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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中国经济公私之变

September 15, 2017

从国企混改看中国经济公私之变

当中国人的全部兴奋点自主或者不自主地放在十九大的权斗、人事布局上,其实与民生关系更深的经济政策已经悄悄拨转船头,中国民营企业担心了好几年的“公私合营”成为现实:中国联通于8月16日公布了规模高达780亿元的混改(国有、私有共同持股的混合所有制)方案,令人瞩目的是BATJ等中国几大互联网公司悉数参与,每家投入几十亿至百亿的资金入股中国联通,实现了中国政府2015版国企改革方案的梦想:将民营资本吸纳进了国有企业,但又不让民企有话事权。人们惊呼新一轮公私合营开始,习近平想回到毛泽东时代。

中国自改革以来,经济中的公私关系真是篇大文章,有必要回顾,以便弄清楚中国的共产党资本主义对私有经济的真正态度。

掩耳盗铃的“不搞私有化”

认为习近平想回到毛泽东时代,这种解读有点浮于表面,至少习近平目前不想要计划经济。如果理解了中国自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的转型道路,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造就了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政治经济制度,即程晓农概括的“共产党资本主义(communist capitalism)”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共产党专制政治与资本主义相结合。近40年的改革历程证明,中共执政集团早就不是制度的教条主义者,只要有利于政权的生存,增加有效资源,在政治上随时可以调整路线、方向,甚至更换作为执政党同盟的社会基础(社会集团);在经济上更是灵活多变,对市场经济、私有经济、外国资本这些被共产主义教条排斥的事物,采取灵活务实的接纳态度,发展出了一套政府管控与市场经济高度结合的模式。

这一模式非常有利于中共政权:保持公私互通管道,政府既掌握关键的资源,又随时可以调整政策。需要时,放开政策,让国人发挥灵活性与主动性去开创市场;政府有困难时,又可以强迫私营企业为国有企业输血。中国联通的混改只是一个开头。

外界都知道,中共在胡锦涛时期有个“五不搞”,其中“不搞私有化”赫然在列。中共宣示不搞“私有化”之时,中国经济其实已经是国有、外资、民营三分天下。纵观中共统治中国将近70年的历史,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前30年,中共通过暴力“化私为公”,让中共政权成为全国唯一的地主及资产所有者,所有的中国人都成了无产者;后30多年,通过邓小平于1978年底开创的经济改革。用政治权力“化公为私”,让共产党的干部与红色家族成员成了暴富阶层;到了胡温第二个任期,面对化公为私的私有化与已成气候的共产党资本主义,突然又祭出包含“不搞私有化”在内的“五不搞”旗帜,仿佛中国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这不完全是中共言行不一、表里相违,而是中共发现,与资本主义相配套的民主政治,对中共的执政地位形成太大的威胁,所谓共产党资本主义,就是要让共产党永久执政的资本主义,只要达到这一目标,中共执政集团既不坚持制度的教条崇拜,还会经常因时制宜地调整政府管控经济的方式。理解了这点,才能理解这30多年当中,中共在国有企业成为包袱之时,可以开展以甩包袱为目的、以“抓大放小”为特点的“国企改革”;与此同时,将执政的社会基础调整为政治、经济、知识三大精英联盟。如今,中国经济发展百病丛生,长期衰落已无可避免,依靠中共体制致富的各种富商巨贾正面临执政者重构政商关系的强大压力。

理清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商关系的变迁,是把握共产党资本主义的关键切入点。

政商关系之变一:共产党干部变身资本家

毛时代实行计划经济,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之后,继任者华国锋继续坚持毛的政治经济路线。直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重新出山,开始推行经济改革,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但准许个体的小规模私营经济经营,同时削弱计划经济,却不准私有化,比如规定私人企业雇工不能超过8个,8个以上就是资本主义。但这一据说按照马克思经典教义折腾出来的荒唐规定,在1980年代末被完全打破,但私有化确实还是敏感禁区。直到1990年代后期开始的国企改制,中国的中小国企经理才有机会变身为私营企业主——资本家。

邓小平于1997年2月去世。10个月之后,中国政府宣布推行以“抓大放小”为核心的“国企改革”,允许中小国企私有化。所谓“抓大”,就是指资产规模大且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金融、能源、电力、电信、交通等企业,准许其经过资产重组后上市,这个所谓“资产重组”是指国企可以向外部人和外资出售部分股份,但国家仍然控股(51%以上或者必须成为第一大股东);所谓“放小”,是将市场前景不佳或亏损严重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出售,允许其私有化,以甩掉政府的包袱。

时任总理的朱镕基之所以如此决策,主要出自两点考虑:

第一、国有企业无法归还银行贷款,导致国有银行系统濒临崩溃。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改革无法解决国有企业的弊端,例如冗员过多、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浪费惊人、企业亏损严重等,只能长期依赖国有银行的贷款支撑企业的运转。随着经营状况日益恶化,许多国有企业停止偿还银行贷款,甚至连利息也不再支付,1996年国有银行的坏帐加上逾期呆滞贷款占贷款总额的70%左右,如果继续为国企注资,金融系统将被国企拖垮。

