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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小戎:北漂逸闻录:孙文广先生(图)

April 29, 2016


孙文广先生独立参选人大代表 

或有人以为:中国的人权与民主事业,是在不断地重复着失败,因为历经无数前赴后继的牺牲之后,专制政体仍磐石般纹丝不动,专制机器的链条非但不见松动,倒有越发精确缜密之势,至少看起来似乎如此。法西斯一类的极端政体,在工业社会体系下,掌握着暴力机器,只需少数士兵,就可以在武力上对百万民众形成毁灭性的优势。凭借此武力,他们可以将古之统治者们所忌惮的一切不安稳因素皆抛掷脑后,为所欲为。无论他们的统治如何败坏,人民要么成为他们统治的爪牙和奴才,要么敢怒而不敢言,忍气吞声。除此之外,一切反抗看起来都那么荒唐乏力。每当有人愿意站出来为这个国家的民主前景而努力时,他的命运必然是悲剧性的,这些努力必会在远远未能达到目标之前便告夭折。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们悲观失望,心灰意冷,往往容易使人陷入丧失行动能力的低落和懊恨中,自寻烦恼。又有些人相信,专制者徒有强大的外表,实则虚弱无助,他们随时都坐在被历史抛弃并吞没的火山口上,看似毫无反击之力的人民,会在瞬间取得对专制统治的胜利,因为暴力国家机器终会抛弃专制者而站到人民一边。持这种观念的人亦不在少数,他们充满行动的动力和积极心态,尽管这种积极心态有相当的虚构成分,在现实挫折面前显得脆弱易折。在理论上他们并没有错,但过分地乐观会往往使现实行动陷入不切实际的冲动之中,再以失败收场。

有人认为失败的冲动总胜过懊丧的虚掷,有人则反过来认为无谓的牺牲不如全身而退,各自皆有道理却各自都失于偏颇。还有第三种观念,亦完全堪称乐观。这类人认为:若有人愿意站出来为中国之人权与民主事业做出努力,此举本身便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无论这些努力的结局如何,都是人权与民主本身的成功。那些为追求民主而努力的人们,并非世间悲剧,而是值得我们以为慰藉的荣耀袍泽。人世何其短暂,得失如瞬息鸿毛,唯不屈的信念和牺牲精神,可堪永存。

孙文广先生便是这第三类的代表人物。未识其人,早闻得他美名,说是孙教授谦和礼让,爱惜后进,长者师表当世罕见。我早有求见之心,听传闻越多,更难按捺。那些他人口中的誉美之词,唯有亲谋一面,方可窥其一斑。有位性行倔犟的女孩,刚从学校毕业,正在给一位维权律师做见习律师。因为工作关系,她接触了很多受政治迫害的反对派人士。“你们这些人(说的是政治反对派们),一个个苦大仇深的样子,”她傲气地撇着嘴,言语中相当地不满。“让人一点都不舒服,除了孙老师。”提到孙老师,她眼神平和清澈起来,瞬间失却了往日的倔傲,大约在她心中,人若是主动选择牺牲,便当怀着喜悦之情去接受命运的安排。这类人应该对他人充满善意的宽容和体谅,而非求全责备,因为一个人若是连自己悲剧的命运都愿意坦然接受,那么还有什么是不能接受的呢?这固然是对的,至少是应当追求的,而她却不晓得,欲求那满载着和平与希望的宁静境界,需先历经无数岁月浮沉,离合悲欢。对人世既已彻悟,又满怀慈悲之爱。那是位典型的八零后女孩,浑身散发着浓郁的个人意识和自主精神,她丝毫也不怀疑为人权活动者们行为的正当性和可行性,若自己亲身参与其中,既乐意为之亦毫无畏惧。丝毫不似他们在政治风雨中勉力求生的父辈,少受集体主义及辩证唯物主义之毒害,拥有桀骜而柔软的心肠及受人尊敬的是非判断能力。与十年后她的两位后来师妹相比,她似乎是幸运的。同为初出茅庐,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律师助理,因为替人权律师工作,赵威和李淑云两位女士,却难逃专制者魔爪,她们被课以“颠覆国家政权”之罪名,收押在看守所中,未来命运坎坷不明。

