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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猛:为冲刺做好准备的天才,却被中途驱离赛场——悼晓辉(图)

January 30, 2019

我们的时代并没有为容纳这样一个人做好准备。这里,我们哀悼他,不仅有私人的情感,也是为这样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而扼腕。


从晓辉的遭际可以看出——他那么天才,又那么自律、有毅力,内在地已经为未来的冲刺做好了准备,却被中途驱离了赛场——我们的时代并没有为容纳这样一个人做好准备。
图为北京大学。网上图片

 

【编者按】本文是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张晓辉病逝后的友人悼文。张晓辉的名字如今已少为人知,但他早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就成为政治受难者,1986年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刑三年。出狱后,张晓辉从事书店经营和出版行业,致力于经典作品的译介工作,但政治戕害给人生留下伤痕,也是中国大陆一代青年人壮志未酬的缩影。2019年1月22日,张晓辉因中风辞世,引发大陆知识界的深切缅怀。

从前只是读别人的悼亡文章,不曾想自己动笔写悼亡文章的那一天也来临了。2019年1月22日,我的挚友张晓辉,北大历史系1984级的肄业生,一位来不及因为他的才华、却因为1986年一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审判而在北大校史上留名的人物,匆匆离开了人世。

自从1990年代后期在万圣书园认识晓辉(当时他刚刚受聘为书店的学术总监),之后二十年我们一直断断续续地保持着往来。我们曾有无数次的聊天,虽然都是没有明确主题的日常闲聊,但这种「闲聊」也从来都是严肃的,我们谈出版、谈读书,听他谈音乐、电影,却很少谈及日常生活,更不会引入股市、房价这些话题。在他高贵充实的心里,没有这些琐事的容身之地,那种不劳而获的欢喜、廉价浅薄的快乐,更是不会落在他的心上。

我这里写下的,只是二十年来与他日常交往的点滴记忆。从他昔日同学回忆的诸多细节里,我知道这颗彗星的光芒曾有多么闪亮,虽然他同学中不乏才华横溢之士,他却是其中真正的天才。

而当我认识他的时候,这颗彗星已经离开了可以映衬它光亮的天空,收起了它的光芒。所以,这里记录的碎片远远没有那么光彩照人,它内含的温度也不易为局外人感受到,然而对于有幸亲炙到那种热量的我,却常常有一种把他送回天空的梦想。

正是有感于他的惊人才华和实际名声之间的距离,他的正直人品和颠沛经历之间的反差,他的朴素外表下掩藏着的高远阔大的心灵,我由衷感到这样一类生命值得在这世上留下更多的痕迹,值得让更多的人知道,曾有这样真诚、可敬又可爱的人格,在他们的时代、在他们身边存在过。而我们似乎还没有学会如何容纳他,善待他。

所以我愿意奉上我的记录。


张晓辉 网上图片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1990年代末,我到北大读书,很快就在万圣书园认识了晓辉,因为谈得投缘,交往便越来越多。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畅快的日子,我感兴趣的话题几乎都可以在他那里得到响应。我们谈论最多的,就是书,我们的兴趣尤其集中在两个主题上:一类是涉及政治学尤其是自由主义的学术著作,另一类是20世纪那些彰显人类道德勇气的重要事件、人物或作品。

就前者而言,毫无疑问,晓辉在政治思想上完全是个自由主义者,我们经常聊起一些政治思想经典著作。让我意外的是,他对当代的作品也有非常深的兴趣,时而会提到罗尔斯这样的当代作者(后来他同友人合译了罗尔斯的《万民法》),甚至在考虑罗尔斯式的自由主义对中国的意义。

除了对各种作品「评头品足」,我们还经常议论哪些好作品应该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文读者。没想到日常的讨论很快有了结果。不久他开始帮助吉林人民出版社策划选题,推出了一套人文译丛。我们根据手头的资源,选定了第一批书目,就各自去落实,他重译了茨威格的名著《异端的权利》,我则组织翻译了《民主的历程》、《变动中的民主》两部著作。

我那时初尝翻译,虽然没有经验,但改了一两遍后还是有点盲目的沾沾自喜。我知道他文字功夫很好,译稿给他看了之后忍不住问了一句「你看怎么样」。他好像遇到了难题似的,翻着稿子,最后找到了译后记,指着里面一处说:「我觉得这个字在这里用得挺好的。」他说得含蓄,但我一下子明白译文没有入他的法眼,当时几乎不好意思正视他。当然他这么说并不是存心取笑我,而是他确实有他的标准,不肯随意施舍赞美之辞。这是他的风格。

我们谈论更多的一类话题,是那些对人性提出了严峻挑战的历史情境,我们共同关注在那样一个时期人们的命运和作为,因为这些话题事实上也关乎我们自己。

除此以外,我们谈论更多的一类话题,是那些对人性提出了严峻挑战的历史情境,我们共同关注在那样一个时期人们的命运和作为,因为这些话题事实上也关乎我们自己。我们不厌其烦地谈论索赞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索忍尼辛)、沙哈诺夫(Andrei Sakharov,沙卡洛夫)、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设想着把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金恩)、哈维尔(Václav Havel)、康奎斯特(George R. A. Conquest)的作品译成中文——后来他果然自己动手翻译了金博士的《寄自伯明翰监狱的信》。

