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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中美贸易战与“修昔底德陷阱”(图)

August 30, 2018


“修昔底德陷阱”(网络图片)

中美贸易战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战争”:“经济侵略”、“经济强暴”与反“侵略”、反“强暴”之战?重商主义、保护主义与自由主义、开放主义之战?公平贸易、普惠贸易与欺诈性贸易、“贸易霸凌主义”之战?单边主义、孤立主义与多边主义、全球化运动之战?这些事情需要我们认真地说道说道,不过,事情恐怕并不是那么简单。

在竞选演说中,特朗普声称中国对美国进行了“经济强暴”。发动关税战时,白宫备忘录的正式说法是,中国对美国进行了“(持续多年的)经济侵略”——按这个说法,并不是特朗普打响了美中贸易战的第一枪,他只不过是对中国由来已久的“经济侵略”展开了一波迟到的自卫反击而已。“经济侵略”的观点来自于彼得·纳瓦罗那本对特朗普影响至深的书《致命中国》(Death by China),该书以颇为“苦大仇深”的偏激语言,将美国钢铁业、制造业的衰落,蓝领工人的就业困境,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全都归咎于中国的“经济侵略”。特朗普总统抨击前几届美国政府过于愚蠢、软弱,未能对中国采取强有力的反制措施。他强烈主张,这种不公平的美中经贸关系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面对特朗普总统的关税攻势,习近平主席强硬应战,宣称要“以牙还牙”(根据习先生的独家解说,《圣经》中的贬义词“以牙还牙”居然成了中国传统智慧),对美国进行“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对等报复。为配合习主席的“抗战”决策,中国官方媒体渲染这样一种论调:中国是无辜的,美国是霸道的。美国一直嫉妒中国、遏制中国、仇视中国,害怕越来越强大的中国威胁到它世界老大、国际霸主的地位。中国的经济效率比美国高,美国就不服气,中国的发展速度比美国快,美国就不高兴。它自己跑不动了,就给别国下绊子,坚决不让中国跑到美国前头去,这就是特朗普发动关税战的原因所在。

互加关税之余,华盛顿和北京不厌其烦地隔空叫阵,互责互怼。双方都指控对方奉行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美国指责中国过高的关税(特朗普总统以汽车关税为例:美国是2%,中国是25%)、普遍的出口补贴政策、过多的政府经济干预、操纵人民币汇率、窃取知识产权、限制外资入股比例、强迫外国企业以技术换市场等等。中国则指责特朗普政府横行霸道,强行以国内法处理国际贸易争端,反全球化,搞单边主义,搞“贸易讹诈”、“贸易霸凌主义”、“美元霸权”、“贸易恐怖主义”——与“经济侵略”、“经济强暴”一样,这都是些思想性不足而煽动性有余的蹩脚词汇,诸如此类的攻击性语言在两国人民中间传播了相互厌恶、相互排斥的民粹主义情绪。

平心而论,“经济侵略”、“经济强暴”的说法的确有点儿过分。我认为,只要贸易双方都是基于各自的理性算计,基于讨价还价之后的你情我愿,而不是基于军事占领或武力胁迫之下的强买强卖——比如日本皇军与慰安妇之间的那种“自愿交易”,那么,贸易与“侵略”、与“强暴”,就没有多少可比性。

但是,除了那几个蹩脚词汇之外,必须承认,美国对中国的指控,基本上都是恰当的、属实的。关税壁垒,出口退税,不公平的产业政策,拒绝开放的国有垄断领域,窃取知识产权,强迫性技术转让,限制外资投向和入股比例,这些个事情中国一直都在做,而且似乎打算一直做下去。实际上,“中国模式”所包含的非市场化、反自由化、反民营化、非开放化、不公平性因素,中国经济体制所具有的国家垄断主义、权贵资本主义、政府干预主义实质,美国的指责还远远不够,中国外贸体制所具有的重商主义、保护主义特征,美国的指责也还远远不够。

