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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晓康:从罗湖桥出走的余英时——他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图)

October 12, 2018


余英时

原题:从罗湖桥出走的青年─他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普林斯顿小镇,被一条小街糖葫芦似的贯穿,南端伸出去的签子,接206号小高速,逶迤而去,一路都是参天古木,夏季尤为绿荫深浓。那一带是普镇精华,林木中散落栋栋宅院,让我油然想起王维辋川绝句里的“仄径荫宫槐,幽阴多绿苔”。这个世纪之交的十几年里,我驱车往返那丛林小径不知几何,常常不是伴随着翻腾的思绪,就是悲伤的咀嚼,皆因这是我生命中劫难的一段岁月,而小径之旅每每又是受用不尽的精神陶冶。

大凡是造化的捉弄,一众六四流亡者被那常春藤名校接纳,落脚普镇,我也忝列其间。大家在东亚系弄出一个流亡项目,有一次请历史学家余英时讲讲什么是历史。他说,你们是创造历史的人,写历史则是另一回事情,你须先知道前人说过什么,然后才知道你能说什么。当时在座的,有不少八十年代如雷贯耳的角色,且刚刚逃出一个血腥历史,然而“创造历史的人”竟是写不来历史的,这是后来才知道的。我则非但没有写成什么史,反而跌入一场“离魂历劫”的个人灾难史,流亡项目散了,我却滞留下来又多年。

很多人问起你,你也要考虑做些什么,不能说人就这么废了吧?

一九九四年夏季,有一天余英时先生叫我去他府上,他刚从台湾回来。我被崩溃感笼照,已有年余,前景一片空白,又求神求佛都不应。先生为我指点迷津:人的困境只能求援于人世的精神力量,那蕴藏在文化传统中的无数先人积累的巨大资源,唯此方能超越有限的此生,与绵长的人类活的生命接榫。这种活的生命,也只隐然昭示在极少数被现代人所不屑一顾的“文化遗民”的踪迹里。

两年后,余先生又相送《后世相知或有缘》、《陈寅恪与儒学实践》两件手稿的复印件,那是一九九六年夏天,他也是刚从台北回来,其中《陈寅恪与儒学实践》便“完稿于台北旅次”。两件墨香新文,当夜令我读得痴醉而惊叹:一是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犹如一次“史学重构”,完全印证了余英时八十年代初对陈诗的释证,恐为当今觐见的学术奇迹;二是,该着收录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之于俗谛之桎梏;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诗,他做李商隐也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这种气概,余先生称之为“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知识阶层史上一篇别开生面的大文字”,但是这文字对于我辈而言,四九后身在大陆却未觉“天蛮地荒”,也熟睹“衰翁变姹女”,就有石破天惊之效。

陳寅恪
陈寅恪

那次在余府我又同余先生谈了近六个小时,旁及人生和学术诸多话题。先生说我:你静心修炼几年,会成完全另外一个人。他说,为中国忧虑的人常常会遭遇大不幸。你要从困境中摆脱出来,跳出来你才更理智清醒,缠在里面不好。要有长期准备了,也许是一辈子没有尽头的,从最坏处着眼,期望不要过高,你才不至总被失望击倒。去同历史上的优秀人物接通心灵,充实自己。陈寅恪四九年后就是在极度的悲苦中只写心史的。我想谈陈寅恪,先生则对我谈了很多粱启超,他说,超越自己的过去不容易,梁启超就是靠接受新知不断超越自己,后来康有为都说“我不如卓如”。

后续几年,我直接就在余太太陈淑平的引领下,从普林斯顿“1915级的优秀生”王赓开始,一路写了张幼仪、徐志摩、陆小曼、林徽因、赛珍珠等,一个“五四人物”系列。常常是在美国东岸被暴风雪袭击的那些苦寒日子里,用小纸条贴满书的精彩处,再去图书馆找其他参考书。我的英文也是那时候才读通的,写林徽因时参考一本英文传记,有耶鲁史景迁的一篇序,写得大气磅礴(余在耶鲁任教时,陈淑平是史景迁的中文助手),我译不出来去请教余先生,他教我如何从意思而不是从词句上翻译这类英文,最后还是他亲自润色的。(后来台湾出版这书中译本时,译者很欣赏我译的这几句,全搬过去了,还付我几百美金。)那时余先生见我沉浸在徐志摩的往事里,竟送了一套徐志摩全集给我,我是颇醉心徐的散文,尤其是他写杭州西湖的文字;但是回望上个世纪初的这些巨灵名媛,都是何等了得的人物,却哪一个不是“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五四人物”练笔,其实是我的一个“书写复苏”,不久我便应杨泽之邀,在时报《人间》副刊写起一年“三少四壮”,最后由季季编辑成书《离魂历劫自序》,这个书名就是我向余先生讨来的。这本书写到结尾时,屋后出现郁金香,开得正盛。余先生暮色里悄悄来看过那神奇的花。