第二、中国急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便扩大出口。当时,WTO接纳中国有个前提,即以15年为期,中国必须建立市场经济,即取消计划经济和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中国如果不能证明其实行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就无法获准加入WTO。

中国这一私有化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7年下半年到2001年,历时4年左右,主题是中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成为原厂长、经理等私人拥有的企业。程晓农曾详细分析了130个国有企业私有化案例,归纳了数种典型的手法,揭示了中国企业私有化的黑暗过程。他们的做法通常是,有意低估企业资产净值;然后直接动用企业公款或以企业的名义去银行贷款(少数是向私人借款)买下自己管理的企业,注册在本人或亲属名下;最后,以新企业主的身份,用私有化之后的企业资金偿还自己购买企业所借的款项。也就是说,他们虽然购买了自己管理的企业,个人却往往只付很少的钱,甚至分文不付。

第二阶段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部分私有化(partial privatization),大约从2002年开始,到2009年基本完成,其手段包括把国有企业改组后上市(listing)、管理层持股(MBO,Management Buyout)、职工股份化、与外资合资、与私企合资等等。由于这些企业资产规模庞大,厂长经理们无法独自侵吞,所以通常是动用公款购买企业股份送给企业高中层管理干部,并用送股份的办法贿赂那些有权批准企业上市的政府部门官员及其家属,形成利益共谋。这些共产党的国企干部和政府官员不花任何成本,便成为大中型上市公司的持股总经理或常务董事之类,凭借职位优势成了资产所有者。

这场始自1997年底的私有化到2009年基本完成。1996年全国国有工业企业为11万家,到了2008年底只剩下9,700家,其中还包括已经实行部分私有化、但政府仍然居于控股地位的大型国有企业。

中国这一私有化过程究竟让多少中共内部人从无产者成为拥资百万千万的企业所有者?根据两个全国性抽样调查的数据,结论是,约50%至60%的企业由企业管理层私人拥有;约25%的企业买主来自企业外部,属于国内其他行业的投资者;外资所占份额不足2%;由管理层和职工共同私有化的仅占10%。值得一提的是,即便职工与管理层共同拥有股份,但职工股东基本上无法过问企业的资产管理及经营状况,实际上相当于职工出钱帮助管理层拥有企业。

不被承认的私有化

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曾发生过如此大规模的私有化,但中共高层却明确否定这一事实,原因之一是,在所谓企业改制的过程中,中国执政集团彻底抛弃了以国企工人为主体的社会底层。这种抛弃是否具有政治正当性?只要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过程相比较,就会有明确的结论:

一、中国是唯一借改革之名抛弃底层的社会主义国家

迄今为止,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转型大致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中欧模式(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的转型为异议知识分子所主导,他们的基本主张不是与原共产党精英们分享权力或和解、宽容,而是通过清除共产主义污垢,尽可能铲除共产党文化的残余,况且,在多数中欧国家民众的眼里,共产党政权不过是一个苏联扶植的傀儡政权,应当被唾弃。这些国家政治、经济转型的结果是,原来的共产党精英多半未能从转型当中获得好处,大约三分之一的原共产党精英的社会经济地位下降,一半左右提前退休。

第二种是俄国模式,其结果是,原来的共产党精英摇身一变成了民主派精英,然后他们分享转型当中的好处,从中发横财,同时民众也在私有化过程当中获得了一部分产权。这是典型的“老权贵带入新社会模式”。

第三种则是中国模式,其主要特点是:中共政权把前30年毛泽东时代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即全面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抛弃了,改用共产党资本主义巩固了毛泽东留下来的专制极权制度。在权贵私有化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黑暗行为,例如红色家族的疯狂敛财所起的示范作用,导致官僚系统及整个国家高度腐败。这种腐败政治必然产生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当财富与上升机会都被社会上层垄断之时,占总人口约80%的庞大社会底层必然产生对精英阶层的仇恨,仇官、仇富情绪在全社会蔓延。

二、密室私有化凝聚成难以化解的社会仇恨

中国的转型模式提出了一个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以前未曾重视的问题:经济转型究竟是有利于政治转型,还是阻滞政治转型?根据作者对中、俄及东、中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观察,其关键在于两者的先后顺序。当经济转型与政治转型同步的时候,比如俄国的情形,由红色精英“变身”而来的民主派不会反对民主化,因为他们发现,民主化的过程并不见得会妨碍他们利用以往的社会关系致富。但是,如果经济转型在政治转型启动之前便已完成,比如中国这种情况,已经成为资本家的红色精英会强力阻止民主化。对他们来说,民主化不仅会剥夺他们的政治特权,还会追索他们非法获取的财富。海外中文网站上经常出现网民发表的“民主化之后杀你全家”之类的言论,就是这种仇恨情绪的表现。