隐约中折射出时代的变更,日复一日里也许难以察觉,十年之后,则世道人心又是一番景象。如今的人们活得越发缺乏安全感。专制政权和人民之间矛盾越来越深,这矛盾在一定程度源于政权对人民的掠夺越来越肆无忌惮,但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随着中国社会不可逆转地参与到全球市场之内后,无法阻挡的信息开放,使人民眼界越来越开阔,对专制政权的厌恶情绪与日俱增。专制政权似已意识到民心无法再被蒙蔽,越发赤裸裸地摆出以人民为敌的态势,更加速着人民对它的恶感。越发怀着深深敌意对待人民的专制者们,同样呼吸到来自人民的敌意,因此远不止活在专制之下的人民,专制集团本身亦同样在步步丧失着安全感,他们对民间人权活动者们的镇压也越来越残酷。他们不晓得“坑灰未冷东山乱,刘项本来不读书”的古训,越发逆天道人心而行,未来命运就越发无助。

要为这十余年来政治氛围的步步演变找见证的话,孙文广先生可当之无愧。身为大学教授的他,与各色草根维权人物打成一气,待人从无高低眼色,深得济南各界爱戴。虽则老先生年高德望,早不在自伤身世,不过作为旁人,倒也不妨罗列一番孙氏掌故。

先生一九三四年生于山东荣城,其父孙廷镛系国民革命军军官。二二年,陈炯明在广东发动反对孙文的政变,孙廷镛曾在永丰舰上护卫孙文。二十七年后,国民政府从大陆败退,孙廷镛随国民政府撤往台湾,留下的孙文广在大陆顶着“反动军官”儿子的帽子,艰难求生。起初,因为父兄赴台,他被当作“统战”对象,论月派给补助,年轻的孙文广在洗脑和笼络双管齐下之下,对共产党政权充满天真的好感。反右运动开始时,二十出头的孙文广是反右中的积极分子,他曾批判过同学的“反党言论”,被批判者很快被打成右派。据孙教授自己回忆,当时自己认为同学的言论是错误的,因此起而批判,并未料到右派身份,直堪是个火坑。“如果知道自己是在把人往火坑里推,也许不会做出那些事,但当时我对共产党政权怀着感恩心理,却是真真实实的,怀着这种心理的,远不止我一人,在我同龄人中,至今仍大有人在。”

一九五七年,孙文广从山东大学物理系毕业,留校担任助教,在“统战对象”的身份保护伞下,这位年轻人似乎一帆风顺。好景不长,到了六零年,“反右倾”运动降临,原本批判别人的他,亦因所谓“反党言论”,成了挨批判的对象。当自己站在挨批判的位置上时,方才明白,原来所谓的“批判”压根不是观念争论,站在上头只有挨斗的份,根本不可能有辩护反驳的机会。这时他想起当年被自己批判过的同学们,幡然省悟。接下来的几年,“统战对象”的光环渐渐褪去,每当政治运动来临,孙文广必为被运动之对象。轻则殴打游街,重则抄家关进牛棚,他的反击手段则是直接给党中央写申诉材料,使批斗他的人们有所忌惮,年纪轻轻便已俨然一副“老运动员”风范。

未久文化大革命爆发,共产党政权脚跟站稳,彻底撕下“统战”的面具。要说这共产党的“统战”究竟为何物?昔日林彪率军进入东北,手下干部曾因不懂“统战工作”为何物而向他请教,林彪批复曰:“就是各个击破!”六六年,老账新账一股脑儿全部翻了出来,父兄的国军军官身份,成了他头上无法挪移的大山,外加过去数年来的“反党言论”,孙文广直接被逮将起来,关进看守所内,一关七月有余。次年,人间早已一片惨相,从看守所放回山大的孙文广,看见满世界批判人的大字报,还有被在校办劳改队里凄凉度日的右派分子们,这其中就包括当年他批判过的同学,不由得悲从心起。他也在校内贴出大字报,这张为右派们鸣不平的大字报,很快又为他的“反革命罪证”添上一笔,被政治运动送入牛棚。先是“清查阶级队伍”,批斗、游街、抄家,随后牛棚七个月伺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放出来又遇“清查五一六”运动,这次是二十一个月。到了一九七四年,济南市公安局“追查孙文广反革命言论”,将他抓入看守所,公安局认为他“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在看守所里关押三年半后,一九七八年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孙文广有期徒刑七年。我请他拿判决书出来看时,他取出一张皱巴巴的小小纸头,心头似略有惆怅之色,因为大部分政治犯都会将判决资料完完整整收拾起来,而他只有手里一张脏兮兮的小纸片,还残缺不全,愧疚之色流于犹豫之间。那纸头系二审判决书,上面聊聊几句,说是孙文广“坚持反动立场,进行反革命活动,破坏文化大革命,攻击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证据确凿”,孙的上诉系“无理狡辩”,维持原判。

