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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博樹 為什麼“軟實力”一詞在中國悄然走紅? “軟實力”本來是西方學者提出的一個概念。1990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撰文討論“soft power”(軟實力),他把這個新創的概念定義為“一個國家造就一種情勢、使其他國家倣傚該國傾向並界定其利益的能力;這一權力往往來自文化和意識形態吸引力、國際機制的規則和制度等資源。”後來他又將“軟實力”更簡練地概括為“通過吸引而非強制或者利誘的方式改變他方的行為,從而使己方得償所願的能力”。 1
巫敏 2009年10月9日 凌晨5點,飛機降落在法蘭克福機場。時差使我異常疲倦。8小時的旅途中,我幾乎沒闔眼,一直在讀有關中國出版方面的書。我這次到法蘭克福,是受一家 出版雜誌委託,報導法蘭克福書展,寫一些關於中國出版業的文章。法蘭克福書展是世界上最大的圖書展銷會。中國是今年書展的主賓國。中國政府對成功舉辦奧運 會仍記憶猶新,因此,他們把這次參展活動稱為出席圖書奧林匹克。中國不僅慷慨解囊貢獻1500萬美元,而且承諾派出2000名作家和出版商前往法蘭克福參 展。在全球出版業衰退、書展萬分蕭條之時,舉辦者對此怎能不歡迎? 通常情況下我不報導書展,因為對我來說太枯燥。但這次不同,...
[English / 英文] 瓦茨拉夫•哈維爾 :作家、劇作家,捷克《七七憲章》的首批發言人之一和1989年“天鵝絨革命”的主要領導人。他曾當選為捷克斯洛伐克的最後一任總統(1989–1992)和捷克共和國的首任總統(1993–2003)。他最近出版的書和劇作分別是《布拉格堡的一個來回》(To the Castle andBack)(2007年)和《離開》(Leaving)(2007年)。哈維爾因其文學和戲劇創作、畢生的努力和主張以及對人權理念的堅持,獲得了許多榮譽,包括被授予國家勛章、國際獎及榮譽博士學位等。
陳子明 , 經濟學者和新聞工作者,1991年2月被以“反革命煽動、陰謀顛覆政府罪”判有期徒刑13年。同年下半年,獲保護記者協會的國際新聞自由獎。2004年協助創辦“改革和建設網站”。2005年8月,該網站被當局關閉。 丁子霖 ,“天安門母親”群體的創辦人和代表。該群體由“六四”鎮壓中喪失親人的家屬組成,是一個維權團體。丁子霖是原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1989年6月3日晚,她的兒子被戒嚴部隊射殺。丁子霖聯絡了其他失去親人的難屬,於當年下半年組成了“六四”受難者群體,2000年改稱為“天安門母親”群體。 高文謙 ,中國人權資深政策顧問、中文出版物主編。曾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人員。...
“六四”已經過去20年了。20年前,中華大地掀起了一場由學生、工人、知識分子和普通市民參與的聲勢浩大的“反腐敗,要民主”運動。盡管中共高層內部曾對如何處理這場運動產生過分歧,但最終還是決定動用軍隊來鎮壓自己的人民。 20年來,當局對言論的強行控制已經導致了年輕一代對1989年春天所發生的事件一無所知。就連國際社會的領袖們現在都在敦促中國民眾要“向前看”,忘記那些正是因為對昨天鎮壓的姑息而導致今天正在發生的侵犯人權的事實。 在這期《中國人權論壇》中,我們要呈現給您的是那些他們的人生因“六四”而永遠改變的人們的故事,反映出呼喚正義、療治歷史傷痛的挑戰依然未盡。文章的作者雖來自各行各業,...