上述过程无异于政府纵容国企管理层伙同政府官员公开瓜分和掠夺国有资产,中国当局就算巧舌如簧,也没法把这种掠夺解释成正当行为。偶然见之于媒体的国企私有化案例,常常引发社会公众的愤怒,因此,中国政府不许国内媒体讨论私有化,也不允许学者发表有关私有化过程的调查报告,直到2011年,中国官方还坚持宣称“五不搞”,其中就有一条“不搞私有化”。但是,这一谎言只是用来欺骗国内公众,实际上,中国政府曾经委托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在中国进行了几次有关中国私有化结果的调查,调查报告都以英文发表在国外,以便向国际社会证明,中国早在1997年底就开始推进私有化,从而为2001年12月加入WTO成功地铺平了道路。

在推行私有化的前后十来年当中,中共当局极少追究红色精英们侵吞企业国有资产的行为。不仅如此,从1998年到2003年这段私有化高潮时期,中国政府关闭了国有资产管理局,制造了长达6年的国有资产监管“空窗期”,为权贵、国企经理厂长及官员们侵吞国企资产提供了方便。2003年以后虽然重新恢复了国有资产管理局,但私有化结果木已成舟,原来的国企厂长经理们已经堂而皇之变身为私营企业家。

三、中国私有化的明显弊端

也许有读者会问,共产党国家的公有企业私有化,是不是只能采取这种办法?程晓农研究过俄国和中欧数国的私有化过程,得出的结论是,这种由政府鼓励并保护、允许共产党干部直接侵吞国企资产的私有化方式,只有中国采用;中欧各国的私有化基本上不让共产党干部染指。如果把中国和俄国的工业企业私有化过程与结果作对比,可以看出中国式私有化的明显弊端:

第一、中国政府从未宣布过企业私有化的具体设想,私有化过程是政府官员和厂长、经理策划于密室,操作于黑箱,将工人排除在外而进行的。与之相反,俄国政府有统一的私有化方案,由工人投票决定选择哪一种。

第二、中国工人大多是被厂长、经理以保留工作为条件强迫入股,不得不动用个人储蓄。中国工人入股本厂之后,空有股东虚名,其权益却得不到保障。与之相反,俄国工人对本企业入股基本上是自愿的,用的是政府发的私有化券,他们的股东身份能得到承认,权益也有保障。

第三、在俄国,私有化之后,企业职工持有的本企业股份大约占40%左右,比中国工人的10%多得多;俄国的企业经理层虽然也持有一部分股份,但比中国的经理阶层少得多。因此,俄国的厂长经理靠他们个人控制的股份,往往无法把企业变成其私人控制之物。

第四、私有化之后,中国大约半数国企职工被解雇,厂长、经理借解雇员工来降低企业成本(即减员增效),此举得到各地政府的充分支持。与之不同,在俄国私有化过程中,解雇工人的情况较少发生。

第五、中国推行私有化之时,中国尚未建立保障失业工人的社会福利系统,失业工人没有生活来源,加之企业厂长、经理大肆侵吞国有资产,这两个原因导致了大量的劳资冲突。1995年全中国县、市一级的劳动纠纷仲裁机构处理的劳资冲突为3.3万起,2006年这个数字达到44.7万起,2008年上升到69万起。而俄国在私有化过程中社会福利制度仍然正常运转,少数失业工人可以领取社会福利而勉强生存。俄国的厂长、经理在私有化过程中比较尊重工人的意愿,劳资双方很少因私有化而发生冲突。

西方有学者认为,共产党国家的威权体制有利于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因为政府的强权可以克服来自民间的阻力,中国往往被他们视为一个最好的例子。他们全然忽视了这一“经济转型”过程完全漠视社会公正,剥夺了民众的权益。这样一种只有利于统治精英的制度安排,为日后中国的社会冲突埋下了深重的祸根。

政商关系之变

(敬告读者:为了让读者对中国经济公私之变有完整的了解,本文保留了一些以前发表过的内容。)

国企改制让中小国企经理变身为资本家,是中国政商关系变化的第一个重要标志。2000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广东省高州市考察时首次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被正式写入中共党章和中国《宪法》之后,中国政商关系进入关键性转折,商界精英正式成为中共统治的重要同盟,这表明中共统治更换了统治基础,无产阶级专政的名目还在,但工人农民已经不再是中共的统治基础(连名义上的也被正式放弃)。

中共悄悄更换了统治基础

中共政府对商人的崛起相当在意,有过不少未对外公开过的官方调查。《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论坛》在2010年第4期封面文章《中国新富家族》中曾透露:有关机构在2009年发布了中国3,000家族财富榜总榜单,3,000个家族财富总值16,963亿,平均财富5.654亿。进入总榜单的1万个家族,财富总值21,057亿,平均财富值2亿元。