一九八一年,孙文广出狱,在劳改队就业当了个“二劳改”。次年得平反回山东大学任教时,昔日少年已年近五旬。孙氏回归学校后,很长一段时间专心从事教学,曾任过山大物理系主任。邓小平的改革曾一度给了人们逃离政治运动漩涡和饥馑之苦的盼头,希望似又重新燃起——在这个国家里过上真实而充满人味的生活。虚幻的希望很快被砸得粉碎,从上到下都对毛泽东瑟瑟发抖的政治强人时代过去了,当权者缺乏毛式的权威来对人民实行严酷控制,但这并不意味着专制政体会改变其视人民为奴为敌的本性。执教二十多年后,本当安享晚年的教授孙文广先生,象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一般投入到维权运动中,为中国的人权事业抛洒残年。

二零零六年,我在青岛盘桓,与经营书店艰难谋生的民主墙和民主党双料政治反对派姜福祯先生交厚,他反复告诉我:“孙文广先生是值得尊敬的长者,若到济南,务必拜访,必有见益。”我早有求见之心,外加孙教授有些书稿,放在姜福祯书店里托其编校排版,因姜有编辑经验,年轻时为青岛民刊《海浪花》编辑,后因此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入狱。我带了孙教授的书稿,厚厚一大摞,还自嘲道:要是无座,在火车上可做马扎之用。姜先生提醒我,如今维权运动陷于紧张,当谨慎行事,最好不要将这些书稿带上,以防万一,时值高智晟律师在山东老家被捕,听说孙先生亦被软禁,家门口有警察蹲点执勤,不教出行、会客。我倔犟不听劝告,认为这紧张关头正是自己大长见识的机会,非要问姜福祯索要了书稿前往济南。他性行温和,见我鲁莽便不再坚持,于是我便买了火车票准备往济南去。还来不及出发,便被警察逮个正着,押回云南关将起来,随身物品悉数抄走。事后向警察讨要孙老师的书稿,他们一概赖称不知。如是,我尚未见着孙老师,便欠下他大大一笔人情,多年辛勤,经我手一去无踪。当我再次得到自由,只有悔不听人言,酿成大错,再有出行,甚至有不敢向山东去的尴尬。

我见到孙文广先生时,已又过了些年,他话并不多,语调清健平易,毫无好为人师的“教授”之态。倒是象个谦恭后进,问我打听些维权界掌故。那几日正赶上颈椎发作,坐卧不宁,话说不上几句,便要带我到他家去。“我有一处旧宿舍,足够你住的。”还想谦让几句,他已象牵个听话的小学生一般将我牵走,告诉我那里是空房子,时常收留单身朋友,有些一住便是数月、上年。于是与他同去,红着耳根子道:“孙老师,你放在姜福祯那里的书稿,被我给弄没了……”虽晓得他必不会因此责怪于我,但涵养再好的人,亦难免会流露出遗憾和尴尬。“我还有备份呢。”他微笑着答道,不仅丝毫没有责怪或者遗憾的意思,倒是象那些书稿,是送给我拿去做游戏的折纸一样,我把它们都玩完了,他才最高兴。

不知是否有为我缓解尴尬的缘故,他只字不提书稿的事,而每当我试图提起,他又轻声地岔过,问我打听这,打听那——那些我见过而他没有见过的人们,一面听着一面忍不住颈椎作痛:“就象你说的一样,年轻人没有人经验,年纪大了就象我一样,想动一下体力精力都支撑不住”。他眉头皱将起来,不过这次是家国之痛压过了身痛,不知不觉间双目晶莹。“本应该是主力的中年人,又上有老下有小。”

