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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捷生:追缉国家公敌

October 11, 2019

这个故事与我的青春履痕重合,琼崖知青岁月挥不去它的影子——越战。海南岛与“抗美援越”前线的距离,决定了国家不在此投入长线建设,时刻“备战备荒”。这使已被革命绷紧的神经更加敏感,使清苦的知青生活更为艰辛。这一代的集体叛逆正萌生于斯。

在遥远大洋彼岸,我的同辈人也在质疑国家话语。他们在越南战场抛洒的青春热血,真在扞卫某个崇高价值?美国介入印支半岛始于艾森豪威尔。及至肯尼迪时期,他宣称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越南是“民主试验场”和“考验美国力量和意志”的地方。这种宏大词语堪与冷战对手鼓吹的“世界革命”、“把红旗插遍地球”交相映衬。

美国起初只提供经援军援及800人军事顾问团。副总统约翰逊去越南实地考察,给出意见:必须采取实际军事行动。须知美国总统没有宣战权,只有60日出兵期限。而国会根本不可能同意宣战。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将军建议:民众和国会对越南的事知道得越少越好。肯尼迪接纳,于是更多军队以顾问名义开赴越南。当媒体质问美国人在那里干什么,肯尼迪都不予正面回答。只不过,越南这颗火中之栗并不易拾取。加密急报纷至沓来,令肯尼迪下决心在1964年大选连任后从越南抽身退步。如果完成此举,美国民众对他将会感念更深。肯尼迪却于1963年遇刺。

约翰逊继任总统就撂下硬话:“林登·约翰逊的许诺绝对不会改变。”次年夏天突发东京湾事件,美军驱逐舰据称在北部湾受到北越鱼雷快艇两次袭击。其实北越武元甲大将只承认有过第一次海上冲突。美方报告也认为,第二次袭击“很大可能”根本没有发生。无论如何,这给了扩大战争的口实,国会通过《东京湾决议法案》。到年底,派驻南越的美军已达十万之众。

1966年,中国爆发文革。两个遥远国家的青年同时开始了狂暴、纷乱、迷惘的人生,这将成为他们难以卸下的记忆重负。就在那年,怀疑越战动机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立意调查战争真相,以期走出泥潭。他没有知会总统,秘密成立36人研究小组,现役军人占一半。他们分工有别,只负责撰写特定专题,互无接触。这38卷《越战研究》(又称“五角大楼文件”)只印了15份,仅三人看过全豹。

写到此处,许多读者已晓得这是“五角大楼文件泄密案”,由此拉开国家权力与自由媒体司法对决的大幕,进而改写了历史。史提芬·史匹堡的电影《邮报》(The Post)前年底才震撼上演,本文却另辟蹊径,将笔墨更多倾注在那位扭转乾坤的“国家公敌”身上。

 故事主角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哈佛毕业,曾任海军陆战队连长;退役后进入民间智库兰德公司;1964年被聘为五角大楼军方分析师;1965年选派到越南,在爱德华•兰斯代尔将军麾下任文职;1967年返美重回兰德公司,并被邀加入国防部“越战研究小组”。这份3000页《五角大楼文件》有350页是他撰写的。埃尔斯伯格拥有最高忠诚度和安全认证级别,正是看过全套文件的三人之一。他曾笃信国家利益至上,但越南丛林的热风豪雨,漂白了他的爱国情怀。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过:“爱国就是为一些很无聊的理由去杀人和被杀。“埃尔斯伯格翻阅越多越战原始文件,就越悲悯美国青年之不幸。他们不知为何而战,不知为谁赴死。

1968年,北越发动新春攻势,美军仓促应战,共2500人阵亡。美国驻西贡大使馆也在光天化日下遭敢死队突袭,死亡五人。美国民众原认为出兵如雷公劈豆腐,蓦然惊觉,这场仗有得打了。同年,一代中国青年被湍急漩涡裹挟,被搁浅在一片陌生的冷土,不知为何而来,不知向何处去。他们开始怀疑人生,重新审视时代及其话语。我就在其中。

埃尔斯伯格并非独醒者,六十年代末反越战活动已兴起。令他彻悟的契机是行将入狱者的演讲——反战者同盟(War Resisters League)美国分部的主将凯勒拒绝服兵役,被判处两年监禁。1969年8月,埃尔斯伯格特地到费城聆听凯勒服刑前的演讲。凯勒说他入狱后,三藩市反战同盟只剩下女性成员,男性成员都在服刑。但他不恐惧不哀伤,他终于和战友在一起了。“我知道这里每一个人,都会把和平反战进行到底。”

