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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昕艾:屠夫吳淦:一個民間草根的抗爭壯舉(圖)

April 21, 2016

一顆野草也能點燃整片草原,一粒種子也能長成參天大樹,一個小個頭也能迸發出大力量。在極權專制的中國,個體的每一次抗爭都要付出你所不能承受的代價,但每一次抗爭也都能為後世收穫一滴淨水、一捧淨土、一口新鮮空氣和一個微笑。



屠夫吳淦(網絡圖片)

自習近平上台以來,對異議人士的打壓、對基督徒的逼迫、對言論的管控等等血雨腥風更甚於其前任。稍微有點露頭的異議人士幾乎都被抓被判刑了,著名網友超級低俗屠夫吳淦就是其中一例。2015年5月20日屠夫吳淦因在南昌抗議江西高院不讓其參與“樂平冤案”律師閱卷,而被關押;6月27日,據屠夫吳淦的代理律師燕文薪發布的消息,屠夫吳淦最終被以涉嫌尋釁滋事罪、誹謗罪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三個罪名批捕,但至今十個月已過去屠夫案仍未被開庭審理,目前被拘押於天津。

屠夫吳淦是一個既沒有學者的光環,又沒有名家的人脈的草根抗爭者,但他卻以實際行動贏得了眾多網民的支持和敬佩。他最早進入公眾視野的時間是2009年,因積極參與“鄧玉嬌維權案”而廣為人知。

2009年5月10日下午6點左右,湖北省巴東縣野三關鎮的政府人員鄧貴大、黃德智、鄧中佳等人到雄風賓館休閒中心夢幻城消費,其間三位官員要求服務員鄧玉嬌提供“特殊服務”,但遭她拒絕,三位官員惱羞成怒之下便試圖強姦她。起初鄧玉嬌力求和平妥協,希望雙方各讓一步,但對方無恥糾纏,最終引發衝突,她出於正當防衛抓起一旁的水果刀,刺傷了鄧貴大和黃德智,隨後又主動將對方送醫急救,撥打110自首。而鄧貴大因搶救無效死亡。當晚,鄧玉嬌被羈押在野三關派出所。

5月14日中午,屠夫吳淦在凱迪“貓眼看人”論壇上發帖,認為此案是鄧玉嬌在面對幾個男人對她的強姦威脅時,做出的正當防衛。並“建議大家一起用行動來幫助這個用修腳刀捍衛尊嚴的姐妹!”隨後,他又趕往巴東會見鄧玉嬌家人,並推動律師介入該案,使此案迅速傳播開來並引起廣泛關注。6月16日,湖北省巴東縣人民法院一審公開開庭審理了“鄧玉嬌案”,並作出對鄧玉嬌免予刑事處罰的判決。可以說鄧玉嬌的“幸運”與屠夫吳淦等眾多網民的參與、輿論的持續關注和熱議有莫大的關係。從此,屠夫吳淦便展開了以隻身前往當地探望當事人或圍觀、募捐路費及當事人援助金、推動律師介入為典型的,被屠夫自己稱為“殺豬”模式的維權行動。

此後,屠夫吳淦參與的著名維權案件還有昆明小學生被誣陷賣淫案、福建三網民被誣告陷害案、錢云會被離奇碾斃案、瀋陽小販夏俊峰殺死城管案、慶安徐純合案等。屠夫吳淦在參與這些案件的過程當中,也曾遭遇過被逮捕拘留的情況,但此次卻不只是拘留幾天那麼簡單了,要面臨被定罪判刑的危險。很對人認為屠夫吳淦此次被抓是中共要報復他參與調查慶安徐純合被擊斃案令中共難堪了。

屠夫吳淦被捕後,中共的喉舌中央電視台、“新華網”、“人民日報”、“人民公安報”等以“昭告天下”的架勢大肆構陷屠夫吳淦,妄圖抹黑其抗爭壯舉。為此有署名凌雲閣的文章《那些野草的聲音——殺豬匠屠夫為什麼重要》中指出“屠夫並沒有三頭六臂,他之所以重要,不是個人有通天的本事,而是因為,他是正在成長壯大中的律師死磕+公民/訪民圍觀+網絡輿論動員/資金募集這種三位一體抗爭模式中的核心節點,其次,是因為經過多年的活動和傳播,屠夫已經成為民間抗爭的象徵性人物。因此,從屠夫被拘捕並被宣傳機器高調抹黒開始,許多論者就認為,在專政的邏輯中,遏制也就是打擊,動用人民日報,新華社和央視這樣的頂級宣傳機構,並號令全網轉發,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為更大規模的打擊做輿論準備,對死磕律師,人權活動者,公民和訪民行動者的進一步打擊即將展開,對屠夫個人的打擊,很可能只是一個開始”。