这“体力精力不济”,听起来更象是谦让之词,观其十年如一的作风,在维权领域,就算是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也不敢说自己能胜过孙老师。从我听说他名字的那一天起,他就活跃在维权第一线,至今老而弥坚。十年前,老教授几乎称得上单枪匹马,孤军奋战一般,身边鲜有支持者,以古稀之年,支撑济南维权界,一面到四处寻找维权搭档。为此,山大党委、团委对学生们下达指示:禁止和孙文广来往。每当他本想与路过的学生们交流几句,很快便会被认出是“反动卖国贼”孙文广,然后学生们迅速从他身边逃也似地飘走。他所受到的压迫远非这简单地孤立,他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人大代表,把自己的宣传材料贴在山大,被保卫科撕了去,找他们理论时,他们骂骂咧咧推搡道:“你这种卖国贼,见一张撕一张。”山大党委从上到下打了交代,要求师生们皆不得“围观孙文广”,更不得投他的票。这是些小冲突,他每年都要坚持到公开场合去纪念六.四民主运动,为此他曾被不明身份的壮汉殴打过致住院。他门外走楼梯过道的墙上,在夜间被不明身份的人写上:“卖国贼强奸犯孙文广”的字样,斗大的字迹白灰写就,一直保存至今。如果说“反动分子”、“卖国贼”之类的政治性词汇我们早习以为常,不以为意,那这“强奸犯”一说,却有些说头。此事发生在奥运会那年,六月二十四日夜间,孙先生接到一个电话,自称是香港记者,要约孙先生一见,问是何媒体?对方敷衍不答,只道明日一早便要乘飞机回香港,求见孙先生一面,地点在山大附近某洗浴中心。孙先生心中犯疑,媒体岂有不自报家门者?在洗浴中心落脚更是不伦不类,于是答曰:“太晚,不方便。”夜深之后,孙家被砸门声吵醒,一男一女自称媒体记者,在门外高声叫骂孙文广“耍流氓”,出言不逊,声称要报复。孙家闭门不理,二人离去,且附近有多名同伙散落在夜色中。次日清晨,孙家外楼道上留下“卖国贼强奸犯孙文广”、“流氓”等斗大字样,还用锐器刻上个骇人的骷髅头。此事说来蹊跷,政治反对派处在高度监控之下,一举一动皆逃不过警察的眼皮子,负责监控的政治警察或安全局情报人员,对他们的熟悉程度甚至远远超过其至亲好友,对政治警察而言,要是这些在严密监控之下的政治反对派作出什么“违法乱纪”的勾当,犯下非政治性的罪过,乃是他们最乐于见到的事。假如孙文广先生果真有过什么“耍流氓”甚至“强奸”,那么用此类罪名将他送进监狱,将是对专制政权最有利的行为,既可以实质上直接镇压这位反对派人士,更能严重挫伤反对派们的道德感自豪感,他们焉能放过如此良机?设此逻辑成立,我们有相当的理由怀疑,所谓的孙文广“耍流氓”、“强奸云云”,完全是在警方或者山大党委授意之下的威吓讹诈,即便不能吓退孙文广,也幻想以此搞臭他的名声。