余府仍掩映在那丛林中,小径狭窄而坑凹不平。那时余先生还在教书,府上门可罗雀,余太太照料着他的饮食起居,大西洋飓风或暴风雪会刮断树枝电线,掩埋道路,很多年来,一遇恶劣天气,老两口常常几天没有音讯,我就会担心他们。九一一以后,普镇居然有一次也发现炭疽信件,周遭一派恐慌,余太太只好把余先生放进一家旅馆去,因为他还得赶稿子。他们一直到退休后还住在那丛林里,除了一根电话线,没有计算机,也没有网络。

2001年春天普大有一场“中国的过去与将来”国际学术会议,其实余先生的荣退典礼,我去听了两天他的弟子们发言,觉得他们是被“余老师”训练得可以做学问了,都是从很小很专门的一点出发去研究,如王泛森谈明清盗版问题,罗志田则谈民初的《山海经》热,罗是唯一从大陆赶来的,变得很俏皮,说余先生在大陆如今已是“一尊偶像”,某人从海外回国捎来一本书到处炫耀:“这本《士与中国文化》最畅销。”

余英时的“士魂商才”,就是中国版的韦伯“新教伦理”,讲的都是一种正派商业精神,中外皆然,我在美国生活感受很深的一点,也是这个东西,美国人人炒股,天上掉馅儿饼的大有人在,坐拥豪宅名车却游手好闲的人约十分之一吧?但那十分之九都视其为当然,没有嫉妒两个字,自己依然老老实实赚辛苦钱,一分是一分,我周围都是这样的人,小康而快乐。中国大概要恢复到这种境地,才是正道。

大体来说,市场经济之下,必须经过一个很长的法制形成过程、银行系统完备过程、保险制度完备过程、必要适量的福利制度完备过程等等,才可能把传统的权力交换彻底转换为市场交换,其间无数的社会化细节大概要费百年岁月,才能渐进完成,而且还必须在一个风调雨顺、安定的百年里。由此而见,中国的一切,最终还是归结到不能激进,余英时的历史观在此便尤其显出深刻。

浩瀚的中国典籍,是没有“童子功”就不得入门,也无处问津的,有趣的是,余英时这样的“童子功”教授,全世界也没剩几个了,他从耶鲁走后,那里的中国研究,就只剩下史景汉这个不靠中文也可以一辈子给洋人写中国古典故事的牛津汉了。往下美国学界还会不会产生一个余英时,就希望渺茫,所以西方汉学的危机已是可以看到的了。依我看,美国学界如果懂行,似应在普林斯顿或耶鲁,让余英时这样的硕果仅存者,从中国找几个幼童来,关在校园里,不碰英语,专门办私塾,也许还可以一脉香火传承。


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得奖演说说得好,余英时特别赠字:“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今已破天荒”。

余先生也常说“对中国这个民族失望”。2000年法国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一大早就有电话来采访,我说这是他个人的荣誉,跟中国和中国现代文学无关,台北的杨泽一听就笑起来说“真是怪人怪语”。其实瑞典煞费苦心,还是嘲弄了中国当局和中国现代文学,余英时说他很高兴这种选择,但也怪我说得太极端。高之获奖,至少是一个常识,即中文人才大量流失,流到中文意义世界之外去了,而中文世界质量下跌,通俗占据主流,阳春白雪已成绝响,种种下里巴人的说书、童话、言情、武侠、连环画汹涌澎湃;相反则在中文世界之外,却可养育孤独的中文精华。后来高行健的演说词出来,我立刻传真给余府,余先生随之来电话说“真好,不卑不亢,有自信”,并移用苏东坡句,稍改两字赠高:“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今已破天荒”,非常精当。

