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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南央:残酷的革命、革命的残酷

November 8, 2019

我们这一代人很小就知道革命是残酷的,那残酷来自“万恶的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江姐十指被穿进竹签,那疼痛曾惨烈地撕扯过我们少年的胸膛,让我们脑颅中冲腾着要时刻准备着与敌人搏杀的热血。

我第一次得知来自革命营垒内部的残酷,是打倒四人帮的第二年,读到了一篇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的小说。小说的题目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故事的梗概。故事的主人公曾是一位红军侦察连长,因负伤,在长征部队进入草地前被留在了藏民家里。讲好了部队站稳脚,就来接他。这一等就是十五年,其中的悲苦自不必说,直到共产党夺取了政权,“自己人”回来了——地方政府接见了当年红军留下的伤病员——不是一个,是一批,有的已经和藏民结婚,但是那个连长没有;每人发了价值十个银元的遣散费,告知他们是逃兵,革命队伍不可能再接纳他们。那个连长洁身自好,从未接受过任何藏族姑娘的示爱,尽管有的很漂亮,直到文化大革命,竟然得到留在江西老家妻儿的下落,就急急地找了去。但是很快又回来了。原来妻子已去世,儿子一直享受烈士遗孤的荣誉和照顾,坚决不认这个突然出现的“逃兵”父亲。一天,当地驻军的一个小战士在老人常常默坐痴望的河湾边发现了他漂浮的尸体——他自杀了。我至今还可忆起当年这个故事带给我的震撼——那残酷痛彻心肺,以至我觉得自己这个“狗崽子”所曾经历过的一切是什么也算不得的。

后来在大别山中见到了流放在磨子潭水电站的父亲,那残酷不再是文艺作品中的写描,而变得真实、毋庸置疑。再以后……,知道得越来越多,见识得也越来越多,残酷所引起的痛从未因它的重复出现而淡泊,却也再没有出现过第一次接触的“震撼”。直到这次我整理父亲的日记。

“今天冀东报告群运。去年他们曾有错误的四二指示(泼冷水)。掌握毛主席思想真不是易事。什么事多反复三思总是的。”

“何伟谈起枪毙恶霸张兰。原先全村人,连村干部在内都说张是好人,都骂告状的张老婆是刁妇。但事实恰恰相反。”

(摘自1947年4月5日日记)

“生活、办公标准还有许多可节省。现在时新买几套沙发,搬家照例破坏,通、修理。肺病打针,必要,不必要都打。小孩死了就死了,不能打。打必要干部。”

(摘自1948年10月11日会议记录中陈云讲话)

就是这两段完全没有文学色彩的简洁记述,令我手脚冰凉。这短短的几行不仅白描出“残酷”二字,而且揭示着它的普遍性——这普遍竟也裹挟进了自己的父亲。

那个被枪毙的“恶霸”张兰,现在几乎可以毫无疑问地被认定是个“冤假错案”。全村的人,包括村干部认为“好人”的呼吁全然无用,只他老婆——人人骂做“刁妇”一人的告状,就将这个人送上了黄泉之路。冤啊!天大的冤枉啊!人命怎么会如此之贱?!不需经过任何审判程序,只要符合“毛泽东思想”,执行就是了。如果说,无论如何张兰是个地主——地主、且恶霸,这就有了杀的理由;那末,孩子们呐!又如何解释?孩子们的幸福不正是革命者革命的目的吗?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不就是为了孩子们阳光灿烂的明天吗?怎么会是“小孩死了就死了”,怎么“必要干部”的命才是命?怎么生命会有“必要”和“不必要”之分?而“必要”和“不必要”的区分显然是以官阶界定的。如果说,革命必然会有残酷的一面,这残酷有来自营垒外部的,也有来自营垒内部的,一切在革命的残酷面前颤栗和发抖的人,都是小布尔乔亚,都需要经过彻底的改造;那么一人指定了的“恶霸”就可杀,不必要的生命“死了就死了”,则不可矫情地称为革命的残酷了,我只能称它为残酷的革命。在这个残酷的事物面前,我从小受到的仇恨“残酷”的教育所种下的种子萌发了。我要不要认同这事物呢?尽管它戴着美丽的桂冠。

这又让我想起了最近看到的朱正琳的《一个幸运儿的哲学》中的一段话:

“我对‘英雄哲学’的清算并非始自坐牢的日子。早在坐牢之前,读黑格尔《历史哲学》时,我就已不能同意他那句特别能让年轻人心潮澎湃的名言:‘巨人行进的步伐,难免会踩坏一些花花草草!’我当时想,如果他说的是英雄们给普通人造成的伤害和痛苦,那他也太轻描淡写了!他好像从来没被踩过。进一步的质疑是:巨人他到底要到哪里去?他的目标真的就比花草的生命更为重要?而且,无论怎么说,踩坏花草都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啊!

后来重读《三国演义》,发觉董卓说过一句相似的话,当然没有黑格尔表达得那么有诗意:‘我为天下计,安惜小民哉!’这个‘天下’倒像是个庞然大物,直到今天张艺谋的‘英雄’们都还惦记着它呢。可是天下自己不是个东西啊!它指的是天的底下,是所谓‘天下苍生’啊!‘天下苍生’难道不就是指的‘小民’或‘花花草草’?”