埃尔斯伯格和周围听者一样热泪纵横,他躲进洗手间抽泣,进而嚎啕痛哭。丛林升腾的火光,稻田仆倒的身影,越南平民与美国青年迸飞的鲜血,霎时溢成泪河……深知越战内情的埃尔斯伯格立誓,拒绝为历史作伪证,要用真相拆穿国家谎言,以一己之力去唤醒梦游的美国。

当国家在说谎,真相就有罪;当体制在行恶,良知就有罪;当天下都向权力下跪,站立就有罪。当你集数罪于一身,就成了国家公敌。这在任何地方都一样,差别只在于权杖的质地与硬度。

《邮报》片头重现这段情节——埃尔斯伯格从兰德公司(15份文件中存放于兰德公司有两份)取出机密文件,再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复印和秘密存放。但电影里埃尔斯伯格只是一掠而过的符号人物,并未展开他的故事。电影当然也没有提到,参与埃尔斯伯格地下活动的,居然还有南越驻美大使武文泰。他们都怀着同样赤诚去做国家的叛徒。爱国是一种情感而非一种价值,在情感之上,是正义、善恶、是非和人性终极关怀。

埃尔斯伯格行动是隐秘的,但立场是坦荡公开的。1969年10月埃尔斯伯格就联名致函《华盛顿邮报》,反对当局的越南政策和继续蒙蔽民众。这与他私取机密文件仅间隔十日。而且他马上就把复印件分别面呈五位国会议员。显见得,埃尔斯伯格起初尝试在体制内解决。收到文件的联邦参议员麦戈文(George McGovern)答应公布,并要求国会听证。然而他有意竞选下届总统,其他议员也各有算盘,衡量得失后均打退堂鼓。

埃尔斯伯格惟有从体制外挑战国家谎言。他与三大电视台ABC、NBC、CBS联系,它们都怕被政府吊销执照,不敢接招。接下来,电影《邮报》的情节开始展开了。关于这条故事线索,本文只想点出,第一要角不是《华盛顿邮报》,而是《纽约时报》。1971年3月2日,埃尔斯伯格告诉《纽约时报》记者希恩 (Neil Sheehan) ,愿提供全套五角大楼文件。编辑部因之激动不宁,但《纽约时报》法律顾问以及代表报社的律师楼全力反对,并警告:此属叛国重罪!

《纽约时报》不为所动。1971年6月13日起,连续三天用头版和大号字码,登出“越南档案:美国三十年来介入越南事务的五角大楼研究”。当即轰动世界!

忙于闭关革命的中国人民对此懵然不知。彼时,离林彪夜奔殒命大漠的“九一三事件”刚好还有三个月。未满十九岁的我正在五指山中,以青春期按捺不住的焦灼,等待着个人命运的拐点。

此时总统已是共和党尼克松。只缘约翰逊未获民主党内反战派支持,放弃了连任竞选。尼克松宣称有良策“立即有尊严地结束越战”,因而胜选并狂扫49个州。他上台却加大越战投入,以攒得谈判筹码,亦即他所说的“尊严”。因此尼克松对五角大楼文件泄密案极为恼火,遂命司法部长向《纽约时报》下最后通牒,若不停止刊登和归还绝密文件,将按《间谍法案》论罪。《纽约时报》拒绝从命,继续刊登。美国政府紧急入禀纽约南区联邦法院,要求发禁制令。事涉国家安全,法院闭门审理。1971年6月17日,法官裁决,政府索还文件“法理不足”,但《纽约时报》在禁制令下暂时停止刊登。

仅过一日,事件第二要角闪亮登场。原来就在司法部与《纽约时报》兴讼之际,埃尔斯伯格把另一套复印件交给《华盛顿邮报》。后者一气登出17份五角大楼越战文件。气急败坏的司法部再诉诸同样法律行动。《华盛顿邮报》不予理睬,而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的裁决与纽约不同,根本就不批准临时禁制令。两日后《波士顿环球报》也刊出越战文件。美国政府再申请禁制令,但《波士顿邮报》同样拒绝地方联邦法院,不肯交出秘密文件。而《纽约时报》则不依不饶把美国政府告入最高法院。对此,《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说了一句至理箴言:“如果他们输了,我们大家都输了。”

电影《邮报》都有这些情节,还是把笔墨聚焦到真正主角埃尔斯伯格身上。他原先叩不开的体制之门,乍见有一缕光漏出。阿拉斯加联邦参议员格维尔(Maurice Gravel)素来反战。他从《华盛顿邮报》助理编辑那里获得一套五角大楼文件复印本,便要求就此召开国会听证。因时间仓促,不合议事程序,被拒排期。格维尔运用自己小组委员会议事资格,在国会独自朗读五角大楼文件,长达三个小时。天生结巴的格维尔激愤难已,末了哽咽失声。虽无任何议员与听众参与,但此属正式官方听证会,因而整份五角大楼文件被列进可以公开查阅的国会纪录。

