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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誉虎:一个民营企业家的六四经历史(12)

May 23, 2019

12、大势已去,踩点躲风

从电视和报纸上我看到,北京乃至全国各大城市的学潮和民主运动仍然如火如荼地持续高涨,但是在我眼里已是强弩之末了。我知道,恶魔的大网正悄悄张开,罪恶的魔爪马上就伸过来了。

也许是由于我个人的阅历和父兄的磨难,或者也许是由于我曾精读《毛选》四卷和一向对政治的高度关注,我每每对重大政治事件都有较为准确的判断。这次我也毫不怀疑自己判断的正确。近几天的最新迹象显示,以政治老人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或许也包括邓小平,正在想方设法延迟学生撤离广场,让反对派和持不同政见者充分表演,等到党政军尤其是军队意见统一、准备就绪,便一网打尽!

我认为自己已经尽力,如今大势已去,无力回天了。由于当初“狠斗私心一闪念”,把号码是“9006070”的手机借给了学生,至今未归还。按照常理,通过窃听,我凶多吉少,应该做最坏的准备。

二十八日,我把老婆和哥嫂召集一起,召开了家庭会议。我把自己卷入学潮的来龙去脉据实道出。我授权,一旦自己被捕或流亡,便由哥哥王六桥主持北京京元科学仪器公司的工作,让小姨子李兰敏主持北京华成托运服务公司的工作,老婆小李主持厦门两个公司的工作,嫂子全力辅佐。我把打印好的授权书交给了他们。次日,哥哥王六桥便只身返回北京。

夜深时分,我又与老婆密谋一旦逃亡后的联络方式和暗号,并在衣裤内缝制了暗兜,以便必要时装上足够用的人民币和美元。

五月二十九日,我独自驱车到晋江。

我首先找到老土寻求帮助。老土义愤填膺,毫不迟疑地承诺全力协助。

晋江人不像北京人那样关心政治,也没有什么正统的极左倾向。相反,这里的人们重商务实,对极左的一套不太买账,对走私、越境、倒汇、洗钱看得稀松平常。如果有朋友关系或利益驱动,办起事来会更加顺当。

我准备办三件事:一是选择一两处隐蔽而又可靠的避难所,躲上个一年半载避避风头;二是把一笔钱转到境外,供一旦出境后使用;三是寻找可靠的管道成功越境。以上是以防不测的两手准备。当然,也不排除虚惊一场平安无事的可能。

用了五天时间才准备妥当。两处避难所很理想,不但安全,还可优哉游哉。一百万元汇给了过从甚密的回乡办厂的香港朋友,也姓庄,是大跃进时越境逃往香港的。这位庄姓香港人仇视共产党,对学生运动充满同情。在我没有提出要求的情况下,老庄主动以工厂法人代表的名义打印了一份借款单,并煞有介事地写了利息和还款日期。在庄姓香港朋友的协助下,找到了一位常搞偷渡、走私的渔民,条件是成功后收取三万元佣金。

找好了退路,心里踏实多了。六月三日中午,我在宾馆餐厅的包间里宴请了三个奔前跑后帮忙的人:老土、老庄和老张。按事先约定,绝口不谈与避难相关的任何细节,只是泛泛谈些时政要闻。

我站起来向三位晋江朋友敬酒:“我首先向患难相扶的三位朋友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在我危难之时伸出援手,我敬你们一杯!”话音刚落我便把高脚杯中的五粮液一饮而尽。

晋江朋友也都站立起来。年近五十的老庄激动而又真诚地说:“我们做的只是小事一桩,只要还有点儿中国人的良心就都能做!应该是我们向你敬酒,你才是仗义勇为值得敬重的人!”说完,三个人便把杯中酒一饮而尽。

午宴的气氛凝重,有些壮士出行的味道。老土酒喝得很多,面红耳赤,情绪激动,大骂当局没有人性,大骂特权腐败。

香港人老庄说:“学生运动失控了,群龙无首呀!共产党就是不给学生台阶下,逼学生就范,制造镇压借口!这要是在香港,总督早就安抚道歉了!要是在西方,十个总统也都下台了!中国不同呀!李鹏不是老百姓选的,老百姓自然没权罢免他!看来血洗天安门已成定局了!”

