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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邦:製造「敵人」——後極權社會的「敵人依賴症」

August 17, 2020

——後極權主義社會的「泛敵化」,使每個公民都隨時可能成為政權的「敵人」,原因不是公民做了什麼,或者他們違反了什麼法律,恰恰相反是因為堅守了法律,而使他們成為了權力認定的「敵人」。這種「關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的「被敵人化」的可能性,導致了後極權社會彌漫著恐懼,造成後極權社會人心惶惶、萬馬齊喑的狀況。​


(王德邦,當今中國民主維權運動重要理論家,原北京師範大學85級哲學系學生,八九民主運動期間是高校對話代表團北師大代表之一。)

 

很多人面對如下一系列現象都深感困惑:一些信奉法治、踐行法律、擔當道義而對社會醜惡提出批評者,居然被定為「危害國家安全」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等而投入監牢;一些追求自己的尊嚴生活、捍衛自身正當權利而依法到各級部門陳情上訪者,居然被定為「擾亂公共秩序」或「尋釁滋事」等而被關入勞教所甚至精神病院;一些為民請命、維護正義的維權人士,居然被以「非法集會」等罪名入獄,甚至「被車禍」、「被自殺」或在看守所「被病死」。而另一方面,一些明明違法侵權、激起民怨、挑起社會衝突者,卻官位無恙,甚至還步步高升。在上述種種怪異現象背後,我們常常會看到「被敵對勢力利用」、「與敵對勢力勾結」、「受敵對勢力資助」或「國內外敵對勢力造謠污蔑」等等解說。更讓人驚奇的是,很多原來的「自己人」一轉眼就成了「敵人」。曾經的國家主席居然被定為「叛徒」、「內奸」,曾經的執政黨總書記居然被定為「分裂黨」,曾經的開國元勳被定為「裡通外國、陰謀奪權」,或「小說反黨」等等的反革命分子……類似的事例在前蘇聯、東歐及中國現代史上不勝枚舉。

面對如此怪像,有的人解釋為一定歷史階段的暫時現象,有的人解釋為局部地區的個別現象,有的人解釋為個別領袖的錯誤,但在這種階段性、區域性與個別性的背後,我們能看到一種一以貫之的、普遍性與全域性的「敵對思維」。當社會彌漫著將一切與國家權力的意志相背離的行為都定性為「敵人」,而使社會「敵人」層出不窮,甚至曾經的同志轉眼成為「敵人」時,僅僅將其歸結為個別領導人一時的失誤顯然是膚淺的,因為它忽視了敵對思維背後的主動需要,即那些被以「敵對勢力」來定性的人或事,許多其實是掌握定性權柄者人為製造出來的,而且這些定性者完全清楚被定性的物件其實與「敵對勢力」無關,但為了他們的某種需要與目的,他們必須將這些人或事定性為「敵對勢力」。對此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講到:「布爾什維克的整肅成功地使它的受害者坦白他們從未犯過的罪行,在這個程度上,它主要依靠這種基本恐懼,並且爭辯如下:我們都同意一個前提,即歷史就是階級鬥爭,也同意黨在從事階級鬥爭中的角色,所以你知道,從歷史角度來說,党是永遠正確的。(托洛茨基說:『我們只有和黨在一起,並且依靠黨,才會正確,因為歷史提供的惟一正確道路就是這樣。』)在這個歷史時刻,根據歷史法則,一定會犯某些罪,而黨知道歷史法則,必須懲罰之。至於這些罪行,党需要罪犯;也許是黨知道罪行,但是不知道誰是罪人;比清楚地知道誰是罪犯更重要的是懲治罪行,因為倘若沒有這種懲罰,歷史就不會進步,而只能在它的過程中倒退。所以,你要麼是犯了罪,要麼回應黨的召喚,去扮演罪犯的角色——在這兩種情況下,你都在客觀上變成了黨的敵人。如果你不坦白,你就不再能通過黨來推動歷史,就變成了真正的敵人。這種論證的強制力量是:如果你拒絕你就自相矛盾,由於這種自相矛盾,就使你的整個生命毫無意義;你說的A,透過它邏輯地產生的B和C,主宰了你的整個生命。」(阿倫特著《極權主義的起源》第十三章:意識形態與恐怖:一種新的政府形式)可見,在某些社會中「敵人」是統治者自認推動歷史進步及維護合法性的客觀需要,套用一句名言來說就是「有敵人要鬥,沒有敵人創造敵人也要鬥」。