以上罗列的,不过九牛一毛,这位老人所经历的艰辛,岂止一言难尽。人心自有公论,尽管当局想方设法,动用大量人力和组织关系孤立、搞臭他,而坚持不懈之下,坚冰正在逐步融化。青年学生们悄悄不再视他为洪水猛兽,登门造访者渐渐有之,虽然学生们事先会受到警告,事后会遭到威吓,中间还很有可能遭到阻挠,但山大的学生们,陆陆续续慕名而来。更有各色维权人物,从拆迁上访户到各色政治和宗教受害者,纷纷钦慕到孙先生身边来,并以孙文广先生为自己的荣耀。孙先生待人从无高低贵贱之势利眼,更无论资排辈的山大王情结,在他眼里,每一位为关心、关注中国人权与民主事业的人,都是倍受尊重的对象。无论与任何人打交道,他总是从别人身上看待自己之所短,从自己身上看待别人之所长。人们争相与他结交并敬为师长。随着公民意识的步步觉醒,济南涌现出大批人权事业的支持者,较之三十多年前山东民主热潮时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代人心态更加开放,个人意识更加强烈,对中国未来民主道路必须立足民间的信念更加强烈,自觉地不再追逐专制政权的风声。专制政权摧毁了儒家传统的所有精粹之后,连同儒家的精英主义色彩一同连根拔除,新一代人历经迷惘与困惑,终于渐渐向个人主义靠拢,这种个人主义色彩所必然产生的低调务实作风,正在蔓延进整个中国反对运动之中,大有将成其基石之态,无论这运动或浮或沉。

眨眼间十年过去,当初古稀如今耄耋,他七十那年,济南维权界人才凋敝,几乎全靠老教授一人勉力支撑。到了八十之年,景象却大不相同。举目中国,公民意识正在随着专制政权权威的步步丧失而步步壮大,它不懂得顺应民心,只知道一味盘剥,自恃武力在握镇压异己,人心丧失的速度随着市场带来的必然开发,滑坡般向底谷坠落。他们不明白,政治组织靠恐怖与谎言的统治,有其错综复杂、环环相扣的历史背景,最坚强的统治并不来自暴力和欺骗,而来自公正和责任。武力终究有一日不会再听命于党,不懂顺应潮流民心,自取灭亡之日来临,恐怕化作齑粉亦不能平息历史的审判。然而在位者无论高低,早习惯了周围奴颜婢膝的迎逢和唾手可得的滚滚民脂民膏,并以此为自己的全部世界。对于人民,他们习惯性地轻视并敌视之,自以为是地认为人民只不过是些仅供少数政治人物煽动和利用的盲目牲口,要么被他们控制,要么被他们的“敌对势力”控制。当特定历史时期已不可挽回地过去,越是试图继续奴役人民维系统治,不过是越发在自己的罪孽上添上一笔。貌似强大的专制政体早已徒具其表,这躯壳还能苟延残喘多久,虽无人敢下定论,而其朽坏崩塌的命运越发表露无遗,它不肯也不可能放弃以人民为奴为敌的本性,因此无论其内外环境如何变坏,一切都只会朝着加速其崩塌的方向发展。

公民社会的成长是这大厦将倾的国势中唯一的希望所在,它若足够强大,则可挽大厦于将倾。虽然高压下的艰难成长并不容许人们过分地乐观,但至少它会成为倾倒后的瓦砾中,重建文明国运最可靠的力量。如果把今天它所受到的高压,看作是对它未来所需承担之重任的锤炼,那么,投身其中的人们,或可以乐观豁达的心态去看待施加在同仁和自己身上的迫害。