如果说加入WTO之初,中国政府出于对所谓“幼稚产业”、“民族工商业”,或者出于对“下岗工人”的保护,而维护其高关税政策,设定苛刻的外资准入门槛和入股比例上限,或有某些道理(其实,若站在经济自由主义而非经济民族主义的角度,这些措施并没有什么真正的道理),但是,在加入WTO多年之后仍然延续那些做法,就没有任何道理了。作为当今全球第一大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虽然人均GDP水平仍然不高,但中国的制造业产品尤其是中低端制造业产品早已具备足够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此时仍按所谓“发展中国家”标准制定关税、设置贸易谈判条件,实在是不合时宜,不合情理。

中国政府本应主动降低关税——降到与美国对等甚至比美国还低又有何妨——而不必等到被特朗普总统逼着降关税。一辆在美国不到两万美元的汽车,到中国要卖40万人民币,这不仅是对美国汽车厂商的不公平,更是对中国汽车消费者的不公平。中国老百姓已经为国产的高价药、假疫苗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凭什么政府要用高关税阻挡外国药品、外国疫苗进入中国市场?(举一个我自家的例子:今年我父亲因查出肺癌需做靶向治疗,但买不到也买不起疗效好的美国药,只能网上代购印度仿造药,不幸于抗癌药降低关税之前过世。我想说的是,对涉及基本民生的外国产品——比如美国药品,也比如美国大豆——课以高关税,首先伤害到的倒不是外国厂商,而是中国老百姓。)凭什么在美国可以读到《人民日报》,在中国就不能读到《纽约时报》?凭什么大批中国学生必须跑到美国留学,美国资本就不允许在中国自由兴办大学,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大学就不能拥有一间中国分校吗?凭什么美国人可以用淘宝、用微信,中国人就不能用Twitter、Facebook和Youtube?“四个自信”的中共政府何必对西方司空见惯的普通事物怀有那么多的排斥和恐惧?

至于盗窃知识产权,输出假冒伪劣产品,这其实用不着美国人来指责,有五千年文明底蕴的中国人民难道不知道这都是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吗?这些事情就跟习主席的法学博士头衔一样,说出去都嫌丢人。做了错事,就该自己主动改,真心诚意改,而不必劳烦别人追着屁股逼着改。这还有什么好讨价还价的呢?

中国的经济体制有很多毛病,外贸政策很不公平,那么问题是:是不是特朗普总统向中国发动贸易战的作法就完全正当、完全正确呢?我以为不然。

说中国政府一直奉行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诚然不假,但特朗普政府提倡的所谓“美国优先”,所谓“雇美国人、买美国货”,其以高关税作为贸易战的主要武器,宁要政府干预下的贸易顺差、不要市场竞争下的贸易逆差,这不也是重商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的典型思维、典型做法吗?某种意义上,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似乎正在步中国政府的后尘。

特朗普总统对一年三千亿美元的美中贸易逆差如哽在喉,耿耿于怀,必欲除之而后快,对其他几个主要的贸易逆差来源国,如德国,也极不满意。当惯了生意人的特朗普总统一门心思认为,中国的生意多,美国的生意少,顺差国中国占了逆差国美国的便宜,美国吃大亏了。在经济学上,这本是不值一驳的重商主义歪理,亚当·斯密早已驳倒了此类谬论。我想起中国前商务部长薄熙来的一段话,大意是,中国用几亿件衬衣才能换得一架波音飞机,这很不公平,中国吃亏了。其实,你情我愿、相互同意的对等交易,图的就是各显其能、各取所需,根本没有谁吃亏谁占便宜一说。

在我看来,如果中国长期用低人权、低环保、低福利的自虐式“中国模式”谋求对外贸易顺差,除非有朝一日中国产品真的能垄断国际市场并长期维持其高额垄断利润——在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中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否则,这样子得来贸易顺差,占便宜的是外国消费者,吃亏的大概也不是外国厂商,而是中国劳工和中国老百姓。

换一个角度看中美贸易顺差:中国用5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换回不到2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另3000多亿贸易差额不是用(古典重商主义时代所通用的)黄金白银,而是用美联储发行的货币符号来补足,实在说,这算不上是美国的贸易弱势,而恰恰是美国独特贸易优势的体现。如果金正恩想用100亿朝鲜产品加上价值1000亿的朝鲜货币换取1100亿的外国产品,只怕没有哪个外国愿意接受这笔1000亿顺差的大生意。美国的国家信用能否经得起长期的透支,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既有的贸易逆差,存在即合理,并不值得耿耿于怀。

