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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貫中:文革中的施害者更需反思和悔恨

May 4, 2016

我們固然無法控制外部的大環境,但是,如果在我們內心的深處能夠堅守做人的底線的話,我們就能提醒自己,以及教育我們的子女,絕不為虎作倀,絕不落井下石,絕不指鹿為馬,或者恩將仇報。


(本文系美國三一學院經濟系終身教授文貫中先生4月23號在徐匯中學66屆高三同學​​畢業50週年聚會上的講話,首發於共識網。)
 

尊敬的曾憲一校長(或校長代表):
尊敬的各位老師:
久別的各位老同學:

謝謝徐匯中學的領導對這次聚會的鼎力相助,謝謝參加這次聚會的籌備工作的同學,他們付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使我們得以在這裡濟濟一堂,再次相聚。有機會做簡短髮言,內心十分感慨。畢業之後,很多同學在各個領域取得傑出成就。如果請他們做發言,會比我的發言精彩得多。我想謝謝他們,將發言的機會給了我。吳祥華告訴我,聚會後將出版紀念文集,收錄各位同學的回憶。我對此充滿期待,希望早日分享到各位豐富多彩的人生經歷。

今天,我們這群兩鬢如霜,進入古稀之年的老人,重新回到具有一百六十多年曆史,一度滿目蒼夷,斯文掃地的校園,目睹母校變得如此美麗,整潔,肅穆,一片欣欣向榮,衷心為母校高興,更為今天的學生獲得如此優越的學習環境而萬分羨慕。這一切來自不易。遙想50年前的今天,校園裡也曾充滿我們無憂無慮的歌聲,四處奔跑的矯健身影,歡快明朗的笑聲。我們曾經勤奮學習,努力理解人生的真諦;我們曾經熱血方剛,希望不辜負人民和社會的重托;我們也悄悄編織個人的理想,對未來充滿美好的憧憬。我們追求美好,嚮往純潔,期盼光明。

我們沒人料到,腥風血雨正在逼近,一場浩劫正在醞釀之中,我們美好的理想即將化為一縷青煙,我們最珍貴的青春將伴隨困惑,磨難,乃至血淚度過。以最崇高的名義發動的文革,使祖國陷於空前的苦難。整整十年,從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到普通民眾,幾乎無人倖免。這是一場毫無意義的內亂,文革初期提出的虛無縹緲的崇高目標,沒有一項得到實現。不但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而且人們內心最卑鄙,最骯髒的情感被召喚出來,使夫妻反目成仇,使子女背叛父母,使同事相互告密,使師道尊嚴遭到踐踏,使同學間的友情一夜之間化為烏有,甚至使無數生命遭到毀滅。

我注意到經過籌委會的不懈努力,原來66屆高三全體同學中,有一半左右前來出席今天的聚會。但是,除了一些人已經早早地離開了我們,一些人遠在海外,畢竟有不少同學雖然健在,而且生活在上海,卻選擇了缺席。例如,當年扮演江姐和孫明霞,以多才多藝而揚名全校的兩位美女,以及扮演甫志高的俊男,就沒有來出席這次活動。對他們來說,徐匯成了他們的傷心之地。對此,我十分理解。

我有機會讀到王清華老師就本次聚會所寫的一封信,主張這次聚會不能迴避對文革的反思。我覺得這個意見十分正確。我們中不少人對當年同學間的純潔友情十分留戀,希望能將這種友情重新召喚回來。但是,曾經存在過的友情已被文革的魔爪破壞得支離破粹,面目全非,甚至化為齏粉。俗話說,破鏡難圓。要使五十年前的同學友情,在經過文革的摧殘之後,在古稀之年得到恢復,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儘管我們說,文革使一切人都成了受害者,但文革中,很多時候我們也是有自己的選擇的。一些人變成施害者,成為這場浩劫的幫兇,一些人成了受害者,成為這場浩劫所吞噬的對象,但更多的人卻選擇成為旁觀者。由於當年的施害者處於一種予取予奪,居高臨下,主宰別人命運的地位,其實他們有更大的選擇權。我認為,施害者之所以成為施害者,固然可以怪罪於當年大肆宣揚的“忠實工具論”,但不能否認,他們其實是可以選擇當旁觀者的角色的。可是,他們卻選擇了放棄做人的底線,道德的底線,人格的底線。施害者和受害者在文革中的經歷絕對是不等價的。如果施害者沒有任何的反思,悔恨,如何能希望當年的受害者忘記各種屈辱和傷害,和施害者笑臉相迎,握手言歡呢?所以,如何才能找回當年的同學友情,值得大家反思。