李衡 將近20年了,面對政府在“六四”問題上的沉默,丁子霖和其他“六四”難屬不斷向中國政府提出要求“真相、賠償和問責”的訴求。在這一採訪中,丁子霖女士不僅要求中國當局而且也要求當年的學生領袖們反思對這場悲劇的責任。 李衡(以下簡稱“李”): 今年2月底,也就是“兩會”前, 1 我們看到了“天安門母親”給“兩會”代表的公開信,題目是“請拿出勇氣,沖破禁區, 直面‘ 六四’”。 2 自1995年以來,您們每年都堅持給“兩會”代表寫公開信,要求公正地解決“六四”問題。您們提出了三項要求,簡單地說就是“真相、賠償、問責”六個字。這些年來政府怎樣對待您們的這些要求?再有,...
侯杰 1989年,有智力障礙的北京環衛工人王連禧,因參與燒軍車被定罪。他後來在解釋當時的行為時說,就是看見軍隊向手無寸鐵的學生開槍了,覺得不公、有氣。但這種良知給他換來的卻是被判處死刑,後來改判為無期徒刑。18年後,王連禧獲釋出獄,但妻子已離婚而去,父母也已雙亡。2008年7月,出於維護奧運形象的考慮,居委會把他送進了精神病專科醫院— — 平安醫院,醫院走道上的一張床成了他的“家”,他再次失去自由。本文通過對一個並不關心政治的普通人的感人描寫提醒我們:最終為1989年民運付出最慘重代價的,是像王連禧這樣的普通北京市民。作者侯杰也曾因參與“八九”民運遭監禁。 在北京西城區西直門內往北...
廖亦武 1989年那年,武文建才19歲,是一名崇拜梵高和高更、做著畫家夢的見習廚師。在目睹政府派軍隊進北京鎮壓後,他在6月5日當眾譴責屠殺而被當局以“反革命宣傳罪”判刑7年。武文建說,“六四精英”的文章不計其數,可誰替這些“六四暴徒”說過一句話呢? [編者注:本文摘編自廖亦武(老威)的同名作品。] 2005年5月26日下午,星期四,經朋友牽線,我在位於北京大山子的798藝術工廠內訪問了出身工人階級的畫家武文建。 天氣晴朗,我眼前的武某身穿火紅襯衫, 顯得神采飛揚。閒話了幾分鐘後,我們便到附近的東北餐館開始進行採訪。不用我的誘導,武某即在一片嘈雜中打開話匣子,似乎早埋下腹稿。...
陳子明 1989年“六四”鎮壓後,北京警官孫立勇呼籲建立特別法庭追究那些下令開槍者的法律責任。作為一個自己隊伍中的“叛逆者”,孫立勇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有期徒刑7年。與孫立勇一同坐牢的89民運參與者陳子明,在孫即將出版的回憶錄(勞改基金會,2009年)序言中描寫孫的為人:即使在獄中遭受慘無人道﹑喪失人性的磨難,卻仍保持不屈不撓的精神,待人寬宏大量,孫立勇就是這樣一名漢子。 在我迄今為止看到的中國良心犯撰寫的有關1990年代的獄中回憶錄裡, 孫立勇的《走過冰山》是最翔實、最生動的一部,對於中國監獄裡的三種主要角色――良心犯、普通犯人和獄警,本書中都有著全面、細膩的捕捉與刻畫。...
王丹 在過去20年中,“六四”鎮壓對中國社會有什麼持續影響?1989年學生民運領袖王丹認為,“六四”鎮壓宣告了一個政治恐怖時期的到來,它令中國人民躲避政治,因而使中國領導人得以在沒有進行政治改革的情況下繼續其經濟改革。結果,貪腐猖獗——引發“八九”民運的一個主要原因— — 在2 0 年後繼續侵蝕中國社會,並且威脅其穩定。雖然如此,但王丹對中國的未來還是持樂觀的看法,他相信未來的中國將會是一個建立在繁榮、穩定、自由和社會公正上的、在國際社會中負責任的一員。 1989年發生的“六四事件”至今已經過去2 0 年了。雖然當今國內民眾中有些人因害怕遭受政治迫害而不敢提及,或者已經將其淡忘,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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