我说:“还是老毛厉害呀!不允许结社自由,不允许反对派的存在,没有一个成熟和组织严密的政党,老百姓就是一盘散沙,就是乌合之众,也就成不了气候!难怪邓小平死活不承认学生自治组织,不与学生平等对话。邓小平是手握军权的太上皇,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是臣民下跪,没听说皇上向百姓低头的。邓小平宁可要学生的脑袋,也不收回4·26社论对学生的指控,他不可能向学生认错!王震就很直率,扬言‘你有三百万学生,我有三百万军队,我要砍他妈的一批脑袋!’当前的悲剧在于学生对共产党没有本质上的认识,那些知识分子也对共产党心存幻想。”

老庄说:“王老弟,依我看你趁早提前走吧!提前走麻烦少多了,我是驾轻就熟,百分之百让你平安到那边。”

“王大哥,还是提前走吧!”老土也郑重其事地说:“晋江人90%多的家庭都有海外关系,不要说港澳,只要有钱,欧洲美国都能去!如果平安无事再回来嘛!”

我说:“我也有这种考虑,可是我觉得还有另一种可能:除了手机借给学生肯定暴露了自己之外,我只是无名小卒,没有像万润南那样抛头露面。我编印的传单既没署名也没落款。再有,我是极力主张学生无条件撤离广场的。只要学生不集体出卖我,指证我有什么不法言论,我应该没大的问题。再说,我也是‘老运动员’了,我不会乖乖就范的!”我又破例点燃了一支万宝路香烟说:“再说了,我公司里有上百口员工呢,本月十七号还要在邢台开全国钢材定货会,就这么一拍屁股走了?事态还不十分明朗,还是静观其变,相机行事吧!”

不爱说话城府很深的老张发言了:“王总家大业大,出走是下策,静观其变、见机行事比较稳妥,反正后路己准备好,到时候见事不妙开溜也不晚。”

老张习惯地抹了两下八字胡,继续说:“我说两句不中听的大实话,咱们经商的人还是不要介入政治,搞不好损失太大!学生反腐败绝对正确,可话说回来,没有腐败就没有我和老土的现在。王总和万润南有学问、有真本事,咱比不了,你老庄胆大敢闯跑香港也是真本事!可我连初中都没毕业,你老土中学校门都没进过,过去赶大车。我呢,偷偷摸摸做点小生意。要不赶上改革开放,赶上双轨制,赶上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你老土和我能坐这儿吃龙虾喝五粮液?要是没有腐败你老土和我能住上自己盖的小楼?我也不爱共产党,但我是实事求是。不过,帮王总躲灾是另一回事,朋友之间帮忙嘛!”

慷慨激昂的老土有些语塞,尴尬地点了点头表示认可。他又闲扯了一下过去如何穷得连双象样的鞋都穿不起,经常穿自家编的草鞋,文革大串联光着脚蹭火车到北京,美其名曰赤脚红卫兵。

老张又说:“王总是好人、是君子,学生也是正确的。我和老土这样的,比贪官强不了多少!来来,喝酒!”

老张的虽话不中听,但也有几分道理。我心想,如果自己不拉大旗做虎皮假借部长的权威,如今也不会成为百万富翁,自已并不比老张老土高尚多少,万润南才是真本事!

“话不能这么说。”老庄发言了:“香港的官员就比大陆的官员廉洁100倍!除了媒体披露少数贪腐大案,现实生活中的市民百姓、小商小贩根本就不用请客送礼,更不用行贿!”