2006年底余英时获克鲁格奖。余英时的眼光,实非眼下一般中国学人所能比肩者,在于他视此奖为“西方社会如今更平等的看待中国这种古老文化”、“是真正有兴趣脱离‘西方为中心’的思维”,这种虚怀若谷,乃儒家真道,他的感言也是对中国传统的一次重估:第一、中国传统是“轴心时代的原创超越”;第二、在与早期印度佛学和晚近西学的比较中认识中国传统,摈弃“中国中心主义”;第三、中国的“朝代循环”不似西方模式;第四、中西文化、价值的重迭、共识多于对抗。这么高屋建瓴的概括,中国学人中无第二人可为,其支撑不仅在学养,更在心胸气度,即一种态度,从余的身手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失落的更是一种态度。

从这里也可窥见余的学养何以围绕、尊崇两人:陈寅恪和胡适,前者长于印度佛学东渐中土的学识,后者则慧识于晚近西学东渐,此相距两个千年的文明演化,昭示中国传统应对变局、顺应大势,皆依据内在感悟到的人类共通价值,而这也是余英时坚守人权、人道、民主价值的根柢。近六十年中土的变局,则是传统衰微而沉渣泛起,一百余年中土应对变局唯有激进之道,终于是耗尽自我精粹而又未得普世真道,两相落空,直面此情境,余英时洁身自好,凛然拒斥一切诱惑。他一直讲两个字:“骨气”。

然而,从普大退休的这位讲座教授,后来自愿给自由亚洲电台做“特约评论员”。2011年秋某日,余先生打电话来问,纽约时报称香港歌剧《中山逸仙》在北京的演出突然叫停是何故,我查网上说中共忌讳纪念“辛亥百年”有影射之嫌,急速降温,于是找了有关信息传真过去,因为他要准备在自由亚洲电台的节目讲讲,接连打了三次电话找不到我,我出去采购了。晚上陈淑平来电话才讲出原委,原来余先生日前与北京《经济观察报》记者马国川访谈《回首辛亥革命》,是近来他极精彩的谈话,国内封杀,却被董桥欣赏而刊登于香港《苹果日报》。我这才找来阅读,果然把所谓“晚清变革”、“辛亥意义”捋得一清二楚。近十几年,“反‘反传统’”渐成主流话语,进而对“辛亥推翻皇权”作负面诠释、否定孙中山已成时髦,一个替代的说辞,即“西太后亦做了改革”堂而皇之成立,却是欲为中共今日“不改革”辩护。哪知“批判激进主义”的大师,率先肯定“辛亥”、否定“晚清变革”、极言“满洲党”不肯改制才诱发革命,进而肯定革命并非“暴力”,甚至“军阀割据”才有多元空间而生出“五四”,比比皆历史洞见,非“大师”不敢言也。由此便也印证“所有历史皆当今史”,不从当下出发说历史则无异于空谈妄说。余英时满腹经纶,把玩古今于谈笑之间,却不沾一丝迂腐或高深,当今一人而已,学问可以安身立命的境界,大抵如此。

两年后我搬离普镇去余府告辞,老两口拉我进去聊得恋恋不舍,余先生说:“我们是朋友,日后多回来看我们。”他拿出一页草稿说是“借宋代谈中国传统政治”,我问是朱熹吗,他说是的,五十万字已大致写完。陈淑平在旁透露了一句:“下一本书他也想好了。”“什么?”“《唐诗与佛教》”,我的天,真是一部大书!


余英时先生手书“戊戌春回”的新年贺卡。(作者提供)

2000年底我有一则日记写道:余英时为文称八九年以来是“天地闭、贤人隐的十年”,此句出自《易经》,他说此话如今只对那些不识时务的知识人才有意义;在早已无“神”的“神州”,知识分子被“先锋队”视为“乱源”,“墨儒名法道阴阳,闭口休谈作哑羊」,陈寅恪1953年的诗句复见于新千禧年伊始之际,这不是“天地闭、贤人隐”又是什么?感恩节前陈淑平告诉我,余先生的表妹张先玲,儿子王楠在“六四”被打死于天安门广场的一个母亲,要来美国探亲了,他们约在华盛顿见一面。节后余先生来电话:“告诉你一件奇闻,这次见了张先玲才知道,她的妹妹原来是丁关根的太太,也就是说,这个丁关根居然是我的表妹夫,不过我完全记不得张先玲下面还有一个小妹妹,五十多年前我在他们家住过一年,对她还有一点模糊印象,他们桐城张家,出过两个宰相的。这事只告诉你一个人,不能传出去啊。”——我守口如瓶十几年,从未向外泄露这个秘密,今天已时过境迁。那年秋天余先生从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访问归来,我们在电话上聊起大陆暴富风景,他说他对民主制度在中国,短期内已不做预想,我估计他的失望也包括近来台湾的乱局,那么我问他,难道中共就此稳坐下去了?“我想,大概要等那一代人都走完了才行,就像苏联,恐怕是要七十年的,放心,你是可以看到的,我则看不到了……。”他说。