一、敵人意識的當代表現

我們只要稍加留意,就會發現當代中國政治生活中到處彌漫著「敵對」氣味與敵我意識。很多正常的思想分歧、理論的爭辯、觀點的交鋒、群體的衝突甚至技術的進步等等,最後都被一些人冠以「敵對」勢力從中作梗,進而上升到沒有「階級」稱謂的階級鬥爭角度來進行定性和裁決。

1、普世價值與憲政理論爭論上的敵我觀

近年來,普世價值存在與否及中國是否應該遵循普世價值成為理論界爭論的一個焦點,尤其是今年5月以來,對憲政的爭論又成為一大熱點。在這場至今仍然持續的普世價值和憲政的爭辯中,反對的一方公然祭出了「敵對」的大棒,不僅將普世價值和憲政貼上「西方」、「資本主義」等標籤,而且將那些信奉和宣講普世價值與憲政的人扣上「居心叵測」、「以期顛覆和終結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權力結構」、「要取消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政權」等高帽。

在反對普世價值的陣營裡面,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黨委書記侯惠勤的觀點很有代表性。他認為普世價值之爭:「通過『普世價值』干預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以期顛覆和終結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權力結構,無疑是引發這一爭論的要害,因而其在本質上是當代西方話語霸權及其價值滲透方式的表達」,「儘管『普世價值』的『能指』十分寬泛(這也是其鼓吹者的叵測居心),其『所指』卻十分明確,這就是在政治方向、基本道路和根本制度上對我國進行顛覆,是當前敵對勢力利用價值滲透對我實行『分化』、『西化』圖謀的集中表現」。(侯惠勤:《用真理打破幻覺:為什麼必須批判「普世價值」觀》,發表於《馬克思主義研究》2009年第3期)

在憲政問題上,今年5月以來,反對憲政的一方先是由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曉青在《求是》屬下的半月刊《紅旗文稿》發表《憲政關鍵元素屬於資本主義而非社會主義》,將憲政定性為資本主義屬性;接著在5月22日《環球時報》跟進了一篇社論——《「憲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國發展之路》,更進一步將憲政與中國時政聯繫起來;緊接著《黨建》5月30日再刊《認清「憲政」的本質》,將認同、宣講憲政定為「就是要取消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政權」;6月1日各大官網轉載《求是》雜誌上的署名文章「思想西化,黨和國家就會走上邪路」,將憲政定性為「邪路」,從而使一場原本屬於理論學術的探討問題,變成了政治鬥爭中的敵我立場問題。

中國在憲政求索上已歷經百餘年,期間雖然屢經挫折,但近年來學術界對憲政的探討日漸正常化,而今年5月忽然掀起一股反憲政的狂潮,將認同憲政者公然定性為「敵對勢力」,這究竟是何原因?對此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楊天石在《正確區分兩類矛盾,保護和支持人民的改革要求——讀九號檔有感》一文中指出:「九號檔的起草者卻看不到這些方面(人們要求維護憲法,依憲治國),錯誤地歸納為:宣揚西方憲政民主,企圖否定党的領導,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借紀念現行憲法公佈30周年,打著『維護憲法』,『依憲治國』的旗號,攻擊党的領導淩駕于憲法之上,實質是要否定我國憲法及其確立的制度和原則,最終實現改旗易幟,把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搬到中國。」可見這股反憲運動正是中國統治集團中頑固勢力「敵對意識」的本能反應,他們通過九號檔以行政權力的形式來裁定這場學術爭論的性質。

2、現實社會群體性衝突事件中「敵人」的解讀

在意識形態上中國政府存在著根深蒂固的「敵對意識」,反映到現實社會問題的分析處理上,也隨處可見敵對意識的影子。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近年來各種社會矛盾日趨激化,群體性衝突事件此伏彼起,對於波及面廣、影響深遠的群體事件,各界解讀見仁見智,其中「敵對勢力利用」依然占居官方話語主流。

