且接入了互聯網。

開始時一直以為互聯網只能夠訪問國內的網站，境外網是會被當作國際長途收取高額話費，直到有一次我冒險登陸了TVB的網站後才發現原來互聯網是沒有地區限制的。得知此事之後，我媽媽就開始用電腦登陸明慧網等網站來獲取最新的法輪功的相關新聞和資訊，並且在我的幫助下，使用朋友贈送的一部打印機開始打印法輪功的宣傳資料。因為經常幫助媽媽用電腦整理和編輯資料，慢慢地我就成為班上的電腦高手，基本上同學的電腦有什麼問題我都可以簡單解決。

我媽媽就常常用空閒時間在街上一些開放的地方貼傳單，通常都是買一些不干膠打印紙貼在巴士站和行人天橋上，這樣就可以擴大曝光率；過年的時候還會把資料放進紅包裡，然後坐巴士的時候裝作不經意掉到地上，利用人的貪心，“地上撿到寶，問天問地拿不到”的心理，讓路人撿。

常言道：“常在河邊走，怎能不濕腳”。終於在2001年年底，我媽媽在和她朋友交換資料的時候，被跟踪的便衣抓走了。記得那天——具體是哪一天我已經不是記得很清楚了——是平常的工作日，早上我是和平常一樣，回去學校上課，因為我爸爸被單位派到外地公幹，所以夜晚是由媽媽接我放學。放學時，我就在學校等我媽媽來接我，可是一直等到夜晚7點，全部學生都走了還見不到我媽媽的身影。這時，剛開會完畢、準備回家的班主任見到我，就幫我打電話嘗試聯繫我媽媽，可是不管打了多少次電話，我媽媽的手機一直處於關機狀態，家裡的電話也沒有人接。最後終於聯繫上了爸爸單位的朋友，和我爸爸聯繫上了。然後我爸爸利用他公安朋友的關係，過了一段時間後，終於查到我媽媽是被捕了。由於事出突然，被捕前後都沒有向家人或者學校發出任何通知，媽媽好像突然人間蒸發了一樣，當晚我只能在小學的住宿部過了一夜。

因為當時我在網上看到過、而且平常媽媽也會說一些被捕後法輪功學員在獄中所遭受的待遇等情況，所以那天晚上我一直哭個不停。同學都過來安慰我，但我沒有說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只是和他們說是家裡發生了一些事，不能回家了，但其實內心知道我媽媽會遭受到什麼待遇。一段時間後，我也開始接受了這一事實，堅強起來，把當天的功課做完，安安定定地過了一夜。那時候我知道：從這一刻開始，我必須堅強起來，不能再依靠父母的照顧了。

在我媽被關後的一年內，我爸爸經常受到上層的壓力，而且在同時，他們經常將我爸爸派到外地出差。身心疲憊的他把所有責任都放到媽媽的頭上，經常上班回來後都跟我說調職被拒的事情，結束語上都會加上幾句“這是你媽媽的責任”之類的話&mdash ;—好像煮菜加鹽一樣，不可少。

2002年底，我爸帶我去一個地方，說是去見我媽媽。那個地方在廣州一個很偏遠的地方，雖然可以坐巴士到達，但是從我家到這地方也需要大概兩個小時左右的車程。外圍是一個很普通的建築物，好像有十幾層樓的樣子吧。入口的門牌寫著是什麼什麼養老院。我跟著我爸爸入電梯，上了頂層，倒數第二樓。

出電梯後，所有環境和樓下輕鬆的養老院截然不同，到處都是很粗的防盜網，電梯門前有一個接待台，看守的是一個穿著警服的公安。簽名後，就有幾個民警帶我們到了我媽所住的房間。

見了我媽後，和我媽談了很多話。我也問了很多關於我媽這一年所經歷的事情。而我爸見到我媽後，沒有說什麼，一直在陽台上吸煙。我媽跟我談了很多她這年的經歷，全部都是比較正面的事情，但我可以感受得到在我媽的話裡是有另外不想透露的另一面。