该文总结了中国“新富家族”的构成: “其一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广东商人;其二为体制内起步,以商人终结,或者本身亦官亦商,头顶红帽”。这篇文章以苏南商人为红帽商人的代表,但“九二派”商人也应该归于此类。“其三为红色家族。这种类型的商人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与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这些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房地产行业亦多为红色家族钟情的领域。”

有趣的是,该文对前两类商人都列举了代表人物,但对第三类商人却未提及一个名字,只是指出:“在国外,富豪家族一般呈现几个特点,一是草根商人占绝大多数,二是在竞争性领域的商人家族占大多数。对比这两个领域,中国商人家族的构成,存在很多隐忧。近年来日益被诟病的权力资本,权钱的联姻,为中国商人家族蒙上了一层阴影”。

中国政商关系面临双重制度诅咒

人民论坛这篇文章再次将中国政商关系的明暗两个层面摆上桌面:表面上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实质上是官员与企业家、商人的关系。这两层紧紧粘在一起的关系,注定了中国政商关系面临与生俱来的双重制度诅咒当中。

第一重制度诅咒是官员们“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机制。

中共政治就是极权政治,以“三个垄断”著称,即政治垄断、经济(资源垄断)与舆论垄断。这种三个垄断格局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已经形成,但那时有权力无市场,大小掌权者最多是房子住大一些,享受特供与子女就业特权。到了改革开放时代,政府官员掌握的权力可以通过市场变现,即笔者讲的“权力市场化”。这一点,注定了中国的官员必然会有寻租冲动。如果家人不够能干,就充当权力掮客,官商勾结;如果妻子儿女兄弟姐妹中有能人,就自办企业,因为向别人寻租,远不如自家人开办企业安全可靠。这就是近几年反腐当中一个贪腐官员落马往往导致家庭成员及朋友圈同赴监狱现象的原因。

为了让官员们能够祛除这重诅咒,前些年国内很认真地讨论过如何“以有条件特赦贪官推动政改”。这类讨论从本世纪初就一直存在,但以2012年那轮讨论最为认真,一些颇有社会名望的人士加入了这场讨论。笔者曾在《“特赦贪官推动政改”为何不可行?》一文中分析过此论的来龙去脉。

第二重制度诅咒,则是企业家的原罪问题。

由于中国政府掌握资源分配大权,政府对企业的关系是种“赐予”的关系。所谓“权力市场化”,其特点是“权力”要变现,必须依靠“市场”,两端紧密结合操作。也因此,掌握资源分配大权的官员成了“造就国王的人”,这是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家不得不背靠官场的原因。即使是高科技行业的富豪,也不敢说自己可以不依靠官府,因为市场准入、税收、企业年检,在每道关卡上被“穿小鞋”都可以让商界难过。商界人士都知道,经营好政商关系,意味着掌握了“重要资源”。

“三个代表”思想开启了政商结合的制度管道

这两重制度诅咒,江泽民有心破除,他在2000年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开启了中国民营企业家挺进政坛之路,为政治利益集团与经济利益集团融合提供了合法性。但在中国政治体制未变革的情况下,这条道路既方便了权贵阶层与官僚集团攫取更大经济利益,也使商人堂而皇之地获得政治保护伞。

“三个代表”理论出台之后,本人在《书屋》杂志2000年第3期发表《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指出中国正在抛弃工农等社会底层,形成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们与外国资本联合共治的寡头联盟。同年6月,作者在上海欧亚管理学院一次公开演讲中提到:江泽民“三个代表”是“两实一虚”,经济精英代表“先进生产力”是实指,执政集团代表“先进文化”也是实指,经济精英被吸纳入中共,因此这“两实”的代表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则是“一虚”,因为“人民”是个集体名词,是无数个体的名义集合体,无法代表自身,终究还得由中共代表,因此,说是“三个代表”,其实全由中共代表了。作者以上言论被视为是讽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这笔“新帐”,加上此前《中国的陷阱》(国内名《现代化的陷阱》)一书被中共当局记下的“老帐”一道清算,作者遭受中国当局的政治迫害,包括降薪降职、禁言与全天候监控。2000年7月,作者在北京经历了一场离奇的车祸之后,不得不于2001年6月出走美国。《书屋》杂志主编周实先生则被撤职,在50岁盛年被强令“退休”。

从2005年开始,中国商界、学界曾兴起一波关于企业家原罪的讨论,主要观点汇集于《原罪:转型期中国企业家原罪的反思及救赎》一书当中。该书将“原罪”归咎于三大原因,即制度不完善和社会转型的先天不足、政策和法律的后天失调以及滋生原罪的社会环境,并列举了对此的三种声音──追究派、反对派和折中派。在这场讨论中,为企业家原罪辩解并反对追究原罪的人,占据了最终的话语优势。但社会讨论中反对追究原罪,毕竟不是政府正式赦免,这为中国政府掌控商人阶层留下了很方便的制度通道。

江泽民改变了中国的什么?

美国高盛前董事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曾以“他改变了中国”作为江泽民传记的标题,那么,江泽民到底改变了什么?