2011年12月廣東烏坎村民因土地被賣、村委選舉、村務不公開等問題而集會抗議,一度出現衝突,結果招致當地警方抓捕,村民代表薛錦波被抓後離奇身亡,由此引起村民質疑與更大規模的抗議,成為中外關注的焦點性事件。當年12月19日汕尾市委書記鄭雁雄針對烏坎村民遊行中打出的「反對獨裁」標語,認為「在敵對勢力的媒體裡頭,在別有用心的人裡頭」,「變成人家抹黑我們國家、抹黑我們黨的工具、炮彈。這就變了,這就事與願違了」,進而「我個人覺得不能把它(烏坎事件)作為一個簡單的群體事件和打砸案件來看」。可見,在鄭雁雄看來烏坎事件之所以複雜難以解決,是因為有敵對勢力參與,使整個事件性質發生了變化,所以他說「外國勢力在這件事上起了惡毒作用,不然的話政府早就解決了衝突。」無獨有偶,據從汕尾黨政資訊網截屏:12月20日上午,廣東省工作組在陸豐市政府召開幹部群眾大會。針對烏坎事件及處置工作,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廣東省委副書記、工作組組長朱明國在會上做了重要講話,政府提出了就解決烏坎事件的8條意見,其中四、六兩條為:「四、政府承諾村內只要不再從事違法犯罪行為,不再組織與政府對抗,不再被境內外敵對勢力利用,不會進村抓人;六、林祖戀和楊色茂等組織者和挑頭者明知政府已經在解決群眾的合理訴求,如果仍頑固不化,繼續煽動村民與政府對抗,死心塌地為境內外敵對勢力利用,必當追究。」

從汕尾書記講話,到廣東省工作組對烏坎事件處置意見,可以看到廣東官方在尋找烏坎事件產生根源上總還是擺脫不了在「被境內外敵對勢力利用」上兜圈子。同樣,中國近年來發生的如孟連事件,各地石化專案事件,環境污染事件,征地事件等等,都會看到官方一些對敵對勢力利用與挑唆的解讀。

3、指導方針上的敵對思維

在一個需要指導思想的社會,權力的中心常常充當著真理的中心,唯官、唯上之風必將盛行。這樣官方政策及領導講話都對社會有著直接而巨大的影響,甚至左右著整個社會官僚系統及御用文人的話語。

在普世價值與憲政理論問題上代表中國官方媒體的密集發聲,反映著理論界的敵對思維,同時在社會現實上面對重大群體性事件的「敵對」定性,彰顯出了中國社會官僚話語敵對思維的根深蒂固。我們從近年來一些重大檔及高層講話中可以管窺那種深藏於體制內的敵我意識。

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報告說:「要強化人民民主專政職能,依靠專門機關和廣大群眾的緊密結合,堅持綜合治理,堅決打擊敵對勢力和各種刑事犯罪活動,伸張正義,保護人民。」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報告說:「排除一切破壞穩定的因素,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警惕國際國內敵對勢力的滲透、顛覆和分裂活動。」第十六次代表大會報告說:「防範和懲治邪教組織的犯罪活動,堅決掃除社會醜惡現象—-加強國家安全工作,警惕國際國內敵對勢力的滲透、顛覆和分裂活動」。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報告難得地沒有出現「敵對勢力」一詞,該報告指出:「完善國家安全戰略,健全國家安全體制,高度警惕和堅決防範各種分裂、滲透、顛覆活動,切實維護國家安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報告又恢復了「敵對勢力」一詞:「完善國家安全戰略和工作機制,高度警惕和堅決防範敵對勢力的分裂、滲透、顛覆活動,確保國家安全。」

