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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普:“改革已死”几成社会共识? ——谈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与退(下)(图)

October 5, 2018

本篇从三个角度看“改革已死”是否成为社会共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外贸体制改革和思想解放。

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鼓励私营企业成长,但是最近五、六年出现了明显的国进民退,民营企业目前面临史无前例的困境,很多民营企业家感叹日子难过。改革在这方面会不会也濒临死亡?值得关注。

进入2018年元月以来,舆论环境对民企很不利。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在中共理论阵地《求是》网上刊登鼓吹“消灭私有制”的文章,吴小平发表宏论,称私营经济到了退场的时候,邱小平进而言之,“党要领导工人共同管理民企、共享民企发展利润”。一位前中国国企高管、后来成为某民企掌门人说了一句真话,十九大以后,政府一直在收权,这是因为“执政党相信公有制”。

这种“相信公有制”的政策对民营企业很不利,导致他们难以进入只有国企才能进入的很多行业,难以取得只有国企才能拿到的低息贷款。今年甚至出现国企接盘民企的现象,据中国财新传媒的不完全统计,2018年以来已经有近20家上市公司引入了国有资本。在已经完成的9个案例中,国有资本共出资超过62亿元,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一些国企开始往民企派领导。虽然中国政策上强调不得对民企歧视,但事实上是歧视的。所以很多企业过不下去了,寻找国企做庇护伞。这种国进民退是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制度改革的大倒退。

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外贸体制改革。这个改革从1979年开始,经过简政放权,缩小指令性计划,下放外贸经营权,建立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自负盈亏,改革进出口商品经营体制,改革外汇体制,调整出口退税政策鼓励出口,大幅降低关税税率和非关税壁垒等等。这些改革为中国在2001年进入WTO而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国对外贸易从巨额赤字转为巨额盈余创造了条件。

但是中国的外贸体制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依然留有一条保护主义的尾巴。为了进入WTO,中国承诺健全市场体系,但十五年之后,一些重要承诺并没有兑现,特别是在金融、通讯、汽车等产业方面,至今仍然被中国政府以数量巨大、范围广泛的补贴和低息贷款等进行保护。在服务贸易、互联网和影视业中对外资企业依然实施限制政策。鉴于此,美国、日本和欧盟都认为中国没有履行入世时的承诺,而且认为中国政府在2025年发展计划中对高科技产业的支持与补贴,对美欧企业很不公平。这是引发美中贸易战的根源。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理论界空前活跃,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中共内部和整个社会引发巨大反响。这场讨论对毛泽东的封建家长式统治、“两个凡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进行反思,掀起一场现代启蒙运动。在这场现代启蒙运动中,胡平的“论言论自由”、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及任畹町的《中国人权宣言》等,虽然后来被中共打压,却成为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标志性符号。

而现在特别是最近五、六年以来,中国思想界和理论界受到空前打压,执政当局意识形态全面左转,在这方面,可以说改革已死。习近平刚上台时,中国社会还处于一个大抵宽松的舆论环境。但2013年出台的“七不讲”和“8.19”讲话,严厉处置了那些当局收买不了、与党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给他们扣上“反动知识分子”的帽子,指责他们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政权造谣、攻击、污蔑。当局的这些举动使思想界、理论界和知识界,及党内一些主张碎步前进的开明派非常失望。杜导正说,如此公开地钳制言论,是江泽民时代以来,二十年都没有的;这么搞下去,国家要出大事。

这些检讨与反思显示,中国改革开放在习近平治下进少退多。在政治领域,改革早已死亡,甚至退回到改革以前。在经济领域,国进民退正在吞噬改革的成果。在思想领域,意识形态全面左转已严重窒息了整个社会。

未普:“改革已死”几成社会共识?——谈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与退(上)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2018-10-03)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45期,2018年9月28日—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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