我想藉今天的機會,感謝當年幫助過我的人。由於我的處境,他們需要巨大的勇氣,才能做出幫助我的選擇。這樣的人很多,由於時間關係,我只能選其中幾個,公開表達我的感謝。首先,我要感謝的是當年負責牛棚的張師傅。慚愧的是我都不知道他的全名。2000年校慶時,我曾到處找他,但被告知已經退休回老家。我只知道他是一個山東漢子,他本可以像很多人一樣在我生命面臨最大威脅的時候,袖手旁觀,甚至可以選擇成為施害者,扮演一個對反動學生毫不留情的‘英雄’角色。可是,他選擇的是挺身而出,盡力挽救我的生命。1968年初秋的一天,我被西校舍二樓用力扔下的鐵腳椅子砸得昏死過去。是他用自己的手絹清理了我滿臉的鮮血,在我清醒過來後,他又一步步扶我到工宣隊辦公室,堅持要他們負責我的生命安全。由於他的據理力爭,我被及時轉移到一家工廠,逃過了學校裡那些暴徒的暗算。不管當時的文革每天如何鼓動人們對所謂的‘階級敵人’毫不手軟,他本著做人的良心,拒絕接受階級鬥爭的謬論,始終將我看作是一個無辜的,只是出生在‘錯誤’的家庭,一時倒霉的年輕人而已。如果沒有他這種對所有的生命,無論出身,無論貴賤,一律尊重的做人底線,我真不知道今天是否還能和你們歡聚一堂。

我想感謝的第二個人,是同為牛棚難友的王烈偉老師。當時我關在牛棚裡已將近一年。工宣隊知道我並沒有什麼大問題,但又不能隨便放我出去。他們先要我自己承認是反動學生,我拒絕承認;於是降低我的罪名,要我承認參加文革動機不純,我又拒絕承認;最後再次降級,要我承認有自由主義傾向,沒有積極響應復課鬧革命,我再度拒絕。王烈偉老師十分注意我和工宣隊的每次對話。雖然隔著一段距離,卻一直尖著耳朵聽我和工宣隊的爭辯。最後一次,工宣隊一走,他便說我過於固執,工宣隊其實在幫我找台階下,我卻死不認賬。經他分析,我才恍然大悟,趕緊按工宣隊的自由主義口徑寫了檢討,很快被從牛棚裡放了出來。今天,王烈偉老師遠在美國,但我希望他能知道我對他的深深感謝。我從小受不到父母的庇護,王烈偉老師猶如仁慈的父輩,在關鍵時刻,雖然自己還未獲得自由,出於對我的關愛,選擇了冒險為我指點迷津,幫助我早獲自由。

我想感謝的第三個人,是我的同班同學鄒憺。遺憾的是,他早早地離開了我們。他去世前不久,我和一些同學去醫院看他,他竟然很誠懇地向我道歉,理由是,他硬將我拉進他所參與的自覺紅戰鬥隊,害得我後來蒙受各種苦難。其實,我更有理由感謝他。我從牛棚裡解放出來不到一個星期,就被匆匆送到遙遠的東北插隊,家裡只剩下年過八十的婆婆。大家知道,我們兄弟幾個從小由這位老人撫養長大,最後一個個都離她而去,生活在貧困的農村和邊疆。她曾經說過,我的命已經這麼苦,不明白為什麼我帶大的小孩一個個比我的命還要苦。一個人要有如何深沉的愛,才會說出如此痛心疾首的話來。我萬分感動的是,鄒憺雖然是一個粗線條的人,卻細心地體會到我被迫遠離風燭殘年中的婆婆,內心一定有難以形容的苦楚和悔恨。他不止一次,在節日到來的時候,悄悄帶著食品去看望孤苦伶仃的婆婆,和她一起度過一​​個夜晚或一個中午。鄒憺還會編出美麗的謊話,說我將來一定會有前途,以此安慰婆婆。當時文革仍在肆虐,前途渺茫。鄒憺完全可以作出另外的選擇,因為誰都不會相信,遠在東北鄉下的我,還會有什麼美好的將來。但鄒憺基於做人的底線,選擇了替我盡孝。他的善行幫助了婆婆頑強地生活下去。

我想感謝的第四個人,也許大家會大吃一驚,因為我想謝謝後來成為我的‘冤家對頭’的唐雪麒同學。我被公認是徐匯中學出身最壞的學生,可是,早在1966年9月,我便到全國大串聯。這是我長這麼大第一次離開上海。串聯回來後,從鄒憺等同學的口中了解到,班上出身不好的同學在10月1號被剝奪政治權利,不准參加遊行,關在學校裡又是餓飯,又是打掃校園,並被迫寫批判反動家庭的檢查。後來一些同學更受到各種人身迫害,甚至毀滅性抄家。聽了他們的哭訴,我極為震撼,同時也感到唐雪麒其實幫了我一個大忙,使我無形中逃過了文革初期發生在徐匯校園裡的紅色恐怖。開介紹信到全國串聯一事,完全是唐雪麒的主動,一開始我還有些猶豫。當時反動血統論正向全國蔓延,狗崽子,黑五類這種法西斯語言充斥大街小巷。北京來的紅衛兵揮舞著皮帶,不可一世。我覺得只有紅衛兵才有資格全國串聯,自己的這種出身,萬一讓人知道,不但會倒霉,也會連累唐雪麒。但不管怎麼說,在當時的情境下,他的建議絕對是一番好意。今天我想當著大家的面,向他致謝。對我來說,他當時堅持了做人的底線,並沒有因為出身的不同,或者觀點的不同,就要用階級鬥爭的手段迫害我。儘管後來我們成了兩派,但任何人在困難的條件下做了正確的選擇,使我至少逃過早期的紅色恐怖,我是不應輕忘的。