所以,我的看法是,特朗普以单边主义姿态发动美中贸易战的决策也许是对的。因为WTO这样的多边贸易机构对解决滥用产业政策、窃取知识产权、限制外资入股等问题无能为力,以单边主义行动解决问题或为唯一可行选择。但是,特朗普以关税为武器发动贸易战的方式完全错了。加征进口钢铝关税,加征中国产品关税,既不可能复兴美国业已衰落的钢铁业、铝业、中低端制造业,也不可能对不正当、不公平的中国贸易行为构成有针对性的精确打击。高关税几乎无差别地打击了包括在中国的美国投资者和在美国的中国商品消费者在内的两国总体经济,它将造成的,只能是一场国际经济的大混乱。

比起加征关税,对中兴通讯采取芯片禁运那样的惩罚手段,显然更具针对性,也更有威慑力。假如特朗普政府采取另外一种“战争”方式,比如说,既然中国不打算向美国资本开放银行业,那么美国就全面限制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国际业务;既然中国不允许美国资本进入中国的传媒产业、教育产业,那么美国就对中国的“大外宣”计划、孔子学院以及两国的高等教育交流进行封杀;既然中国不允许Twitter、Facebook、Google、Youtube在中国市场赚钱,那么美国就对中国的互联网产业、电子商务产业实施市场限制和技术禁运;如此等等,打蛇打七寸,或许中国早就让步了。

再进一步,如果美国愿意站在一个比“美国优先”更高尚的道义标准之上,对那些侵犯人权的、制假贩假的、环保不合格的中国产业、企业与产品进行定点精确打击,而不是盯住逆差、普遍加税,那样一种贸易战方式,无疑更为可取,更有利于解决中美贸易不公平问题,从长远看,也会更有利于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

没有了经贸关系这块“压仓石”(此为中国政府对中美经贸关系的评语),中美关系急转直下。两国或将进入经济对抗时代,是否逐渐演进到两国关系的全面对抗?是否在南海、台湾或朝鲜半岛引发两国重大外交冲突甚或局部军事冲突?悲观一点看,那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由此想到习近平先生曾经念兹在兹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源出于修昔底德的历史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讲的是雅典与斯巴达争夺希腊世界霸主地位的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此事被后人引申为“崛起大国(如雅典)与守成大国(如斯巴达)必有一战”,或者简称为“新老二与旧老大必有一战”。揆诸历史,当东亚新兴强国日本赶超东亚千年老大中国时,它与中国打了两场战争,先是甲午海战,后是全面侵华;当欧洲新兴强国德国赶超三百年欧洲老大英国时,它先后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但这绝不是什么历史定律,美国早在十九世纪末叶综合国力就已全面超过英国,但美国非但没有向英国的领导权寻衅滋事,反而成为英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的维护者和“接盘侠”;当苏联成为世界老二并苦心孤诣试图彻底埋葬美帝国主义之时,它也没有轻率引发战争,而只是选择了“冷战”。

中美两国会走进“修昔底德陷阱”吗?这是一种极端的可能性,但仍然是存在的。关键在于中国如何看待自己,如何对待世界。如果中国政府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毛病多多,尚未完成根本转型,知道自己不仅科技实力、军事实力远不如人,思想、道德、文化、价值更需要向美国、向西方多多学习、借鉴,那么,中国就不至于在国际事务中处处与美国作对,就不应该在贸易战中“以牙还牙”——须知,降低关税,开放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和自由化,切实保护知识产权,这并不单纯是在向美国让步,它也是建立一个更加健康、更有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由之路。如此,中美关系大有好转的可能。

不幸的是,习近平先生领导下的中共政府似乎急于用“中国价值”比拼普世价值,急于用一党专制+权贵资本主义的“中国模式”与宪政民主+自由市场经济的西方模式一争短长,急于用“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于是,中国的国际角色便从邓江胡时代美国主导下的国际政经秩序的投机取巧者、搭便车者,变成了如今习近平时代国际政经秩序的破坏者、挑衅者。如此一来,中美关系走好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变得不可收拾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了。

2018年8月22日

——转自民主中国(2018-08-26)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43期,2018年8月31日—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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