短暫的會面結束，離開了養老院之後，我爸才跟我說，那裡是勞教所，下層的養老院其實是用來掩飾的，一般人是上不了頂層的。

見面幾個月後，我媽媽在2003年年頭前後釋放出來了；我也在同年，從小學畢業，進入初中。

自從我媽被捕後，我有一段時間沒有接觸任何法輪功相關的網站。一是因為害怕會因為上這些敏感網站被查，二是網絡封鎖加強了，平常可以很容易就訪問的網站都不可以登陸了。在我媽釋放之後，她從朋友手中得到一些破解封鎖的軟件，而且告訴我這可能和那個所謂金盾工程有關——金盾工程把很多敏感信息都過濾了，但通過這些破網軟件後就可以訪問那些被封鎖的網站。

自從我媽釋放之後，我就很少和我媽媽見面了，我和我爸也從原來住的房子搬了出去。我爸說搬出去的原因其實是在那次我和我媽在勞教所見面的時候就和我媽提出離婚的要求，希望和我媽劃清界線。

劃清界線，這一強而有力的行動在文革時期的確可以起到保護自身的作用，在這21世紀人類頭腦特別發達的年代，這劃清界線的魔力好像消失了。在我爸媽正式簽字劃清界線（離婚）的幾個星期後，我爸帶著幾包新制服和他異常沮喪的表情回家，把新制服打開後跟我說：“下星期我就開始在交警大隊上班了。看這全部都是你媽做的好事……”當我爸媽離婚後，他的單位就迫不及待把這眼中釘剔除，所以就把他安排到最容易接受新人的交警隊。從此我爸的工作就更加辛苦了。

我媽在離婚後就一直居所不定，常常都是在她朋友的家或者是在我外婆的家裡度過。我媽的手機號碼就是她和我的唯一聯繫方式。這樣做的原因聽說是降低再次被抓的風險。所以每次我和她見面前都必須先打電話預約，然後確定一個地點後再見面。

一個平常上課的一天，那時我讀初一。級長和班主任突然在我上課當中把我拉了出來，帶到學生活動室去。進去後有一個穿著制服的民警和一個穿得比較土的大嬸坐在裡面。等我坐下來後，他們就開始和我談話。一開始他們問我最近如何如何之類的，感覺像一些很土的設定問句。沒幾句後就馬上轉入正題，開始詢問我媽媽現在見什麼人，住在哪裡，還有沒有練法輪功之類的。當然我的回答都是“不知道”和“這是她個人的事情，我無法過問”等。他們一直問個不停，沒有絲毫鬆懈的跡象，但我實在不想再和他們浪費時間了，唯有把我媽媽的電話號碼給了他們。這樣他們才露出滿意的笑容，終於把我還給學校。

這事過去後基本我都是過著比較風平浪靜的日常生活。早上上課，因為我爸的工作越來越忙，下午回家就自己一個人在家做飯和做作業。我時不時會和媽媽見面，但是我爸還是希望我不要經常見我媽，因為害怕我媽被人跟踪或者突然被抓的時候會連累到我。

在這變幻莫測的社會，風平浪靜是不可能長久的。在我讀初二的一天，大概是2005年左右吧，我從學校回家後，得知我媽再次被抓的消息。當時我完全不覺得驚訝，可能是已經習慣了這種事情，或者可以說是第六感的原因，好像我早就預料到這件事情的發生似的。

我媽這次被抓後，我爸沒有像上次一樣去談判、要人之類的，畢竟是劃清了界線；而我就和平常一樣生活。閒的時候就上上YouTube——當時還沒有封鎖；用破網軟件上上一些被封鎖了的網站，看看新聞和評論。

有一次，在網上看到有活摘器官的新聞。開始時覺得可能是一些無聊的誤報，但隨著網上的質疑聲慢慢減少的時候，我開始為在監獄裡的媽媽擔心——有種害怕會從此就再也見不到我媽的感覺。不過謝天謝地，我媽媽終於在2006年左右平安釋放出來，終於把我對媽媽的擔憂消除乾淨。

我媽釋放後，說真的我和她見面的次數也不多，總感覺她總是在忙，但不知道在忙什麼。 2006年底，接到一個從外國打來的電話，接通後是我媽——她告訴我，她已經離開中國，去了其它國家了。

獨立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