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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江风:洪水泛滥,天灾还是人祸?(图)

July 18, 2016


武汉新洲被洪水淹没的村庄(网络图片)

果不其然,专家的推断得到了印证,2016年又是一个洪水泛滥的年份,入夏以来,长江中下游等地普降暴雨,武汉等城市相继启动“看海”模式,不过,从降雨强度看,丝毫不亚于历史上的1998年。很多积水较深的地方,完全可以游泳,所以,有民众更为夸张地将这种状态称之为“游泳”模式。

早在今年春天,就有中国国内媒体借专家之口,分析认为这一年的气候与1998年极为相似,也就是会出现专业术语中的“厄尔尼诺现象”。应该说,这种有根有据地打预防针的做法,相较于1998年是很大的进步。很多地方政府,也在这种情况下纷纷拨款,提前加固了堤防。

在经历了1998年特大洪水的侵袭过后,从中央到地方,对水利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那之后几年,长江沿线的挡水堤都被做得非常高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年的洪水即使超过1998年,长江大堤也会固若金汤,当然,前提是堤身没有被腐败所侵蚀,否则,溃口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最近这大半个月时间,长江中下游的天气极度反常,偶尔艳阳高照的时候,天气酷热难耐,其后就开始出现阴雨天气。经常是连着下一个星期天天有雨,洗的衣服和被子,晾晒多日都依然湿漉漉的,不仅不干,而且还可能出现异味。在以往,暴雨一般来得快去得也快,可是,这段时间,经常是暴雨连降一整天甚至昼夜不息,让很多出行者叫苦不迭。

截止笔者撰稿时止,不仅仅是长江中下游,而是长江沿线全线告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得不亲临安徽、湖南、湖北灾区,来到抗洪一线,向官民表示慰问。就在李克强到达武汉龙王庙之际,雨势突然加大,这一遭遇让李克强切实感受到了民众生活之艰辛。

从地图上可以明显看出,长江岸线在湖北境内是最长的,所以,每当洪水泛滥之际,湖北都是抗洪救灾的重中之重。李克强此次急赴灾区,首先去的安徽和湖南,然后才到湖北,显然不是因为他认为湖北不如安徽、湖南重要,而是因为他需要在湖北停留更长时间。

“高峡出平湖”在江泽民时代终成现实,三峡大坝的落成,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长江中下游的水情,然而,在特大洪涝灾害面前,三峡大坝也倍感无能为力,因为库区的容量有限,不可能将上游的水全部关住,再则,长江中下游的暴雨导致江湖水位猛涨,更是令三峡大坝望水兴叹。

从各大媒体的报道以及网民所反映的情况看,近段时间的水灾,主要体现在内湖和长江支流泛滥上。7月1日晚间,武汉市新洲区举水河发生特大洪水,凤凰镇郑园村陶家河湾举水河西圩垸发生溃口,口门70多米,附近6个村庄、1个社区被淹,上万民众被困。仅在湖北省内,出现类似情况的就有多处。

不可否认,地方各级政府对灾情给予了高度重视,很多党员干部都纷纷走上了抗洪前线。在出现重大险情的时候,地方党政主官即使是不睡觉,也得亲临现场。还有武警官兵,也纷纷上阵,和官民一道向洪魔叫板,场面的确激动人心。

内湖和支流为何泛滥?源于多方面的因素。首先,在大拆大建的这些年里,不少城市都在围湖建房。譬如说武汉,东湖和南湖以及汤逊湖等城中湖均被不同程度地侵占,虽然相关部门也曾对建设单位进行了处罚,但是,据知情人透露,罚款数额很小,而占湖的收益更大,所以,原本面积很大的城中湖变得越来越小。湖的功能其实很多,除了可以吸收空气中的灰尘和增强城市的美感之外,还可以蓄洪。因为湖被填占,所以,一旦出现连降暴雨的天气,城中湖便不堪重负。

其次,城市的排水系统不畅。就拿武汉来说,在多年前,启动“看海”模式就成为笑谈,在三年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武汉官方投入了129.85亿元巨资,对排水系统进行改造。中新网等多个媒体当时在报道当中纷纷夸口,称武汉三年后不怕暴雨,一天下几个东湖的雨水都没问题。

事实证明,上述的媒体之言完全是吹牛不打草稿,当强降雨天气来临时,武汉全城沦为水乡泽国,火车站成了码头,而大街小巷就如同大大小小的河流。在7月6日,因为从凌晨开始的大暴雨基本上没有停歇,所以到中午时分,武汉便全城瘫痪,即使有车辆在街道上行进也是举步维艰。

在乡村,民众同样是苦不堪言,且不说那些堤防溃口区域的民众,即使是房屋不被淹没的民众,也出现了罕见的生活危机。据悉,湖北很多地方的村民菜园被淹,即使是平时繁荣的小镇菜市场,也无人卖菜,村民只得吃白饭或者是吃咸菜度日。有些地方虽然有外地蔬菜进入,但价格高昂,平时一块多钱一斤的蔬菜涨到了五块,中国商人的趁火打劫由此可见一斑。

在长江中下游省份,内湖泛滥相当严重,城乡湖泊其实有相似之处。乡村的湖泊泛滥,往往也是因为围湖造田所致。另外,还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有直接关系。很多湖泊,原本湖床很低,蓄水能力强,但是,因为之前附近的水土流失,导致湖床抬了很高。下过湖的人都知道,那淤泥很深,有的深到一两米。

中国式的防汛抗洪,其实充满了“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的意味。就拿举水河溃口来说,当地村民和官员称,举水西堤已有20多年没有加固。一位村民透露:“从很小的时候就听说了好几次国家财政拨款维修加固堤坝,但是最后也没见着修。”

村民所述被媒体所证实,据《新京报》报道,上述不作为的背后,其实是腐败在作祟。据悉,2014年,武汉水利堤防中心主任唐某在2005年至2013年间,经其手涉及受贿的工程总造价已经接近10亿元,其中就有举水河举西堤加固工程,工程造价为3186万。工程款被贪墨,不溃口才不正常。

举水河溃口的故事,显然只是冰山一角,在其它地方,类似的情况应该还不少。显然,堤防溃口,不仅仅是天灾,也是人祸。天灾尚可忍,人祸不可恕。记得在1998年抗洪时,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九江大堤上曾痛骂“王八蛋工程”,从某种意义上讲,天灾其实是官员良心和工程质量的试金石。

大禹治水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区别于他父亲,以疏代堵。回溯历史,曾涌现出了诸如王景、范仲淹、潘季驯等不少治水名臣,但也有更多的地方官员,拜倒在了腐败的石榴裙之下。中国政府高层也在不断强调以史为鉴,然而,他们的治水思路和治国思路一样,仍然是重堵不重疏,其实,在没有洪水的年份,更应该做的就是退房还湖、退田还湖,清理湖床和河床上的淤泥,并且要保持水土和整改城市地下水道,只有这样才能在加固堤防的情况下一劳永逸。

有评论者在梳理历史的时候发现,大清灭亡之前曾连降暴雨,以此来告诫当政者要顺应天意民心。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一场自然灾害,其实能暴露不少问题,其根源当然还是在政治体制上,当下,唯有启动政治改革和实现宪政民主,才能最大程度地抵御洪魔,才能实现官民同心,民族复兴。

2016年7月6日

——转自民主中国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87期2016年7月8日—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