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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崇义:第二次冷战格局下的香港民主运动

January 9, 2020

2019年是多事之秋,最牵动世人心弦的大事,当是港人为自由而战。这场波澜壮阔的民众抗争,成功地挫败了香港政府和北京当局的镇压而持续了半年,时下仍然如火如荼、方兴未艾。无论是港人所展现的理性和悟性,还是他们所展现的血性和韧性,都深深地感动了整个世界。但是,也有不少人为香港民运的前景担忧。

世人将港人这场抗争称为“反送中运动”,因为它的最初目标,是抵制香港政府修订引渡条例,阻止香港政府制定恶法将疑犯应中国政府要求送往中国大陆审理。世人也将这场抗争称为“流水革命”,因为抗争民众像流水一样灵活地与恶警周旋、汹涌澎湃、来去自如,而且提出了“时代革命、光复香港”的激昂口号。

就其本质而言,这场抗争是港人争取自由民主的全民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这个运动的“五大诉求”包括四个即时性短期目标和一个长远目标。四个即时性短期目标是彻底撤回逃犯条例、成立独立委员会彻查警方滥权滥暴、撤回对运动的“暴动”定性、对抗争者不予刑事追究。一个长远目标是完成2014年“雨伞革命”的未竟事业、全面落实特首和立法会议员的真普选。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港人所提出的“五大诉求”,与“港独”风马牛不相及。港人提出这些正当要求,所依据的主要有效法律文本是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1990年的《香港基本法》和1966年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港人是绝地反击,义无反顾地强力回应中共政权剥夺香港的自治地位、对香港实行“全面管治”的企图。虽然亮出“革命”旗号,港人所实际追求的是,在承认香港的领土主权归属中国(“一国”)的前提下,守护有别于中共党国的政治认同和政治法律制度(“两制”)。这场运动以“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为主流,也有“勇武”抗争的强大一翼。

在笔者看来,要真切把握这场运动的意义及其未来走向,离不开世界第二次冷战的大视野。自从1847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共产主义者就立誓要推翻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liberal democracy)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经济制度。1917年俄国共产主义者如愿以偿,建立起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从那时起,共产主义制度和自由民主制度、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两种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就势不两立、你死我活。分属两种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的两个阵营长期处于交战状态,有时是热战、有时是冷战。但是,两者也曾有过貌合神离的短暂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合作是为了共同对付纳粹德国,全球化时代的合作是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

世界第一次冷战,肇始于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联外交使团临时代办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发给美国国务院的一份长电报。该电报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将苏联确定为自由民主世界的敌人,论证美国必须肩负起领导责任、遏制苏联共产主义政权的扩张。世界第一次冷战,正式结束于1991年12月26日。该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正式解体、不复存在。世人当时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将苏联解体视为冷战终结。但是冷战并没有终结,而是从1992年起转入世界第二次冷战。共产主义制度和自由民主制度、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世界性对峙依然存在,只不过是冷战的对手和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

其实,自由民主世界将苏联视为冷战的首要对手,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就已经脱离实际。当时,苏共已经在赫鲁晓夫领导下开始改革、向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世界做出妥协让步。中共则在毛泽东领导下顽固坚持马列主义和列宁主义正统、坚决反对向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世界妥协让步。自由民主世界严重误读、误判、误动,错误地与中共极权政权这一最顽固、最凶恶、最狡诈的共产主义敌人联手,将正在从良的苏联后极权党国定为头号敌人进行打击。如此错置失宜,能不误尽苍生?