去年深秋,有人从国内,带来一套“余氏老宅”的照片给我,起初我想冲洗出来,寄给普镇余府,出去找到最近一家洗印店,未料那里的设备偏偏坏了,我也没去再找一家。回家跟傅莉商量,她则一再劝阻我:“你去打扰余先生干啥?他已经打消了回家的念头。”据捎来照片的人讲,安徽潜山的余氏老宅,现已定名为“余英时故居”,作为当地旅游资源而整修装潢一新,照片可见于故居正堂上高悬“五世同堂、七叶衍祥”匾额,乃乾隆御赐;另有一间屋子上悬挂“余英时主卧室”字样。这就是余先生文墨中常常写到的“潜山县官庄乡”:

在群山环抱之中,既贫困又闭塞,和外面的现代世界是完全隔离的。官庄没有任何现代的设备,如电灯、自来水、汽车,人民过的仍然是原始的农村生活我的八、九年乡居使我相当彻底地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而由生活体验中得来的直觉了解对我以后研究中国历史与思想有很大的帮助。《我走过的路》


余英时故居。(潜山旅游网)

余英时从那个山乡走出来,再也没有回头。聊天时他跟我说,1978年他曾随美国学术代表团访华,看到的是“城郭如旧人民非”,他发誓不再踏上那块土地。记得1993年秋我们在水牛城出了车祸,余先生余太太搭火车赶来,我把余先生从病房拉到外面,哭着说“我想带傅莉回国去”,他很诧异我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念头:“共产党会那么仁慈吗?”整整二十年后,2003年春我父亲癌症病危,中共就拒绝给我回国签证。这个时间长度,显示了一种洞穿力,至今鲜少有中国人具备它。

“我是1950年从罗湖桥走出大陆的。”有一次也是在聊天中余先生说。一个皖南青年走过罗湖桥的时节,恰是众多留欧访美的中国高级学人纷纷“回国报效”之际,如华罗庚、熊庆来、赵九章、董铁宝、陈梦家、冰心等,而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八十一名院士,在政权变更、个人面临重大抉择的关头,据统计,理工科院士近五分之四作了误判(选择留在大陆),人文院士三分之二误判。这当中,便包括后来余英时考证的﹐陈寅恪对四九年未听从夫人唐篔浮海之意的万分追悔与愧疚。这些名士,以及整个中国知识界,所经历的改造、凌辱、坑杀,便构成“反右”和“文革”的惨烈故事。

然而,那个皖南青年,从那山乡走出来,在改朝换代之惨烈变局中,极偶然地逸出中国本土的大崩坏,先香港后美国,经西方教育系统训练,造就成为当今中国人文第一人。而且,他从此没有乡愁,到晚年常说一句话:“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那丛林中的余府,后来竟门庭若市,访客络绎不绝,无论天涯海角,名士布衣;我也听说,大陆从政府到学界,常常有各层级的人物希望造访余府,也都不会被拒绝;其间自然少不了安徽乃至故乡潜山的“父母官”们,竭尽全力邀请他衣锦还乡,“”哪怕给故居写幅字留个纪念」(后来余太太转告我“余氏老宅”照片也传到他们手上),却从未如愿。在另一端,余英时又是出名的“慷慨”,谁求他写序也都会如愿,其中有的人他从来没见过,序言多到出版了一本《会友集》。他说这是“人情味”,中国文化的一大要义。对于中国大陆,他别有一种情怀,仅仅讲过一次,是借周亮工《因树屋书影》中的一个佛教故事,说一只鹦鹉见山中大火,“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因为“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我每次读到这里,都会眼眶潮湿。

(附:原标题为〈忽到庞公栖隐处〉,句出孟浩然七绝《夜归鹿门歌》:山寺钟鸣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


印刻文学生活志十月号,余英时回忆录专辑。

*作者为中国八十年代报导文学代表人物之一,八九民运之后流亡美国迄今。本文选自《印刻文学生活志》十月号
 

——转自新世纪(2018-10-09)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46期,2018年10月12日—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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