在這種作為執政黨指導方針的檔一再強調敵對意識的情況下,各級部門的領導也時常將敵對話語掛於嘴上。2011年12月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報導中提到政法系領導講話:「在社會穩定方面,國際敵對勢力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一刻也沒有停止,千方百計進行滲透顛覆分裂破壞活動。」(《全國2012年全國政法機關第一位的政治任務》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2-01/03/c_122527759.htm)2012年1月2日,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指出:「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敵對勢力長期重點滲透中國思想文化領域》http://gs.people.com.cn/n/2012/0102/c183345-16648113-1.html)2012年4月28日中共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劉淇在工作會上提出:「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做好各項維穩工作,切實履行好維護穩定的第一責任。要加大矛盾糾紛排查化解力度,嚴密防範境內外敵對勢力實施搗亂破壞活動,加強輿論引導和社會面防控」。(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2-04/28/c_123050620.htm)2012年6月12日周永康在政法幹警核心價值觀教育實踐活動彙報會暨《政法幹警核心價值觀教育讀本》首發式上的講話:「要進一步增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認同、理論認同、感情認同,堅決抵制敵對勢力對我國政治制度、司法制度的攻擊,堅決抵制西方錯誤政治觀點、法學觀點的影響。」

有了這種內含「敵對」意識的指導性檔,加上這類反復強調敵對意識的各級領導,中國社會中一批緊跟權力的御用文人也就高舉起「敵人」的大棒,將各種社會問題以「敵我」的二元劃分來剖析。司馬南曾在自己的新浪微博披露:「華盛頓郵報追問那些關於我的謠言來自何方,對曰:我的敵人。又問:誰是你的敵人?對曰:過去江湖上的敵人,現在政治上的敵人。複問:他們有什麼不同呢?對曰:一個圖財害命,一個禍國殃民。他們有什麼相同呢?對曰:喜歡造謠,一樣卑劣。」這個簡單的對白暴露了司馬南之流的「敵我」二元意識,同時可以看出他們在運用「敵我」分析將「敵人」定性為「禍國殃民」的高明,這樣一來將自己自然擺上了護國愛民的神龕,而將自己劃定的「敵人」置於被審判撻伐的境地。同樣,作為新左國家主義代表性人物的何新認為中國近年來思想界「到處販賣完全被精英們所誤解的盧梭理論和希臘制度,甚至以要『民主』『自由』的名義,鼓吹一種毀滅國家制度的無政府主義。煽動叛亂和新的『造反有理』的異說,在外部欲亂華亡華者的挑唆下,也乘勢湧泛」。(何新《國家主義的近代政治理論淵源》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2072464319.html)可見,在何新看來,近年來凡是與他主張的國家主義不一致,或者不擁戴其國家主義者皆是「欲亂華亡華者」。這種將不同意自己觀點的思潮上升到毀滅國家的敵對高度,也確實是國家主義在理論爭執中的話語精明。

4.互聯網與微博定位上的敵我意識

不僅在理論思潮的爭鳴上存在著這種敵我意識,甚至一些技術與工具也被貼上了「被敵對勢力利用」的標籤。作為人類資訊傳播工具的微博,就被國防大學原副政委、中將李殿仁指責為:「正如任何技術進步都有兩面性一樣,如果微博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也會產生負面影響。尤其是對於我們這樣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國內外敵對勢力利用微博進行思想文化滲透,甚至進行網路顛覆活動,微博已經成為意識形態領域的新陣地,對於國家政權安全、國防安全有重要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講,微博已成為與敵對勢力較量的網路戰場」,「微博已成為極端及反體制言論的集散地,各種勢力尤其是敵對勢力已經把滲透的重心和重點放在網路媒體特別是微博上」,「各種社會思潮借微博持續發聲,影響力由學術界向一般公眾擴散;一些所謂『魅力型』意見領袖,更是把微博當作另一個思想陣地,煽動網路上的群體暴動、威脅和報復」,「太多的證據表明,互聯網的運用,特別是以微博為代表的新興媒體,已經成為美國等西方國家發動政治打擊,推行其自由價值觀、話語權,神化西方政治制度,抹黑甚至完全否定我國的政治制度,陰謀策劃政治顛覆的基本手段和主要途徑。」(《李殿仁中將:微博——宣傳思想文化的新陣地》,2013年6月7日,《中國社會科學報》以記者採訪的形式刊發)。在此,資訊工具的發展也被定性為敵對勢力藉以滲透的「網路戰場」,上升到政權安全與國防安全的高度,可見這種「敵對」思維是多麼根深蒂固!