我附和说:“老庄说的对。行贿是贪官逼出来的,是制度造成的!为什么反特权?为什么要平等?就是这个制度造成的机会不平等,权利不平等,就是这个专制制度造成规则不公平,分配不公平!所以才有寻租,才有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你是高官或是高官的子女,你就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就可以拿到计划价商品,一倒手按市场价卖出,甚至一纸批文就能发大财。你是高官,你的子女就能平步青云,当大官获肥差!”

“王总有学问,说的在理,我是大老粗,一面之词。”老张自我打了圆场。

当晚,我和老土从歌厅回到宾馆看电视。接近子夜时分,我接到香港庄先生打来的电话,告之北京的学生市民遭到戒严部队开枪镇压,死伤无数,枪杀无辜学生和市民的暴行正在进行着。

与此同时,我们正在收看的中央台电视节目里,一个激奋悲壮的声音响起:“长安街上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遭到血腥镇压……”话音未了,画面突然中断,播音戛然而止。黑洞洞的电视屏幕上点点雪花剧烈地跳动。我抄起电话拔通了北京南礼士路岳父家,接电话的是连襟张文宝,他激愤地大喊着:“老王,共产党杀人了!戒严部队开枪了,你听,你听枪声!”听筒里隐约传来哔哔啪啪密集的枪声。

话筒从我的手中滑落,悬在床头柜下方摆动着。我木然了,泪水夺眶而出,随后失声痛哭起来!老土也在痛哭流涕,大骂共产党、邓小平!

六月四日中午,香港庄先生在我的客房里再次证实,戒严部队血洗天安门,成千上万的学生、市民倒在血泊中。但同时也盛传军队抗命,准备倒戈。

庄先生劝我尽快出走。

我则心存幻想,解放军向手无寸铁的人民开枪,有良知的军人倒戈造反是顺乎情理的。事态正在发展,还不十分明朗,我决定再观察几天。于是,我当日回到厦门,守在电视机前收看台湾电视,密切关注形势的发展。

台湾电视传送的信息喜多忧少,诸如军队抗命、哗变,邓小平死亡、内战在即,国际社会谴责抗议。中央台电视节目和《人民日报》的报导则与台湾的报导相左。经过理智分析,我断定台湾的电视捕风捉影居多,可信度不高。北京官媒的报导自然一向是谎话连篇,但有一个基本事实是千真万确的,政局和官媒已完全在李鹏为首的保守势力掌控之中!

自六月五日开始,中央台电视画面里全是市民、学生攻击解放军、焚烧汽车坦克、抢夺枪支弹药、战士死伤枕藉等等的镜头,还有两处画面让我认清了当局的无道和险恶:电报大楼门前一辆烧毁的汽车上挂着一具裸尸,头戴军帽,肠子吊在外面;阜成门桥上也有一具军人的裸尸吊在那里。这两具战士的尸体竟被吊了四五天无人收尸!六月四日白天戒严部队便已通过血腥镇压控制了北京,但是却让自己的战友、自己的部下暴尸多日!为什么?显然是通过暴尸挑动军民之间的仇恨,进行煽动宣传!仅此一点,就己完全暴露了中共当局血腥残酷的专制本质。他们把士兵当成工具、当成炮灰,士兵与民众一样被嗜血的当权者视为草芥粪土!

据台湾电视台报导,两名士兵是因虐杀无辜民众被民众处死的,被焚烧的汽车坦克,死伤的其他士兵,也全都是由于当局野蛮镇压手无寸铁的百姓导致的。此外,还有部分军车是军人和便衣自己烧毁后栽赃给民众的。

六月九日,邓小平突然露面了。他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发表了强硬的讲话,再次肯定《四·二六社论》,并把四·二六之后的事态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赞扬军队平息暴乱的功绩,并“对在这场斗争中英勇牺牲的解放军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的同志们表示沉痛的哀悼”,提议为死难的烈士默哀。

所谓“英勇牺牲”一说实在是可耻至极!对成千上万所谓“误伤死亡”的学生和市民,邓小平竟没有一句安抚道歉的话——哪怕是虚情假意地说一句冠冕堂皇的话,走走过场!由此可见邓小平的“阶级立场”多么坚定鲜明!在讲话中,邓小平肯定了改革开放,认为改革开放没有错。由此可以推断,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只局限于经济,挂在他嘴边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质上只不过是历朝历代都尝过的行政改革。邓的改革开放,只不过是在于保江山坐江山、在于避免贫穷导致江山变色而已!至于自由、民主、宪政,都是洪水猛兽,是必欲铲尽而后快的!如果说毛泽东通过文化大革命确立了封建社会主义,那么尔后的事实证明,邓的所谓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官僚资本主义或曰权贵资本主义的代名词!