苏共起步从良,始于赫鲁晓夫的反思和改革。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个人独裁和滥捕滥杀等罪行。随后苏共开展一系列具有人道主义倾向的“去斯大林化”改革,包括在文化思想领域有限“解冻”、破除个人迷信;在内政方面平反冤假错案、大规模释放政治犯、削弱党务机构和特务机构对社会的控制;在国际关系方面缓和与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主张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展和平竞争、放弃武装斗争而争取和平过渡。中共领袖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改革思路阳奉阴违,并在六十年代初发展为公开分裂、展开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生死搏斗。

为了夺取国际共运的领导权,毛泽东主持起草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于1963年6月17日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提出25条“建议”,画龙点睛地展现中共与苏共关于国际共运发展方向的分歧要点和中共的强硬主张。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公开发表《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的挑战做出公开回应。从1963年9月6日到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等九篇评论,系统批判苏共《公开信》(本来草拟的第十篇评论,因为赫鲁晓夫于1964年10月14日下台而作罢,改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于11月21日用《红旗》杂志社论形式发表)。在“二十五条”和“九评”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蛮横批判苏共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总路线,并给这条路线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出,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中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国家已经“复辟资本主义”或者正在“复辟资本主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宣称,中共坚持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扛起了苏共已经放弃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大旗”。

到了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干脆宣布,毛泽东思想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继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中心” 已经转到了中国,各国革命武装斗争是革命胜利的必由之路,中共所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是适用于亚非拉各国的“普遍规律”,中共已义不容辞地肩负起“反修防修”、引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大任。当然,实际情形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吹嘘大相径庭。中苏论战之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政权都先后与中共断交。中共政权极端孤立,所剩下的盟友只有它所全力资助的越共、北朝鲜金家王朝和阿尔巴尼亚这盏欧洲唯一的“社会主义明灯”等几个难兄难弟。吊诡的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使党国极权登峰造极之日,却也是基辛格、尼克松等人与毛泽东、周恩来暗通款曲之时。美中结盟有效制止了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使中共政权意外逃过一劫。

苏联在度过了漫长的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之后重返改革大道,戈尔巴乔夫等有识之士及朝野上下各族觉醒人士联手改造苏联后极权党国,并使它在各种合力作用下终结。与此同时,东欧各国的共产党后极权党国,也相继实现了宪政民主转型。在1989-1991年间收获这些意外成果之后, 自由民主世界本应乘胜追击、除恶务尽,倾尽全力迫使中国、北朝鲜、古巴、越南和老挝这五个风雨飘摇的共产党残余政权就范。然而,自由民主世界却无视这五个共产党政权的存在,无视共产主义制度和自由民主制度、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世界性对立依然如故,匆忙宣布冷战的结束。

不幸的是,结束的只是第一次冷战。从1992年起,世界第二次冷战登上历史舞台。两次冷战,在根本方面并无二致。其一,两次冷战都体现为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两种价值体系之间的截然对立和生死较量;其二,两次冷战都体现在经贸、科技、军事、地缘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各个层面;第三,在两次冷战中,双方都倚重“和平演变”、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第一次冷战和第二次冷战当然也有诸多不同。第一,对立双方的阵营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第二次冷战中,中共政权上升为共产主义阵营和全球专制主义的大本营和领头羊,而且共产主义阵营的国家数量锐减;与此相对应的是自由民主阵营的国家数量剧增,加入了一大批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完成民主转型的国家,只是战斗意志锐减。第二,对立阵营的组织架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共产主义阵营服务于第一次冷战的“华沙组织”和“经互会组织”早已随“苏东波”灰飞烟灭,自由民主阵营的“北约组织”在第二次冷战中虽大为松散但依然存在。第三,交战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次冷战时的国际版图被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分割得七零八落、世界市场不复存在,第二次冷战的国际环境则是无远弗届的深度全球化。第四,交战方式有重大差别。双方在第一次冷战中壁垒森严、正面交锋;双方在第二次冷战中则是犬牙交错的缠斗,甚至形成双方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第五,交战策略有重大差别。第一次冷战中双方都理直气壮、明若观火;双方在第二次冷战中则遮遮掩掩、躲躲闪闪。第六,交战烈度有重大差别。第一次冷战中双方在军事上进行过多次代理人战争;第二次冷战不但没有代理人战争,双方甚至还有一些军事合作。