我父亲那一代知识分子当年参加革命时的理想是为了社会的平等和民主,是为了民族的自由和解放。面对革命的残酷——父亲25岁就被自己人“抢救”了,他们没有退却,仍然相信革命整体的伟大。作为一个从未加入过共产党的旁观者,我认同他们当年的选择,因为你不能把他们拖出那段历史。父亲曾对我说过,那时面对着民族危机,面对着国民党不抗战的现实,他加入共产党是自然的。父亲和他的同志们是热血的、激进的、真诚的、忘我的。但是随着历史的进展,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应该承认他们那一代人有着先天的缺失。自参加革命起,他们把社会和民族与人民和自己放在了理想天平的两侧,前者的重压高高翘起了另一侧的人民和自己,他们把自己和其他挨整的同志们都看成了“花花草草”,看成了小小的一分子,在共产党这个“以天下计”的伟大队伍里,在革命事业这个“巨人行进的步伐”的铿锵之声中,自己被踩了、被踏了,被踩坏了,被踏扁了,何足惜?无足挂齿!所以才能以一种义无反顾的万丈豪情跟随着党继续前进。而有些人与他们不同,他们觉得自己是个人,他们是有些“自私”的、觉得自己为何要被别人这样无端糟蹋的“软弱分子”,大浪淘沙、急流勇退,游离到革命之外。我看司马璐《中共历史的见证》就有这种感觉。问题是,这“花花草草”,“小民”竟不幸地划到革命阵营之外,将苍天之下的众生都包罗了进去。这样一想就明白了,为什么至今“肃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一个比一个胡闹,一个比一个死了更多的人的运动,都不能算是“路线错误”,因为那仅是巨人“为天下计”的浪漫舞步踩错了点,踏上了“小民”,有什么可大惊小怪,悲哉哀哉的。我对陈云的“小孩死了就死了”一语生出的震撼,实在是太不懂革命的真谛了。革命那是为实现伟人“得天下”的理想,至于那天底下面的苍生,不过是一些芸芸小民,安惜哉。

可是父亲沿着革命一路走来,到了九十有望的年头,却开始大声疾呼“一定要搞清楚三个问题:把历史搞清楚,把理论搞清楚,把这个党搞清楚。”我觉得他是越过了“反左”的高度,开始向问题的本质挑战了。但是不知道他会不会抛开“堪慰平生未左偏”的自诩,把白手套也掷向自己的面颊。

作为李锐的女儿,我愿意呼应父亲的疾呼,但是作为一介平头百姓,以自己羸弱的学力,我不认为自己有搞清楚的本事,但也并不因此而觉得参与进“搞清楚”是不自量力。要我说,其实看清楚,也就完成了搞清楚的一大半。怎么看?雾里看花,花色每每靡丽诱人;隔着面纱看,新娘面庞总是美丽的,只有拨开云雾,揭去面纱,方可看清真实。我已经整理完那本《父母昨日书》,现在开始着手整理父亲1947年到1979的日记。这些没有任何粉饰的文字让我从一个视角看到了那段历史、那个党,那个党的理论的原貌。希望有一天有更多的愿意参与“搞清楚”的同代人一起与我分享这些资料。我们毕竟曾经天真浪漫、真诚执著地相信过这个党,相信过这个党所编撰的历史,相信过这个党所倡导的学说。不把这三个问题弄个明白,不弄清楚人的生命与任何政党的事业和利益相较孰轻孰重,岂不活得太糊涂、太冤了?

回应朱正琳对“英雄主义”的思考,我想只有尊重生命、把世界上的“花花草草”小心捧在手中的巨人选择的行进方向才是我们这些草菅可信赖的;只有爱惜天下苍生,为我们这些小民计(或曰“以民为本”)的政党才是我们应该选出为天下人执政的。

2006.5.17

这篇文章唸完了。这篇文章写于2006年5月17日。是13年以前的事情了。但是今天读来还是觉得有现实意义。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刚刚发布了《反蒙面法》,使得香港人的抗争进一步升级。我理解香港人,他们看到大陆的小民百姓是如何被城管、警察、维稳的势力恣意践踏的,他们为了守住免予那种恐怖在做着最后的努力。争取不曾有过的和不肯失去拥有的东西的内心力量是不一样的。林郑月娥这个提线木偶是被习近平摆布的,即便港人的行为是百分之一百的和理非,只要港人不肯做习皇帝的臣民,像大陆人那样匍匐在地,甘做或无可奈何地选择做奴隶,习皇帝为了保持他帝王的尊严,是一定不会吝惜将自己统治的土地上生长的花花草草脚踏横碾的。

当流血的一天最终来到时,请不要说港人也要为不肯退却,不懂得“见好就收”承担一定的责任。香港人不肯做奴隶何错之有?!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周日再见

 

——转自新世纪(2019-10-07)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74期,2019年11月8日—2019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