我還要感謝我的婆婆,感謝她的養育之恩,感謝她在我生命的最低谷的時候,仍然對我抱有堅定不移的愛和信任。大家知道,我母親離開世界的前夜,曾留下遺言,婆婆可以帶走我家所有的細軟,回老家養老,而我們兄弟幾個應該被送進孤兒院。當時婆婆已進入古稀之年,卻毅然決然地選擇撫養我們幾個兄弟的重任。令我慚愧的是,我們弟兄幾個,包括我自己,卻一再使她失望,使她擔驚受怕。1968年初,我曾被人綁架到學校,關在老校舍,失去自由長達半個月。由於得不到任何音訊,她內心產生巨大的恐懼,只能每天坐在弄堂口,以淚洗臉,盼我回來。我家幾次被騷擾,破壞,她只能默默忍受。紅衛戰報登出文章,宣布我為反動學生,引起鄰居們的風言風語,她聽了心如刀割,只能躲在家中,對天長嘆。文革中我經常被人毆打,被自行車衝撞,被人搶奪書包。雖然我時時生活在恐怖之中,但我瞞著婆婆,自認為很堅強地應對下來了。

彷彿這一切對婆婆的打擊還不夠,1968年夏天的一個夜晚,我在學校的西校舍被人蒙著眼睛,遭受毒打,遍體鱗傷。這一次,當我竭盡全力,掙扎著爬回家的時候,我對自己的信心完全崩潰。婆婆看到我渾身血肉模糊,也幾乎暈死過去。看到她渾身發抖的模樣,我感到深深的悔疚。我對她老人家說,真的很​​對不起她,我一直想作一個人人誇獎的好人,但不知為什麼,總是成為大家都要嫌棄和躲避的壞人。我又說,我是不是應該早些去死,免得給她帶來無窮無盡的苦難和恥辱。她老人家一邊為我清理傷口,一邊說,即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認為我是壞人,在她眼裡,我仍然是一個好人,她要和我過一輩子,要我一定活下去,千萬不要步我母親的後塵。

當時我身邊除了她老人家,已沒有任何親人。我從來沒有感到如此的孤獨,無助,感到生命是如此的脆弱,感到自己的命運是如此的任人擺佈,不由自主。婆婆在我的眼裡是個聖人。如果她當時表示出對我的一絲埋怨,或一絲指責,我不知道是否還有勇氣活下來。感謝她的寬容,她的仁慈,和她內心透出的堅毅。她的話極大地寬慰了我的心,使本來已經十分絕望的我感到不能棄她而去。今天,我這樣一個被徐匯中學從高中各班到初中各班輪流批鬥的反動學生,成為同學們的代表作全體大會的發言,我內心的心路歷程只有婆婆知道。願她老的在天之靈為此感到一絲安慰。我將自己的《吾民無地》一書獻給了她老人家。我在書中寫道:“謹以此書奉獻給養育我長大的外婆應瑞林。她在逆境中的堅韌不拔和麵對弱者自然流露出的深切同情,像一座由仁慈和智慧壘成的豐碑,永遠屹立於我的心中。”

很多同學在我處於逆境之中的時候,伸出援助之手。一些人希望我不要在發言中提到他們,這裡我只能隱下他們的名字。雖然文革極力破壞做人的底線,踐踏做人的良知,想使每一個人都成為冷酷無情,翻臉不認六親的鬥爭機器,不幸之中的大幸是,在關鍵時刻,我總能遇到堅持做人有底線的好人。由此想到,我們固然無法控制外部的大環境,但是,如果在我們內心的深處能夠堅守做人的底線的話,我們就能提醒自己,以及教育我們的子女,絕不為虎作倀,絕不落井下石,絕不指鹿為馬,或者恩將仇報。希望中國永享安定,繁榮,和平。但若有不測事件再度發生,黑暗勢力再度捲土重來,也許我們沒有像陸丙甫以及他的戰友們當年的勇氣,直接質疑黑暗勢力的合法性,但是,至少我們可以牢記文革的教訓,堅守做人的底線,只要我們默默地不配合黑暗勢力的淫威,良知之光就能更快地戰勝黑暗和反動。

最後,希望各位領導,老師和同學健康,快樂,幸福!希望我們抓緊時間向別人表示感謝,或表示歉意,為同學之情的恢復奠定堅實的基礎,並在這種堅實的基礎上,迎接未來更多的聚會。

——轉自共識網

 

(《中國人權雙周刊》第182期 2016年4月29日—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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