二、「敵人」意識的源流及其危害

縱觀人類歷史,將社會矛盾置於「敵我二元」思維模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其一、由於歷史條件及人類認識的局限,在資源與人口矛盾的衝突中,一些人頑固堅持人類社會中人與人、群體與群體、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等就是處於為生存的敵我爭鬥中,你死我活是矛盾的持久鬥爭狀態,這是自然演進下形成的自然型敵我意識;其二、囿于歷史與自然的雙重局限,在意識形態教化的階級鬥爭歷史法則與民族優秀自然法則的邏輯推演中,使階級的先進與落後和民族的優秀與低劣成為敵我二元,上升到理論信仰的高度,而頑固主導一些人以此分析一切社會問題,進而將一切社會衝突歸咎於敵人的陰謀,敵對勢力的作祟,即階級鬥爭(或民族優秀)教化下形成的灌輸型敵我意識;其三、有一些人在理性認識上雖然已經放棄了敵我二元思維,但由於現實利益的驅使與人性軟弱的緣故,他們明明知道許多社會問題並非敵我矛盾,仍屈從於權力或利益的需要而堅持用敵我言詞來解說社會的各種衝突,即功利型敵我意識;其四、為了個體、部門、組織或集團的利益,無視事物本質,扭曲社會矛盾,人為製造社會敵我二元對抗現象,以達到對外恐嚇與對內整合之目的,這種有組織、有計劃的人為製造敵人的行徑,一則以證明自身信奉理論的正確與邏輯的自洽,再則為現實制度的存在與延續尋得依據,為自身的合法性尋求支持,這種敵人意識就是主動造敵型的敵我意識。在這種情況下,「敵人」一方面是需要消滅的物件,同時又成為統治者及其制度得以延續的重要藉口。當「敵人」成為一種制度性需要時,社會就完全淪陷在逆天背理,拐離常識,顛倒是非,混淆善惡,無視法紀的野蠻、原始狀態,我們可以將這種狀態稱為人類社會的返祖現象。本文將重點討論後面這種依賴「敵人」的現象。

1、何謂「敵人」

百度百科解釋「敵人」為:1)企圖使某人或某事受到損害,或企圖推翻使某人某事遭到失敗的人;2)互相仇恨而敵對的人或敵對的方面。維琪百科解釋為:(簡稱敵)是一群人對立場與自己敵對的另一群人的稱呼。敵人是相對的,敵對雙方都可以稱對方為敵人;敵人的反義詞是我方、友方。由這些解釋可以看到,敵人就是威脅、危害一方之存在與發展的另一方。

「敵人」一詞內含著主觀意識與客觀行動兩方面。主觀意識上的「敵人」,緣起於恐懼,恐懼源自權利已經被侵害的記憶,或正在受到侵害的痛感,或可能面臨侵害的威脅。由於對可能威脅的預測,難免有錯判與假想的成份。所以敵人就有根據過去與現在的事實而真正判定存在的敵人與主觀認識上的可能的敵人。但不管是真正的敵人而或可能的敵人,一旦某人或某團體產生了這種敵人意識,就會表現出相應的態度,從而與被認定的敵人形成一種對抗。當這種對抗進一步轉化成現實的行動時,就是一方以阻止或消滅另一方作為解除「敵人」恐懼的條件。這就從主觀的敵人意識走到現實的客觀對抗與謀求消除或規避敵人的行動上。

「敵人」的存在與區劃,從心理意義上會產生兩個直接後果:其一、凝聚自我。因為有「敵人」的威脅,故有「我」存在、發展的困擾,要克服這種困擾就得自我團結,同仇敵愾,就得擱置內部分歧、爭議及利益矛盾而一致對外,就是有內部講團結、顧大局、求和諧,內部在一些問題上互相作出小的犧牲與讓步,以維繫團體力量,增強對敵人能力。所以「敵人」的存在是自我力量的強化劑;其二、威脅、打擊「敵人」。敵人固然是自我存在、發展的威脅,同時敵對區劃後,「敵人」自身也必受到我方的威脅,尤其在自我強勢與主動情況下,對「敵人」的區劃與定性就必給敵方造成極大威懾力,形成恐嚇、打擊「敵人」的強大態勢。從社會角度而言,「敵對」的存在會促使社會產生強力依賴與強力崇拜,形成高度集權、高度統一的軍事化暴力應對管理機制,從而為極權專制打下社會基礎。