自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问世,中国当局鼓励资本家入党,蔚为政治潮流,众多民营企业家进入各级人大、政协,中国政治俨然步入了“精英共和”的初级阶段。胡锦涛执政十年,对江泽民立下的政治规则萧规曹随,在“两会”代表中继续吸纳富翁。这种“精英共和”的表象,让近年西方媒体的“两会”报道增加了一个重要主题:中国“两会”的富豪人数,以及两会富豪代表的财富与美国国会议员财富之比较。

2015年两会前夕,《纽约时报》报道说,胡润百富榜上中国最富的1,271人里,203人(七分之一)是“两会”代表,他们的资产总和近3万亿元人民币,超过奥地利经济总产值。

中国“两会”富豪代表的财富总值相当惊人。据胡润中国财富报告提供的数据,中国最富有的70名人大代表的个人资产净值在2011年一共增加了115亿美元,创下898亿美元(折合5,658亿元)的新高。相比之下,被中共宣传品称之为“金钱帝国”的美国国会、最高法院及白宫的660名最高官员在同一时期的个人资产净值为75亿美元,低于70名中国富豪人大代表一年中增值的财富。2017年3月,据《胡润富豪榜》数据显示,全国人大和政协代表“百富榜”上的100名富豪在过去4年里财富增加了64%,从2013年到2016年,他们的身家总和从1.8万多亿涨到3万多亿元人民币。

号称“共产党领导下、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中国议会──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实成了富豪与官员的俱乐部。彭博新闻对这一现象发表评论:“全国人大偏爱亿万富翁,体现了中共和富豪之间的融洽关系。在这个体系的各个层级上都有当地官员与企业家串通合谋,发家致富”。

邓小平的改革,给了私营经济一席地位:为公有制经济拾遗补阙。江泽民让资本家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昂首挺胸走进人民大会堂,这在主张消灭私有制、视资本家为剥削者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当中,确实是开天辟地第一回。此前,无论是什么学术大师,都无从设想水火不容的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能够结合在一起。只是这种结合,主动结合者当作一种恩赐,被结合者心怀忐忑,婚床之间始终存在一道裂缝,一有风吹草动,裂缝就会扩大。自从习近平成为中共掌门人以来,中国商界一直胆颤心惊地看着这条裂缝逐渐扩大,危机感不断加深。

西方左派知识精英一直在梦想要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二者相结合,提高效率,2017年8月,马丁·桑德布在《从列宁到雷曼兄弟:谎言的代价》里阐述了这一梦想,但他显然不愿意承认,以共产党资本主义为核心的“中国模式”,就是二者结合的范本,他们总以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能够开出一朵芬芳艳丽的花朵。

国家资本主义为国本从未改变

十九大前,中国经济政策最显眼的变化,是让民营资本入股国企,但却不享有话事权。有人惊呼,这是在倒退。这解释过于皮相。

与毛泽东时代消灭一切私有经济活动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同,邓小平开创的共产党资本主义并不坚持制度教条主义,对企业所有制的方针灵活多变,只有一点未变,即从未放弃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对私营企业则视政治需要调整政策。理解这一点,必须理解中共极权统治“三个垄断”的特点:政治垄断(一党专制)、资源与经济垄断、文化垄断(控制媒体、教育和宗教)。其中资源方面的垄断是土地、矿产、森林、水源全归国有;经济上的垄断是指坚持以国有经济为主导,重要企业必须国有,放弃经济垄断,就无法维持政治垄断与文化垄断。

1、垄断国企成“特殊利益集团”

如前所述,199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无法产生效益并成为包袱之时,朱镕基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国企改革中,始终坚持的“抓大放小”这一方针,通过对中小国企的改制养成了一批共产党员资本家;与此同时,通过政策倾斜对大型国企进行资产重组,造就了一批控制国计民生的超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如铁路、金融证券、电力、交通、能源、房地产等行业,形成了一批经济寡头。在2001-2010的这段时期内,这些通过垄断形成的经济寡头成为中国政府的主要经济支柱。在各种政策的强力扶持下,这些国企早就成了中国的经济寡头,能够对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施加强有力影响。这些国企中,政商勾兑寻租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一些具有官员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依附于这些垄断型国企,以公权力为靠山和保护伞,肆无忌惮地赚取超额利润,甚至寻求非法资本回报。比如周永康的儿子周滨就利用其父在石油系统任职的关系网,从事各种与石油有关的生意谋取暴利。

胡锦涛于2003年接任中共掌门人之后,对私营经济的政策与实践开始分裂。国务院在2005年就制定了“非公经济36条”,承诺凡是竞争性产业,都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凡属已经和将要对外资开放的产业,都允许对内资民营经济开放;并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但实际上,也就是在那段时期,在不少有利可图的领域内开始了“国进民退”,民航业是国进民退现象最典型的一个行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又主导了一轮“国进民退”,让国有资本进驻一些竞争性行业并逼退民营资本,民用航空业是这轮“国进民退”的重点领域。2009年,中国首家获批的民营航空公司鹰联航空由四川航空公司斥资2亿元持掌鹰联航空76%股份,成为首家退出民营阵营的航空公司。