自由民主世界阵营应对第二次冷战的方略,可议之处甚多。实际上,他们对中共政权的挑战,长期采纳鸵鸟政策和绥靖政策。他们自欺欺人地宣称冷战已经结束,几乎不再将中共政权当作共产主义政权来对待;他们将经济利益凌驾于自由民主价值观之上,将人权问题和经贸关系脱钩;他们几乎无条件地跟中共政权开展经贸合作,将制造业产业链大规模迁往中国;他们降低标准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听任中国政权侵害知识产权和破坏国际规则。自由民主世界阵营长期推行鸵鸟政策和绥靖政策,造成养虎为患的严重恶果。美国当局直到奥巴马总统第二个任期内才认识到问题严重,从而提出“重返亚太” 和“亚太再平衡”战略,并着手组建背地里对付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川普继任之后,美国当局终于在2017年度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将中共政权确定为威胁美国安全的“战略对手”。但是,川普政府至今还只是聚焦于冷战外围和表层的贸易战。而且,在贸易战中,得到自由民主阵营盟友的支持非常有限,连封锁华为这一简单事宜都无法一致行动。自由民主阵营内部,更是陷于令人眼花缭乱的纷争。

正在在这样一种第二次冷战背景之下,港人争民主、保自由的抗争才凸显其特别重大之意义。港人不畏强暴,奋起抵制香港的“大陆化”,誓死捍卫被中共政权严重侵夺的各种自由权利、誓死捍卫被中共政权侵蚀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誓死捍卫被中共政权野蛮破坏的法治秩序及三权分立政制。而且,港人还强烈要求加速推进香港的政治民主化,建立以落实人权为目标、以法治为保障、以名副其实的真普选为不二法门的宪政民主制度。而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上展开生死搏斗,正是冷战的最关键层面和内核。

香港民主运动的当前态势可谓错综复杂。这场运动中的民主联盟包括街头抗争的和理非派和勇武派,支持街头抗争的泛民派,以及支持和同情港人抗争的中国自由主义阵营和国际民主阵营。处于对立面的反民主联盟,除了港府与站在港府背后的中共党国和中共所扶植的香港建制派,还有中国民间民族主义阵营和国际专制主义阵营。而且,在民主联盟与反民主联盟的对垒和较量中,各个派别在目标和战略上分歧很大,特别是泛民派和建制派内部很多人摇摆不定。

港人在与香港政府及中共政权顽强抗争中所展现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成熟,令世人叹为观止。在半年多来的 “流水革命”中,和理非派和勇武派相互配合,“兄弟登山、各自努力”,相辅相成。勇武派遭到诸多责难,但是,和理非派与勇武派的“手足”情义坚如磐石。和理非派之所以选择与勇武派“不割席”的立场,是基于香港政府和北京政权对主流民意及正当诉求的无理蔑视和野蛮打压、基于警方滥施暴力残害无辜、基于公民有奋起自卫和反抗暴政的正当权利、基于勇武抗争的正义和效能。勇武派则甘当配角,充分尊重和理非派在抗争中的主流地位。特别难能可贵的是,港人审时度势、放眼全局与长远,街头运动与议会选战齐头并进,在进行街头抗争的同时坚定支持投身议会政治的泛民派。

香港政府和北京政权对香港民主运动的回应,丑陋之极。他们没有及时正面回应抗议民众提出的正当要求,而是将港人的和平示威请愿诬蔑为“暴动”、将参加和平示威请愿的港人诬蔑为“暴徒”进行暴力镇压。甚至于挑动群众斗群众,怂恿警察勾结黑社会对无辜民众滥施暴力。他们进而操控媒体、信息造假来抹黑香港抗议民众。他们全面封锁那些对多次高达百万人次的、文明理性的港人街头和平请愿的如实报道。充斥党国官媒及党控网络的是各类剪辑编造的“新闻”和剪辑编造的视频,呈现出来的全是“港独分子”和“暴徒”们到处打砸抢烧、无恶不做。特别是编造香港“暴徒”们丧心病狂,见到讲普通话的人就恶语相向、拳脚交加,借以挑拨港人与内地民众的关系。党国的信息战取得了相当成功, 在海内外华人中间引起了极大的混乱,海内外部分华人、特别是由党国机器制造出来的民族主义小粉红纷纷站到香港政府和中共政权一边对港人喊打喊杀。