通过六四屠城,通过对党政军内民主改革派的清洗,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进程,看来变得遥遥无期了!沈国钧的话应验了:“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肯定迟早也要变。可是迟早二字,一迟一早可能相差几年、几十年!也许咱一辈子全搭进去也说不准!”后来的事实证明,邓小平用枪和坦克扼杀了这场要民主要自由、反特权反腐败的全民抗争,事实上是为隐蔽的和公开的贪腐滥权打开了闸门。

我沉痛而又沮丧。

六四前后的种种迹象表明,邓小平、李鹏的倒行逆施不但遭到人民的唾骂和反对,也在党政军内不得人心。军队上下,包括杨尚昆,都不情愿武力镇压人民,但是军委主席邓小平一声令下,军人却竟能违背天理良心向人民开枪,向自己的衣食父母开枪,造成近万民众伤亡。当然,绝大多数军人还是在消极执行命令。否则,邓小平杀二十万人换取二十年稳定的叫嚣定会变成事实。依据当时的民意和态势,如果将军们都像三十八军徐勤先军长那样抗命不从;如果将军们都能有罗马尼亚军人那样的素养——国防部长在服从命令和良知的矛盾中自杀,总参谋长拒绝执行镇压人民的命令把军队撤回兵营,那么中国的历史就会像罗马尼亚一样改写。

一九九一年我在莫斯科,正赶上八·一九政变,叶利钦和政治改革的成果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那时的情形与六·四前后的中国何其相像,但苏联人做了不同的选择。亲眼目睹苏联的变天,再回忆我亲历的中国八九民主运动最后的悲剧结果,真是感慨不已,扼腕痛惜。

六四前后的人心向背不言自明,但中国却不是“生死存亡看人心”,而是生死存亡看太上皇邓小平!依照《宪法》,邓小平无权垂帘听政;依照军法,调动军队必须由邓小平、赵紫阳、杨尚昆共同签署命令;依照党章,邓小平无权在暗室中罢免党中央主席、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更无权私下钦定江泽民为党中央主席;依照法律,邓小平擅自软禁党中央主席、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是政变、是犯罪!

但是,这违背法理的政变却发生了。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中国的文化传统害死了中国。在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伦理中,衣食父母不是老百姓,不是人民,而是官员!官员是衣食父母,是父母官,而皇帝无疑是最大的官员。官员和皇帝不是公仆而是主人、主子。人民不是主人而是仆人和家奴。当时俄罗斯、罗马尼亚和中国的军队同是共产党领导,由于文化传统和军人素质的差异,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中国大陆的军人应该感到耻辱!中国人的皇权意识和奴性令人悲哀!

六月十日,几乎所有媒体都在播发、刊登通缉令和逮捕“暴徒”的消息。被通缉的是几十名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附有照片。北京己抓捕了四百多名“暴徒”。北京工自联六名头头被捕。

可喜的是,四通的万润南、崔铭山、曹务奇已于六月五日从深圳平安出境。

我认为只要审时度势,处处谨慎,不住在北京的家中,或许在外地避避风头,不用越境也可躲过此劫。从目前看,自己不在通缉之列,东窗事发的可能性不大。我决定回京看看,并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参加六月十七日在邢台召开的钢材定货会。

六月十二日,我和妻子一同坐飞机回到北京。

 

——转自北京之春(2019-04-27)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62期,2019年5月24日—2019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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