与习近平时期相比,胡温时期的言论空间相对宽松,民营资本与他们的党内代理人及部分知识精英一道,发起了一场批评国企经济寡头是特殊利益集团的讨论。不少人撰文批评以“两桶油”(中石油、中石化)为代表的垄断型国有企业,认为这些企业利用垄断资源与垄断经营的优势,以及政府赋予的定价权,排除竞争,高成本,低服务,是推动价格上涨的罪魁祸首,比如以地产、石油、电力等垄断企业为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团”,联手推动价格上涨。还有人批评国有垄断企业无偿占有公共资源,利用政府给予的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但最后只有这些企业本身与政府能够分享其利,公共资源的真正主人――民众除了通过别无选择的消费贡献银子之外,利润与民众福祉无关,这些国企连为社会创造的就业机会也远远低于民营资本。

在长达几年的批评声中,国企成了腐败、垄断、低效的代名词。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将这场舆论战的内容加以总结,写了篇《垄断企业十宗罪》:1、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实现。2、 支撑了集权与人治,破坏了法治。3、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形成官僚市场经济、权力市场经济。4、造成了严重的腐败。国际组织曾经对154个国家进行调查,结论是国有经济比重越大的国家越腐败。5、形成了分配不公,扩大了贫富差距。6、妨碍了老百姓致富。垄断国企对私人企业产生挤出效应。7、催生了既得利益集团,阻碍了改革。8、导致了经济低效率。9、形成了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的巨大浪费。10、扼杀了民族创新能力。在上述各种问题当中,批评意见的焦点主要是与其他行业相比,垄断型国企收入太高,国企领导层年收入逾百万外加分红、公款高消费,胡星斗提供的数据是:“垄断国企的职工占全国职工的8%,但其工资总额占全国的65%。国企老总利用公共资源创造的财富,成了其个人挥霍的钱库,比如中石化原老总陈同海受贿近两亿,平均每天消费4万多元。

当政者的反驳也非常多,《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推出《李荣融困局——当前国企十大争议话题剖析》专题报道是代表作。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首任主任李荣融认为,国企承担的重大使命与特殊地位,让它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饱受煎熬。民众骂声一片,一是经验层面的评价,二是媒体的误解曲解。至于国进民退、与“民”争利、效率低下、分红太少都是伪命题。在一一批驳以后,李荣融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否定国企,实质就是要否定公有制,而否定了公有制,自然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则党的领导地位则随之丧失。

2、国有企业成为吞食资源、亏损腐败的经济怪兽

中国政府之所以要维持大型国企的政治经济地位,主要出于政治需要。国家控股的大型企业被视为“共和国长子”,政府给予各种政策倾斜加以扶持。例如,政府通过垄断土地、矿产等资源和垄断重要行业,让国企拥有产品定价权,攫取巨额利润输送给中央财政。在中国经济的鼎盛时期,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国务院国资委2009年回顾》显示,从2002到2009年中央所属企业上缴税金年均增长21.6%,国企的税负均值是私营企业税负综合平均值的5倍多,是股份公司税负平均值的2倍。同时,国企也是政府对外援助和对内实施政治及社会控制所需经费的小金库。例如,中国高层官员去外国访问时,经常随带大量采购合同或援助项目,这些支出往往通过国企支付。

此外,国企的工资、福利和工作稳定性都远远优越于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到这样的企业就业,几乎成为中国人职业选择时仅次于公务员职业的次优选择,因此,国企往往成为官僚、权贵亲属的谋职之地。美国彭博社的一篇报道揭露,共有103位在国企任高管的红二代,曾用MBO(经理人持股)的名义让自己致富,他们领导或运营的国企2011年总市值为1.6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年度经济产出的1/5强。在21世纪前十年的国企改革中,这些红二代通过MBO的方式,不费分文攫取了大额股份;在资产数亿或者数十亿的超大型国企中,持股哪怕不到1%,也是一块巨型蛋糕。

国企与红色家族之间既然形成了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管道,这些被管理层大肆攫利的企业不可能经营良好。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衰退,国企的黄金岁月结束了,成为银行坏账的主要源头,拖累了中国的国有银行。自2014年以来,中国媒体上大量出现“僵尸企业”一词,指那些严重亏损、依赖银行贷款在维持运转的国企。截至2015年底,在中国股市上这样的“僵尸企业”就有266家,占10%,集中于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八大行业。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有100家,其中16家是亏损企业。例如,“中国铝业”号称“A股亏损之王”,2014年度净亏损为163亿元人民币;“鞍钢集团”有800亿银行债务,2015年净亏损43.76亿,“渤海钢铁”债务达1,920亿。这些进入“世界企业500强”的大型国企长期处于低效亏损的状况,使得中国金融系统有如得了败血症的病人,这头刚为国企输入红色的新鲜血液(注入资金),那头就流出黑血(即坏账)。