孙文广先生八十大寿那天,我应现已再次身陷囹圄的胡石根先生之托,前往济南去为孙先生祝寿。他虽有亲往之心,却不敢怠慢,因为济南各界有不少人,因敬慕孙先生,要给他办个生日晚会,警察很可能会把这种祝寿活动当成“反革命”聚会对待。处在严密监控之下的胡石根,匆匆从北京赶去拜寿,在警察眼里更加可疑,若是因此被堵住家门软禁起来,或者在半路上被警察截走,丝毫不足为奇。因此他做下两手准备,教我前往济南,他自己若不能成行,则由我代他拜祝。我自然欣然从命,次日一早匆匆赶往济南。那果真是好一番热闹景象,青年学生至白发长者,保守估计也有二百多人,将孙氏夫妇围坐当中。孙先生一如既往地平静、谦逊,心中似乎涟漪,觉得自己有愧于各位盛情。他生长在民国儒门人家,早已习惯以谦恭节俭为德,不喜排场。八十长者,面对这为自己而开的派对,却做男孩似的羞涩状。而孙夫人则微微有些激动,她忍不住站起来,称自己嫁入孙家,虽随孙文广同遭迫害,如今暮年,愈发以嫁入孙家为荣。“当年陈炯明政变,我公爹曾经在中山舰为中山先生挡过一枪!”看到这么多陌生人不顾警察的阻挠来给老伴做寿,有从山东各地而来,还有几位来自外省,她不无自豪地宣称孙氏世代忠良,至孙文广不过延绵不绝耳。在派对的大厅外,鬼魅般徘徊着便衣密探们,监视场内一举一动,我想起第一次看见刘晓波先生时的情景,四周同样布满神色可疑的人们,我大为兴奋,兴致勃勃地问刘这些个尾巴,是不是他带来的。他对我报以苦笑,为我少见多怪略显无奈之色。日复一日中,我渐渐习惯了这种生活,不再顾忌他们的存在,和在座诸位尽情享受欢愉。抑不住找机会挤到被团团围住的老教授身边道:“孙老师曾经教诲过我:‘不必计较一世的得失。’我终生记得……”他一愕,显然并不记得,或是不愿相信自己曾经说过带如此浓烈说教味道的话。事隔多年,他已经很难记得当初我们一老一少促膝相对时的情景,那时我多愁善感,举手投足中流露出难以磨灭的悲伤。他一面听我诉说,偶尔接一句,问我今后做何打算?我答,趁现在年轻,体力精力经得起旅途颠簸,要尽量多走些地方。今日的喜庆和昔日的忧虑,恍惚在隔世之间。祝寿的大厅内张灯结彩,他忙着应酬每一位前来道贺的人,虽是自己的大寿,却丝毫看不出有什么被众星捧月之后的意气风发之态,反倒是应酬使他渐渐疲惫。我觉得时空在颠倒,疑是回到那多年前的孤灯白发之下,饱含怜惜的眼神,安慰着窗外的寂静。

“那么你想过自己的终身么?”他问。

“若是遇上能接纳我的,我便找一个,若是遇不上,那么我就继续等下去。”我有些心不在焉,仍深深地沉浸在适才对国家命运如钩似火的忧愁之中。

他轻轻点头:“你还不到三十,我结婚的时候,已经快五十岁了。”似是回忆起自己年轻时代苦难岁月。在一丝忧伤后复又归于平静和慰藉。“不必计较一世的得失。”他缓缓吐出几个字,象是在安慰和称道我,又象是喃喃自语——为自己滑落的七十多个年头,和今后将要自我身上滑落的那些未知年头。

酒过三巡,气氛越发热烈起来,开始有人走上台前,歌舞助兴,山东至今仍存有德国遗风,市井好歌舞者不少,此风在济南虽不如青岛,比诸中国大多数城市,仍堪称热烈。来客中亦多有政治受害者或上访户,生活饱经苦难。看着这些忘忧的人们载歌载舞,就连从民主墙时代一路走来的老运动员姜福祯亦大为触动:“就算是八十年代初山东思想界最活跃的时候,也没见过这么热烈的场面,三十多年来是头一遭见到。”他言语渐渐不似平日淡泊谦逊,倒象是回到年轻时惯有的那些悲喜交加之心境。一些盼望从他多年未见之后渐渐多出的白发和皱纹中溢出,强自压抑着又不敢有过多期待。这期盼之色就如同那情不自禁想要将它压抑住的那些审慎之理性一样,自孕育它的母腹中,即刻上严冷的烙印。我坐在他身旁,闻言反倒是又惊起无数忧思:今日歌舞之人,下次不知何处再见?大厅外有酒酣耳热的人们,与在外游弋监视的密探们争执吵闹起来,被监视者对监视者同样熟悉,血性男儿们在酒精刺激之下,认出那些做上不得台面勾当的密探,自然怒不可遏。其余人好一阵拉拽,告诉他今日是孙老师的好日子,万不可造次,方才将他劝回。我似乎看见,就在不远的将来,今日在此歌舞承欢之者,又有几人就要走进自己苦难悲怆的命运之中,去为我们共同的未来承受试炼。

这是来自故国和彼岸的召唤,一代又一代的人们站出来以血肉之躯挑战钢铁般的庞大国家机器,前路漫漫,凡我骨肉袍泽,当效孙文广先生,留宽厚于人而休恋纷争,则百年之后,或可互为告慰。

——转自民主中国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82期,2016年4月29日—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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