体制内也有不惧强权的异议者,国会议员拥有宪法特权。基于权力制衡与防止独裁原则,《美国宪法第1条第6款》规定:“国会两院的言论与辩论,不得在任何其它地方被质疑。”除卖国、重罪与破环和平,参众两院议员在议会期间,不得拘捕,其言论与辩论意见,不受任何法律约束与追究。

强权要收拾格维尔不易,就拿他的助理下手。却被格维尔将案件上诉至最高法院,又酿出另一宗有名的《格维尔诉美国案》。最高法院以5:4裁决——宪法赋予两院议员“演讲或辩论的条款保护”(Speech or Debate Clause),其范围包括议员助理在内。国会议员助理的工作言责从此受到法律保护。这一宗只是五角大楼文件泄密的衍生案子,还是把线索收拢,其时全美最吸睛的是《纽约时报诉美国政府》和《美国诉埃尔斯伯格》两个惊天大案。前者电影《邮报》有所交待,本文着重说后一个案例。

白宫梳篦般排查泄密者,并展开全球追缉,却无所获。然而在1971年6月23日,埃尔斯伯格接受CBS电视台采访,坦承自己的所作所为。同一天,《芝加哥太阳报》刊登五角大楼文件;翌日,另外五家报纸同时刊登。白宫无奈,已放弃捂盖子,转而要把埃尔斯伯格治重罪,以儆效尤。如果司法部15项间谍、偷埃及尔斯伯格盗、阴谋等检控罪名全部成立,埃尔斯伯格将被判115年刑期。

就在格维尔参议员上演国会“独白大戏”,令五角大楼文件成为可供公众查阅的国会资料当日,埃尔斯伯格在律师陪同下,到波士顿马萨诸塞州联邦司法部自首。他向蜂拥而至的记者宣读写好的新闻稿:“1969年秋天,我自愿把五角大楼文件,包括一份从未在新闻媒体上公开的谈判研究,送到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办公室。”在体制内无回应之后,“作为负责任的公民,我无法再与政府合作,继续向美国人民隐瞒这些讯息。我已经准备好面对后果,包括我个人与家人的严重后果。无论结局如何,我都与千千万万美国人一样,为了服务国家,愿意付出危险代价。我一直希望与相信,这些事实真相能使我们摆脱战争,能制止政府撒谎,停止屠杀,停止美国人在印支半岛流血。”

当橼头的第一块瓦嘣脆跌落,成垅瓦片都将哗啦啦滑落,谎言的屋宇离倾圮就不远了。权力者也深知这点,故而《美国诉埃尔斯伯格》案许胜不许败。

这里要提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基辛格,他在此案的角色很不光彩。早在1968年尼克松刚胜选,即将出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基辛格就与埃尔斯伯格在纽约酒店见面,就越南政策闭门深谈四天。基辛格很赏识他。1970年8月,两人在加州再度面谈,埃尔斯伯格力促基辛格阅读五角大楼文件,作为结束越战的参考。未几基辛格就邀埃尔斯伯格担任自己的政治顾问,进入白宫为尼克松政府效力。被谢绝。1971年1月,在麻省理工学院越战研讨会上,埃尔斯伯格公开抨击基辛格关于越战伤亡数字不实。两人从此交恶。及至得知五角大楼文件爆料人身份,基辛格便痛骂埃尔斯伯格是“美国最危险的敌人”。

如同两艘驭浪而行的战船,冒着炮火迎头对撼,《纽约时报诉美国案》与《美国诉埃尔斯伯格》同步并进。前者代表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权——新闻自由;后者代表第五权——民权。由民选代表行使民权之代议制,属间接民权;公民直接参于国家公共事务,则属直接民权(Direct Democracy)。这就是埃尔斯伯格与国家权杖格斗的最后盾牌。

两个大案均涉及——《美国宪法第1条修正案》保障出版自由条款,是否涵盖国家机密文件?美国总统是否有权以行政命令取代国会立法?所谓国家机密之定义是什么?当宪法权利与国家安全发生冲突时,如何取舍?