屈指算来,这是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轮坏帐了。三轮坏帐的形成各有原因,但有一个原因是不变的,即国企靠银行不断输血维持。兴业策略研究报告估计,如果在两年内这些僵尸企业全部倒闭,70%的有息负债成为坏账,影响债务约10,671亿,年均5,300多亿。其中10%为债券,90%为银行债务。

2012年是中共十八大权力交接的敏感时期,习近平虽然接掌了中共最高权力,但陷入政治对手的缠斗之中,国企问题暂时退出公共视野。胡温时期那轮有关国企的争论所指出的各种弊端,只有国企管理层与员工的巨大收入差距被列入解决的清单位之中。2016年1月,央企开始执行国企高管降薪资方案,把负责人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从12倍调整为7-8倍,全国各地的国企高管平均降薪30%。全国25个省份公布了国企高管降薪方案,大多数将国企老总的基本年薪限制在了普通员工的2倍以内,把总体年薪限制在8倍以内;限制幅度最大的宁夏,将高管的总体年薪限制在了普通员工的5倍以内。2017年9月15日,官方宣布“多地推进国企改革细化方案”,要点就是“国企市场化薪酬改革提速”。

可以预见,只要国企的运行机制不改,民营资本在政治压力下入股国企,只是让国企获得了“免费贷款”,除了国企经理层薪酬过高获得解决之外,所有问题依旧,对政府来说,唯一的意义就是将银行的负担转嫁到民营企业头上。

坚持国企“做混做大做强”

尽管国企盛产“僵尸企业”,但习近平仍然想将国企做大做强。关于这点,我从2013年开始,写过不少文章。现在再回头梳理这些文章的分析,只能说习近平今天对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强党对企业的领导一点也不突兀,基本是承接胡温第二任期中国政府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而来。

中国政府“国企改革”思路渊源小考

我在美国之音发表的有关“国企改革”的文章甚多,其中分析的重点正好预示今天中国国企改革的方向:

2013年是习近平任中共掌门人后履政的第一年,那时候,关于国企的定位还正在争论,批判国企的声浪刚被反腐大业盖过,因此,《改革60条》中关于国企的思路显然是市场派们对国企定位的看法的延续。我当时在《国企改革:成败关键在于结束党管企业——对“改革60条”的疑问(二)》(VOA,2013年11月22日)一文中指出:在习近平宣布要不断强化党的领导的同时实行“政企分开”,就像“22条军规”那样荒唐且充满矛盾:要消除国企的严重腐败,就得结束党管企业的体制,实行政企分开。如果实行政企分开,胡锦涛十年执政期辛辛苦苦在私企、外企建立的数万个党支部难道就此撤销?加强党的领导与国企改革的目标政企分开陷入了一个无法自拔的怪圈:撤销党支部,如何贯彻党的领导?但不撤销,又如何能够实现政企分开?因而改革60条中有关“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是句空话。

等到习王反腐大业暂告一段落之后,带有习氏色彩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与《关于完善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于2014年正式出台。而其中“混合所有制”这一重点,在征求意见稿公布以前,就为社会熟悉。我在《国企改革:官方民企各有盘算》(VOA,2014年9月6日)一文中指出:民企对此毫无热情,普遍视“混合所有制”为陷阱,认为如果混合,民企又拿不到控股权,进去后很可能被“招安”,最坏的可能是被“关门打狗”。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接受新浪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要混合,一定是民营企业控股,或者至少我要相对控股”,“如果国企控股,不等于我拿钱帮国企吗?那我不是有毛病吗?不能干这个事。”

杭州娃哈哈集团老板宗庆后对党一直很贴心,但在2014中国500强企业高峰论坛的发言中,他表示,现在搞试点仅拿出少量股份让民营资本溢价进入,“实际上民营资本亦没有那么傻,以高昂的价格与代价获取国企少量的股本,进入后既没有话语权、决策权,亦改变不了国有企业的机制。”他认为,央企这么大的盘子,民企、民间资本实际上也没有能力进去,最后可能又让国外的基金占了国企的股权,导致国企又被外人所控制。

曾参与过20多家国企改革的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虽然比上述两位委婉,但态度实质相同。2014年4月25日,他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建院30周年系列论坛上发言,谈到自己的经验是“不能作为小股东进去”,“没有管理权,所以跟原来的国有体制还是一模一样,这样基本没有什么用了”。“我现在非常明确一点,如果混合所有制在经营方式上不能以民营企业为导向,以市场为导向,以民营企业为主的话”,不予考虑。

自2014年开始,这些对“混合所有制”表示不同意见的富豪们开始向外投资的资产转移之路,但他们很快就踢到了石头墙。上述几位富豪,除了宗庆后之外,其余两位的命运,外界已经知道个大概。

通过“做混”让国企“做大做强”