“幾個月過去了,屠夫和更多律師、積極公民依舊杳無音訊,他們的遭遇,正印證了他們為之獻身的事業的正當,而體制採取的手段越蠻橫,也反襯出屠夫等人的價值和重要,放眼未來,在市場新極權體制的冰河期內,法律死磕+跨區圍觀+網絡動員這三位一體的抗爭模式,或許會被專政體制無情壓制,無法獲得進一步的發展,但是,屠夫等人所做所為中體現出來的抗爭精神,卻注定會流傳下去,並成為中國民主轉型的核心力量所在。”

雖然屠夫吳淦得到了中共喉舌們的極大“關注”,卻鮮見國際社會對其有所“厚愛”。也許民間草根總得耐得住寂寞,即使不如有名人物一樣能得到國際大咖們的“青睞”,但仍要一如既往地以小人物的殺豬模式行動下去抗爭下去。憲政學者陳永苗去年年底撰文《“屠夫”太草根無“國際人權”》,不禁發問​​“十二月十號國際人權日,美國等各國駐華大使館發表聲明。我看過之後,發現蠻奇怪的一件事情:著名維權人士‘屠夫’影響力高達中共內部搞副元首鄧小平劉少奇的政治高度,直屬中共最高層的三大揚媒向屠夫‘開砲’,卻沒有在大使們的發言中提到名字。而其他被提及的,是有律師身份的。就因為‘屠夫’過於草根,沒有中產階級身份?”最後他指出“‘維權’這詞的提出時,維權運動先驅人物李智英和我說過一句話,他說,影響力不在於多少人為你寫多少文章,而在於有多少人為你上街。維權就是奔這個目標去的。屠夫也許真的是民間政治新時代的啟明星。”

2016年3月,據媒體報導,中國首部《慈善法》呼之欲出,草案中規定個人和外國人不能發佈網絡募捐信息,慈善組織的網絡募捐必須在民政部門或指定信息平台發布信息等,引發爭議。有人指,當局刻意立法打壓民間人士不許他們參與人道救助。並且《重慶時報》還刊文聲稱“個人幫非親非故者網絡募捐屬非法”。從此,中共處心積慮地將網絡募捐打為非法。也就是說,以後再給良心犯搞募捐,再給社會熱點事件搞募捐,將會直接觸犯兲朝法律。有網民驚呼“以屠夫為代表的網絡募捐一去不復返了。”

屠夫吳淦的殺豬模式在中國當下的政治環境裡是注定有其積極意義的,然而對中國以“正常”國家相待的國際人權團體對中國人權捍衛者的選擇性關注也是有史以來就存在的,國際確實多認“律師”頭銜的、“艾滋病”頭銜的及“女權”頭銜的,至於像屠夫吳淦一樣注重做實事的草根還是比較被邊緣化的。但是關鍵還在於從千萬草根中激起接連不斷地抗爭行動,才最有可能成就改變中國的壯舉。

每次打開Twitter,幾乎看不到國際社會對屠夫吳淦案的呼籲與聲援,看到的都是王荔蕻等人堅持不懈地為其發推呼籲。當然我的這種悲涼感並不是想寄希望於國際社會,因為中國的問題最終還是需要自己的民眾去解決,不能指望別人的“良心”和“道義”,個體人或群體或國家首先都是先滿足利己再利他的,其次別人也沒有義務去一味利他。正如陳永苗所說“我們看民運大腕被抓,有美國歐盟的呼籲,國際組織的呼籲,這是一套他們熟悉的套路,當然影響力與作用固定了,常規化了,被中共熟悉了,招式太老了,共黨和我們都疲勞了。好像都成了戲台上的武術表演了。”

網民蘇星河專門詳細針對屠夫本人及其殺豬模式撰文說道“殺豬模式對涉事作惡者醜惡的充分挖掘,並且公之於眾,使事件本身得到了更加廣泛的關注,形成社會熱點話題和一定的輿論壓力。這或許並不必然推動事件的解決,甚至不能確保事件朝著有利於被侵權者方向發展,但是它成功地使關注、認知、傳播得到了充分的放大和提升。”他還評價道“‘屠夫’本身並沒有爭議,有爭議的只是選擇:是反對極權,還是默認極權統治的合法性;是選擇抗爭,還是認為順從能夠獲得最大的利益;是選擇革命,還是幻想極權可以改良、願意改良。用爭議這一個意思模糊、立場混淆的詞彙,根本無法涵蓋反對和支持、抗爭​​和服從、革命和改良這樣的意識分野;爭議,也就是極權的支持者、統治的順從者、改良的幻想者們用於掩蓋自己真實立場的藉口。”

一顆野草也能點燃整片草原,一粒種子也能長成參天大樹,一個小個頭也能迸發出大力量。在極權專制的中國,個體的每一次抗爭都要付出你所不能承受的代價,但每一次抗爭也都能為後世收穫一滴淨水、一捧淨土、一口新鮮空氣和一個微笑。

——轉自民主中國

 

(《中國人權雙周刊》第181期 2016年4月15日—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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