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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更新日期:2014年11月5日

“六四”25週年前夕,中國人權日前推出一項呼籲活動:“紀念‘六四’25週年:抵制強迫失憶,建設公正的未來”。

自1989 年中國政府鎮壓民主運動、製造了舉世震驚的“六四”慘案以來,中國人權一直對受難者個人和團體——特別是“天安門母親”群體——提供支持,進行呼籲聲援。 “天安門母親”由“六四”難屬和倖存者組成,多年來堅持不懈地要求中國當局對暴力鎮壓手無寸鐵的民眾追究罪責。

這項紀念活動,是建立在中國人權已有的與“六四”有關的內容和活動的基礎上,包括新聞稿、譯文、多媒體產品以及參與的紀念活動等。

這個活動主要是推出《天安門母親紀念“六四”25週年專輯》。 “天安門母親”群體成員從2013年10月開始去全國各地探訪同命運的難屬,“專輯”記述了他們的探訪經歷和難屬講述死難者慘遭橫禍和其它回憶文章。

去年,在舉行紀念“六四”24週年之後,“天安門母親”難屬問自己:

中國人權是由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和學者于1989年3月在美國紐約創建成立的非政府、非營利組織。中國人權致力於個案與政策呼籲,媒體和新聞工作,以及能力建設。中國人權通過原有出版物和大量翻譯工作,為中國人的多種聲音提供橋樑和不受審查的平臺。

我們的活動旨在讓公民在行使和促進其權利和基本自由的努力中,有效地溝通、組織和參與,並為維權人士及其家庭提供有力支援。

中國人權通過媒體和呼籲工作,提高國際社會對中國多樣化的、不斷擴大的公民活動的認識和支援。為達到這些目標,我們與包括聯合國人權機構、 各國政府在內的高層次權威機構以及企業界和國際媒體等建立了廣泛聯繫。

中國人權通過設在紐約的國際辦公室和設在香港的中國辦公室,在地方、區域和全球平臺上積極展開工作。

1989年6月3日晚到6月4日晨,當局對民主示威者和獨立工會活躍人士進行了殘暴的軍事鎮壓——抗議者從4月份就開始聚集並得到越來越多民眾的支持。國際媒體的報導集中在北京和天安門廣場,但鎮壓是全國性的,這導致各地死亡和被拘留人數至今仍無法確定。儘管國內外都呼籲進行調查和重新評價,但中國當局仍堅持原來對事件的定性,認定是由外部“黑手”所煽動的暴亂。

 “六四”鎮壓以來,中國人權一直對國內的個人和團體提供支持——特別是由“六四”難屬和倖存者組成的“天安門母親”群體——要求中國當局對官員的罪責進行追究。中國人權的有關項目活動包括新聞工作、翻譯、製作多媒體資料,並參與紀念和聲援活動。

2003年,中國人權發起為期5年的“2008共同盡責”活動。這項活動利用北京籌辦2008奧運會承諾所帶來的各種國際國內機遇,促進平等發展、言論自由和其它人權。這一活動的具體目標是:支持國內維權人士,擴展中國獨立民間社會的空間,促進中國政府遵守其做出的奧運承諾和國際人權義務。通過研究、呼籲和媒體工作,“2008共同盡責”提出了具體建議,並促使有關各方關注這些議題。
這一活動提供的各種資源包括:
• 專門為活動開設的“2008共同盡責”網站
 
• 12位繫獄維權人士的簡介及其案例的詳細背景資料
 
• 2008年挂歷——除每月介紹一位被監禁的維權人士,還列出了到2008年仍在獄中的300多位維權人士和良心犯的名字
 
• 與北京奧運相關的問題、話題和參與機會的背景資料
 

“六四”是指1989 年6 月3日晚至4 日凌晨,中國政府為結束當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和其它城市舉行的大規模和平抗議而進行的軍事鎮壓。儘管中國民眾堅持要求當局公佈血腥鎮壓的真相,並追究責任,但當局一直堅持對事件的定性,是“反革命暴亂”(後改稱“政治風波”),被“黨和國家採取果斷措施平息”。

1960年9月4日我出生在安徽省蕪湖市弋磯山醫院(原是美國教會醫院),父親是蕪湖造船廠一名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高級技工,也曾任佩備手槍的保衛幹事,執行保衛駐廠蘇聯專家和前來視察之高級領導人的保衛任務。 1958年在動員幹部下放的背景氛圍下,父親主動要求從保衛科回車間當工人,其實他內心想法是當高級技工——高級技工工資高,糧食定量也高於乾部。 1962年父親被借調到位於陝西省興平縣板橋的408廠,這是一家50年代初開始由蘇聯專家援建的國家重點項目,職工和家屬合計超過一萬六千多人,政審和業務要求都很嚴格。同年我妹妹出生,父親為她起名“興平”,後改為“興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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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際遇各不相同。上帝會給每一個人出不同的考題;撒旦會對人做出種種試探。 好在,上帝造人的時候,對人鼻孔中吹的那口靈氣,乃是人之為人的共同特性,這就是良知、公義、愛等美好品質。它引導著人與人類前進的方向,哪怕道路崎嶇。 神為人所做的奇妙安排,如同地球繞著太陽運行。回憶我自己的人生經歷,軌道彎曲而清晰可辨。 祖父是儒雅的老中醫,被當局定性階級成份為“工商業地主”。在毛時代,這對於一家三代人而言,都是原罪。父親精於琴棋書畫,且略通武藝,卻因“家庭出身”而做了一輩子農民。在我還剛會走路時,曾親眼看見祖父與父親在台上挨批鬥,那是嚴重缺乏娛樂的鄉親們的保留節目。印象最深的是這樣一幅場景:...
1983年,我和家人一起首次去中國旅行了5個星期。那時離毛澤東之死和文化大革命結束還不到十年,人們還是不敢與外國人攀談。雖然我和小女兒吸引了滿大街好奇的人群,但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只是茫然地盯著我們。因為擔心“老大哥”在背後盯梢,我與人只有過為數不多的低聲交談。 當我1989年4月重返中國時,這個國家出現了一個短暫的政治自由化亢奮時期。學生、知識分子、持不同政見者和普通市民在餐館、宿舍、公園、美髮店等場所興奮地展開辯論,涉及內容十分廣泛。作家、記者、電影導演和紀錄片製作人敢於觸及自共產黨1949年以來即列為禁忌的話題。當時頗有一些欣喜若狂的氣氛。 5月,我再度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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