身处那样一个时代,在这类话题上的相似阅读和相近感受,往往使人们能够相互辨识,从而彼此走近、彼此信任。我们正是如此。慢慢地,我习惯了读到什么好书,都忍不住和他交流,比如我当时读到余光中论翻译的妙文,以及思果(蔡濯堂)用翻译体改写的一段《红楼梦》,构思奇妙,吟咏再三,就拿去给他看,结果他也拍案叫绝。而他有时也会以他的眼光臧否人物,比如指出某位名家名实并不相称,译笔并不好。每当他发表意见的时候,我自然非常信任他,即使不是完全以他之是非为是非,至少也是当作足够可靠的权威。而正是在这样日常点滴的交流中,他潜移默化地影响、提升着我的品味和鉴赏力。

他的内心是一座宝藏

除了书籍,晓辉还有多方面的兴趣,只是我在这些方面基本是空白,所以虽然听他对牛弹琴般地聊过许多,但一直未进入其中。

电影是他很看重的一个爱好。他在新浪微博有账号,平时不太发言,仅有的发言中很多都在转发电影资源。他在电影上似乎有比较独特的口味,既不喜欢一般的好莱坞电影,也不追艺术电影,以前他跟我谈得比较多的,有《发条橙》的导演寇比力克(Stanley Kubrick,库柏力克)、《公民凯恩》的导演奥逊·韦尔斯(Orson Welles),此外还有著名悬疑片大师希治阁(Alfred Hitchcock,希区考克)。除了最后这位,我对他谈论的都没有感觉,我对电影看得很少,基本停留在1980年代那些译制片的层次上。结果有一次他似乎突然发现了什么,说:「我知道了,你的内心比我明媚。」也许是吧,总之他最看重的那些导演和影片都没有打动我,甚至没有让我产生兴趣。不过我知道这些构成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我能想象,他一个人在北京出租房里的时候,电影一定陪他度过了很多时光。

有一次他似乎突然发现了什么,说:「我知道了,你的内心比我明媚。」

他也是非常有眼光的古典音乐鉴赏者,不仅熟悉那些乐曲,而且知道哪个音乐家的哪个版本最好,对好的作品常有发自内心的赞叹。为了启迪我,他经常送一些CD给我。他当年送的《贝多芬1-32首钢琴奏鸣曲》(威廉·肯普夫)、《莫扎特钢琴协奏曲全集》现在还列在书架上。几年前,他知道我做了父亲,又送了一套「大禾花」(The Originals)经典合集50CD给我,说收录的都是很好的版本,可以给孩子听。我知道他经济上并不富裕,每次也没有问他要花多少钱,只是径直地收了下来,然后……束之高阁。

他还有一副漂亮的金嗓子。这是在万圣书园的一次员工联谊活动中发现的,他引吭高歌一段《欢乐颂》,引来掌声雷动。当然座中的人已不惊奇,大概早有见识,我却惊叹不已,这分明已经可以登台演出了啊!没想到身边居然有一位歌唱家!之后听说,他早在中学时代就组织全班合唱过《欢乐颂》,这又让我赞叹了一番。

后来有一次,趁着在校园里散步的机会,我拿出一本外国歌曲集,其中有一首我曾经听过而深深留在记忆里的曲子《宁静的湖泊》(Sleepy Lagoon)。我自己不会识谱,就请他唱一遍。他也没推辞,毫不费力地对着谱子,把完整的旋律哼了出来。我有很久没听到那支曲子了(那时候找支冷僻的曲子并不容易),一时听得如痴如醉,久久不忘。以至于很多年后我做了父亲,一直想邀请他来家里做客,顺带给孩子做一次音乐启蒙。可惜我虽然表达过这个愿望,却一直没有着手安排,总觉得有的是机会,竟不知道他会这么突然离开……

此外我知道他还喜欢昆曲,对日本文化也浸淫很深。他虽然关注政治,并一度为凶险的政治漩涡所吞没,但他远不是一个离开政治就毫无趣味的人。相反,那次听他哼歌的时候,我就在想,他心里有一座怎样的宝藏啊!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再后来,我毕业离开了北大,他也离开了万圣,在长春和北京之间辗转漂泊。即使是在北京,工作也在不同出版机构之间变换了多次,而住地则往往在远郊。

我们见面已没有那么频繁,偶有见面的时候,我们依旧交流那些严肃的话题,不太触及彼此的生活境况。可是每次见面之后,一想到他每天要在住地和工作地之间奔波,想到他一个人在北京,要安顿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而很多时候不得不降低至一种最简易的安排,常常会感到痛惜,感到他在受苦——可能他自己并不觉得,可能他精神上始终富足,能够「一箪食一瓢饮而不改其乐」,可我依然觉得他在受苦,觉得他配得上另一种生活,让他有更好的环境发挥他的才智。