中共政权不敢直接派遣大陆军警镇压香港的抗议民众,主要原因有三。其一,中共政权及中共权贵家族在香港有巨大利益,大军镇压会玉石俱焚;其二,香港没有像中国大陆那样的极权控制机制,军事镇压无法摧毁港人的反抗意志,军事镇压之后无法善后;其三,中共政权害怕国际社会的制裁会导致中国的经济崩溃和政权崩塌。中共政权目前的应对战略,可以归结为两大项。一是以港制港,全力支持香港政府和香港警察为其火中取栗;一是以拖待变,通过久拖不决来削弱和瓦解港人的抗争队伍。“以港制港”之策难以奏效,因为这届香港政府和香港警察已经名声狼藉、完全失去了港人的信任。“以拖待变”之策既涉及定力和耐力的较量比拼,也涉及双方力量对比的消长变化,胜算仍在港人一边。中共政权确有组织和武力上的优势,这也是它狂妄藐视香港主流民意的底气所在。港人以小博大,却有有道义和人心上的优势,背后是比中共专制政权强大得多、已凝聚力量在新的冷战中联手与中共政权一决雄雌的全球自由民主阵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为支持香港的“流水革命”全票通过《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是意味深长的信号。港人与中共政权的持久对峙,港人会愈战愈强,内外交困的中共中共会愈来愈弱。时间在港人一边,而不是在中共专制政权一边。

本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世界共产政权溃败潮流中,作恶多端的中共政权早就该结束了。这个政权得以幸存下来继续造孽,是整个人类特别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世界自由民主阵营当年放了中共一马,有一个善良愿望是中国能够顺应世界潮流和大势所趋而和平演变或和平演进到自由民主社会。当年国际社会接受“一国两制”的公式解决香港问题,其善良愿望同样是期待中国大陆落后的社会制度能够向香港的先进制度看齐、沿着自由民主的大方向演进。当今中共政权在昏君习近平带领下倒行逆施,反过来逐步使香港“大陆化”、反过来统战渗透民主国家,实在是世人始料未及。

不过,中共政权苟延残喘的日子屈指可数。中共政权刚刚举办了它的“七十大庆”,但并不意味着这个政权可以突破 “七十年大限”。我们所说的“七十年大限”,指的是党国专制政权的最长寿命是七十年左右,存活了七十四年的苏共政权是最高纪录。我们不可低估习近平及其跟班们一意孤行、死抱“红色江山”的蒙昧和顽固。但是,习近平所代表的红二代顽固派无论如何折腾,都无法将中共政权传给红三代,避免不了中共政权与红二代顽固派一起终结的命运。红二代顽固派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本性,从他们在美国的贸易战和港人的“流水革命”打击下晕头转向、首鼠两端的窘态中,再次暴露无遗。港人及整个文明世界已不再认同中共政权以牺牲生态环境、基本人权、基本道德和政治进步为代价的经济增长。企图将中国从后极权社会拉回到极权社会的习近平,已经成为世界公敌。

我们也不应忘记,香港民主运动与中国大陆民主运动一脉相承、紧密相连。港人掀起全民民主运动、建立民主政党,与1989年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血脉相连。随着中共统治危机急剧加深,世人可以期待,港人的“流水革命”在中国大陆产生示范效应和连锁反应,从而引发从民变、兵变到政变的中国宪政转型。港人保自由、争民主的“流水革命”,正在引领第二次冷战向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的核心地带拓进。让自由民主决胜香江、光复中华。

 

——转自《纵览中国》(2020-01-05)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78期,2020年1月3日—2020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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