美国国家机密文件体系的建立,来自艾森豪威尔1953年签署的《第10501号美国总统行政命令》,并没有经过国会立法程序,因而留下了争议空间。政府秘密是否等同国家机密?美国政体的梁柱在于权力制衡,美国宪法前三条都旨在防止集权和独裁。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四十六章中说:“把立法、司法、行政所有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里,就可以认定这是典型的暴政。”

关于《纽约时报诉美国案》,庭辩极精彩,篇幅所限,本文从略。电影《邮报》已告诉观众,最高法院以6:3判美国政府败诉。判决书上说:“媒体应该为被统治者服务,而不是为统治者服务。”

埃尔斯伯格的案子有点复杂,他与兰德公司、国防部、国务院都签署过保密协议,情况与后来的斯诺登“棱镜门”相似。岂料此案却在权力者的一个死穴上被戏剧性终结。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开启了美中解冻之门。这对被越战逼疯的美国,对在狂澜中颠簸的中国国运,意义太重大了!与此同时,另一件“国家机密”也在进行中。尼克松深恨埃尔斯伯格,他指派亲信克罗赫和基辛格的贴身顾问扬格,成立了总统特别调查小组。此时杨格刚随基辛格秘访北京回来未足半月。凑巧这两件事都不能见光,基辛格却尽知其详。

总统特别调查小组亦即恶名昭着的“白宫管道工” (White House Plumbers),说形象点就是掏大粪的。调查小组成立第一个任务,就是搜集埃尔斯伯格黑材料。在埃尔斯伯格亲友名单中发现了洛杉矶心理医生菲尔丁的名字,白宫管道工如获至宝。如果二者是医患关系,就能死咬埃尔斯伯格有“神经病”!然而,通过联邦调查局私下向这位医生索要埃尔斯伯格病历资料,被峻拒。

于是总统法律顾问批准白宫管道工“第一号特殊工程”,夜闯菲尔丁办公室查阅医疗记录。1971年9月3日凌晨四点,五名“管道工”撬开菲尔丁医生在洛杉矶比佛利山庄办公室。他们掏大粪的手气却不太好。其实埃尔斯伯格为舒缓精神压力,只见过一次菲尔丁医生。病历表上并无记录任何神经病症状,几近白纸一张。更蠢的是,连这张纸都被管道工疏忽掉。这群顾头不顾腚的掏粪者,未几将把权力天花板的管道捅破,粪汁倾泻如注,直把他们的主子淹没。

1972年2月,尼克松夫妇破冰访华,世界格局为之一变。这是大选年,尼克松声望臻至峰值。同年6月17日凌晨,管道工人马潜入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安装窃听器,失手被捕。由此刮起的政治风暴,《华盛顿邮报》从第二号角色跃升为头号主角。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如果权力没有制衡,它一定异化为君权父权,这与统治者的道德境界无关。权力需要被仰望,需要忠顺,哪怕是假装的臣服。它最憎恨被揭短被打脸,权力脸面一旦蒙污,法统就受到根本动摇。于是,尼克松指责媒体“妄加指责”,称政府对媒体管得太宽松了。就像特朗普总统言必称“假新闻”一样。水门事件东窗事发之初,民众也多认为媒体过份炒作。这年尼克松胜选连任。

媒体掌握话语权,报导失实确比个人说谎负面影响更大。但权力者的谎言贻祸之巨,远非“假新闻”能及。《华盛顿邮报》的两位青年记者不依不饶,终于把水门事件闹得惊天动地。

此时埃尔斯伯格案犹未了结,缠讼至1973年4月26日。联邦法官伯恩接到正在调查的水门事件通报,透露白宫派人到心理医生菲尔丁办公室,入室盗窃埃尔斯伯格的档案。一时舆论大哗。尼克松让人背锅,把总统法律顾问炒鱿鱼。才过四天,法官伯恩当庭引爆政治炸弹,披露总统顾问艾利希曼干预司法,最近代表尼克松两度和他接触,许以联邦调查局局长之职,换取伯恩在埃尔斯伯格案“帮个小忙”。5月9日,水门事件调查又爆出黑幕,联邦调查局曾非法监听与录音埃尔斯伯格的电话!

1973年5月10日,众议院通过议案,切断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经费。次日,伯恩法官宣布:直接撤销埃尔斯伯格所有刑事指控,立即生效。伯恩在庭上表示,如果仅仅宣布审判无效,被告可能再次被政府起诉,这是“不公平”和“对正义的冒犯”。依照法律,任何人不得以同样罪名再被控告。埃尔斯伯格自由了。

至此,美国的第五权直接民权、第四权新闻独立权、第三权司法权和第一权立法权,都唾弃了第二权行政权。尼克松的麻烦却没有完。水门事件雪崩效应致使白宫幕僚众叛亲离,总统心腹政要有七人被判罪或认罪。1974年8月,面临弹劾的尼克松黯然离开白宫,成了第一位辞职的总统。

冷战头号对手闻之深感诧异,缘何这点破事也会毁掉一个总统?显见得这种“破事”他们没少干,而且干得心安理得,理直气壮。五年之后苏联入侵阿富汗,深陷泥沼,直至国家油枯灯尽。

黑格尔说过:“人类从历史获得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记取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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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新世纪(2019-05-13)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72期,2019年10月11日—2019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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