2015年9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通称为《国企改革方案》)中,再次强调“混合所有制”,当时各种评论如潮水般涌动,有说此方案的目的是要将国企做大做强;也有人说,政府要通过市场化推进私有化。同一个方案,居然引起两极猜想,原因在于这个方案有极强的习氏色彩:意欲融合毛泽东、邓小平两人的治国特点,左右逢源,因此出现了许多互相矛盾的表述。我当时在《“国企改革方案”的风,姓私还是姓公?》(VOA,2015年9月19日)一文中指出是要化私为公,而非化公为私。该文对方案逐条分析,本文只摘要概述三点:

1、指出所谓“混合所有制”,就是私企可以拿钱购买国企股份,成为股东;但股权配置比例是以国有资本为大头,私企只能处于从属地位,没有决策权与话事权——这一点,在8月份中国联通的混改(国有、私有共同持股的混合所有制)方案中已经得到实现,BATJ等中国几大互联网公司每家投入几十亿至百亿的资金入股中国联通,实现了2015版国企改革方案的目标:将民营资本吸纳进了国有企业,但又不让民企有话事权。通过做混是否做强,目前不知,但至少做大了。

2、指出方案的要点是在培养国企的“市场化经营机制”的同时,加强党的领导。《方案》共有14处提到市场化,奉市场化为主旋律,这点好理解,企业不市场化、不赚钱,拿来何用?真正的要害在于方案的第24条:“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将党建工作总体要求纳入国有企业章程,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党领导一切”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经济生命线,“市场化”是邓小平执政以来国企改革的主旋律。赵紫阳当总书记期间,千辛万苦推出了政企分开,希望结束党管企业的弊政,本来还打算在成功的基础上推广党政分开,但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这一努力自然中止。

3、方案提到,“发展潜力大、成长性强”的民营企业将会成为国企改革光顾的主要目标。《方案》第18条称:“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资本运作平台作用,通过市场化方式,以公共服务、高新技术、生态环保、战略性产业为重点领域,对发展潜力大、成长性强的非国有企业进行股权投资”。也就是说,发展前景不好的民营企业大可放心,国企不会光顾你;但如果效益佳、市场前景好,国企将不请自来,主动上门收购部分股权或壳资源,躲是躲不掉的。

中国当局为何要实施“公私合营”2.0版?

一个政府考虑扶持什么企业,往往体现其利益考量的重点所在。民主国家对企业的考量一般是就业优先。比如中国双汇2013年收购了美国最大的猪肉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Smithfield Foods),雇员共计4.8万人,其中新增约1,300人,当地居民与政府都很欢迎,并不在意资本所有者是中国人。

中国的私企为中国人提供的就业机会早就超过国企。据官方数据,2007年,在工业企业从业人员中,国企占9.2%,私企占44.4%;2011年1月,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指出,中小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吸纳了城镇就业的70%以上和新增就业的90%;2014年,国家工商总局公布,个体和私营企业新增就业人员约占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口的90%。

如今,随着外资撤退,农民工大量返乡,逾半大学毕业生被迫在家啃老。按道理,政府应当鼓励发展私企,将提高就业率作为主要考量。为何当局却要将吸纳就业较少的国企“做大做强”,采取国进民退的“改革”策略?这是基于两点考量:

第一、随着经济下行,中国政府面临极大财政困难。据官方数据,从公共财政贡献看,目前在中国企业户数、资产、主营收入占比中,私企已占大头,国企皆处于劣势,但在向国家缴纳的税金占比中,2012年私企仅为13.0%,国企高达70.3%。在原有的税源日趋枯竭的情况下,国企是公共财政支柱这一条理由,就足以让政府倾力扶持。至于国企是否提高就业率,已经不在政府优先考虑之列,李克强总理已经为数亿待业者指出一条“自主创业”之路,尽管大多数失业者并不具备“创业”能力。

第二、《方案》中,整体上市才是最终目的。国企目前负债率很高,2015年7月末中国国有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为65.12%,其债务来源单一,主要是国有银行。这种银企关系,注定国企如果好不了,国有银行也会被拖垮。过去20多年以来,国企脱困的主要办法就是前总理朱镕基想出的高招,让国企上市圈钱。但近年这一高招居然失灵,2015年股灾中,国企这支“国家队”在政府强迫其参与救市之后几乎全数套牢。于是《国企改革方案》只得另出新招:让国企改革,与民企实现混合所有制后,“着力推进整体上市”。因为资产重组之后,企业可以用新名目到股市上IPO(首次公开募股)。

这个方案体现了习近平对待国企与私企的基本态度:国企是党国之根本,私企必须帮扶国企。面对私企富豪坐大之势,他一直在考虑如何用“混合所有制”将私企中的优质资本吸纳进国企,将国企做大做强做“混”。可以预见的是:十九大之后,公私合营2.0版将持续推开。
 

——转自墙外楼(2017-09-10)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18期,2017年9月15日—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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