命运公正吗?多少才智平庸的人依傍着体制过着安稳的、毫无创造的日子,而像他这样最需要一种安定生活、以便可以把杰出才智贡献于社会和学术的人,却不得不在一种窘迫水平上挣扎谋生。他常常让我想到过往那些伟大的创造者,比如身陷穷困、却心里依然想着舞蹈、想着美的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比如生活条件极其简陋、政治上也承受着压力、却创造出不朽银幕形象的配音艺术大师邱岳峰,只是,他还没有机会把他的才智凝结出果实。

命运公正吗?多少才智平庸的人依傍着体制过着安稳的、毫无创造的日子,而像他这样最需要一种安定生活、以便可以把杰出才智贡献于社会和学术的人,却不得不在一种窘迫水平上挣扎谋生。

有时我也提醒他注意饮食和作息,他都不以为意。我知道让一个人改变固有生活方式极为困难,也就不再多说,更不去提体育锻炼的事情。看着他显得肥胖的身体,我完全不能把他和体育活动联系起来,也看不出他喜欢任何一项体育运动。然而,就在他过世后的这几天,我才知道他曾经是一位长跑健将,一度每天坚持长跑,还是北大长跑队的成员。那么,他喜欢体育吗?为什么出狱后不再长跑了呢?

或许,我们不得不考虑那次政治事件对他的伤害。1986年4月,他因为撰写了一篇《青年马克思派宣言》,其中内容被当局认定是要推翻现行制度,而文章又在几位同学中间传阅过,于是被判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入狱三年。按我理解,这篇宣言只是他的思想逻辑的发展,他远远没有付诸行动的能力,所以他和其他看过的同学都没有想到会触礁。但他也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坦然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幸运的是,他在监狱里并没有受多少苦,同学去探望他,发现他似乎比以前还要健康,情绪也好。所以,除了失去了在学院体制里慢慢上升的机会外,他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1986年4月,他因为撰写了一篇《青年马克思派宣言》,里面的内容被当局认定是要推翻现行制度,于是宣判犯了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入狱三年。图为当年北大校刊相关报导。图:作者提供

然而如今看来,影响还是有的,出狱后他放弃了自己一度坚持的长跑,身体日益发福,最后也是因为突发重病而英年早逝。联系到他平时是那么自律的人,即使境况不好也从不沾染这种处境下人们容易染上的恶习,比如用游戏或者酒精麻醉自己,联系到他从不爱好、参与其他体育运动,我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他过去之所以坚持长跑,或许是出自他的自律和毅力,是他对人生远景朦胧规划的一部分,而不是出于对这项体育活动本身的喜爱。而这次的入狱在精神深处造成了无法复原的伤害,使他放弃了那种规划。

他不放纵自己沉浸在那种低端的快乐中,那是因为他品性高贵,他看不起那种快乐;他也继续在努力,做着他认为有益的事情,积极推动在中文世界出版好书,然而他已经知道自己道路的限度,知道自己不可能重回天空,做一颗灿烂的、光照四方的星辰。在这一点上,他还是被改变了,不,是被伤害了。

可惜我们都醒悟得太晚;或者,即使醒悟了,也无能为力。

他过去之所以坚持长跑,或许是出自他的自律和毅力,是他对人生远景朦胧规划的一部分,而不是出于对这项体育活动本身的喜爱。而这次的入狱在精神深处造成了无法复原的伤害,使他放弃了那种规划。

可能因为我是晚辈,与晓辉交往的时候,感受到的只是太阳最温暖宜人的一面。而他的同事、乃至朋友,则会提到他固执、有时甚至让人气恼的一面。而若是从孝敬高堂、生儿育女的眼光去衡量,则更是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显得不划算,甚而引来了麻烦。

然而,像他这样天才般的人物,原本就不仅仅属于家庭。他把自己归属于人类,事实上他也确实属于人类,属于亘古以来不断累积的文明事业本身。他应该的去处,就是竭尽所能地发挥自己的才智,争取以第一流的创造跻身于人类的名人堂之中;他的光和热,可能不为近处所感知,却能流传远方。

像他这样天才般的人物,原本就不仅仅属于家庭。他把自己归属于人类,事实上他也确实属于人类,属于亘古以来不断累积的文明事业本身。

而从晓辉的遭际可以看出——他那么天才,又那么自律、有毅力,内在地已经为未来的冲刺做好了准备,却被中途驱离了赛场——我们的时代并没有为容纳这样一个人做好准备。这里,我们哀悼他,不仅有私人的情感,也是为这样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而扼腕。

安息了,晓辉,从此不再漂泊了。愿你在另一个世界,有书、有音乐、有电影、有亲人陪伴。

(林猛,大学教师,政治思想研究者)
 

——转自端传媒(2019-01-29)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53期,2019年1月18日—2019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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