2、極權社會下的「敵人」

應該承認,極權主義的兩個典型——史達林時期的蘇共政權與德國納粹政權都是人類在二十世紀初探求解決深層困擾人類問題路徑的一種嘗試。它們是在自然資源有限的難題中與在自由經濟發展卻帶來世界動盪甚至災難的困擾下,以社會領域的階級鬥爭學說與自然領域的生物進化學說為理論,信奉先進階級與優秀民族應該統治世界,通過高度集權下的公有制與計劃經濟來結束世界私有制與自由市場經濟混亂、無序的競爭所引起的社會動盪,即先進階級——無產階級肩負著消滅其他一切階級最終解放全人類的使命,而日爾曼民族肩負消滅猶太人及其他「劣等」民族的使命。在這種先進階級或優秀民族的使命面前,其他階級或民族自然成為完成使命的「敵人」,這樣整個社會就被簡單劃分成肩負歷史使命的先進階級——無產階級,與阻礙先進階級實現歷史使命的「敵對」階級——資產階級,或者肩負歷史使命的優秀民族——日爾曼民族,與阻礙優秀民族實現歷史使命的其他「敵人」——猶太人等「劣等」民族。

阿倫特指出:「極權主義國家的居民完全被扔進和受制于自然過程或歷史過程,這是為了加速它的運動;於是根據它的內在法則,他們只能做殺人者或者被害者。這個過程可以決定誰可以在今天做殺人者,清除種族與個人、垂死階級的成員和沒落民族,而明天他們自己也成為犧牲品。極權統治在指導它的臣民的行為時,所需要的是只是準備將每一個人同等地歸人殺人者角色和被害者用色。這種兩面的準備,取代了行動原則的,是意識形態」。(《極權主義起源》)因此,極權主義需要不斷產生敵人,需要在對「敵人」的懲罰中來推進社會的進步,而社會中的每個人都隨時可能成為這種「敵人」以推動歷史的需要。在極權社會「你要麼是犯了罪,要麼響應黨的召喚,去扮演罪犯的角色——在這兩種情況下,你都在客觀上變成了黨的敵人。」

極權主義在歷經數十年實踐後給人類帶來的災難可謂罄竹難書,導致這種災難的原因固然很多,而其中最根本的就是「以人為敵」,即將同類視作自己生存與發展的「敵人」,在假借歷史法則(或自然法則)的意識形態支援下,憑藉掌控的國家權力,對人類有計劃進行滅絕、清除。從各極權社會已經展示在世人面前的災難來看,被以「敵人」的名義從肉體上滅絕的不僅僅是落後階級(或劣等民族),那些先進階級(或優秀民族)也沒能倖免於外。

據維琪百科統計,在主要由納粹德國所發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直接或間接死於戰爭的人數約為7000萬。而在階級鬥爭學說支持下的共產主義極權給人類帶來的災難也極為深重,僅從現已陸續公佈的柬埔寨赤棉(即柬埔寨共產黨)短短數年的統治中就可見一斑。1975年到1979年的短短三年零八個月時間裡,柬埔寨就有200萬人(約占當時全國人口的四分之一)因迫害、屠殺、勞累、饑餓等而死於非命。赤棉把人分為「舊人」和「新人」,「舊人」是攻克金邊前已在解放區的人口,主要是農民,「新人」則是舊政權的軍政人員、知識份子、僧侶、技術工人、商人、城市居民,「新人」必須通過改造才能新生。每位新人必須重新登記,交代以前的歷史。凡在朗諾政權服務過的人、對新政權不滿者、地富反壞、不願自動離開金邊者,一律格殺勿論。接著是清理階級隊伍,有產者、業主、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教師、醫生及其他專業人士都不是無產階級,屬於清理之列,連戴眼鏡的人也不放過。然後是種族和宗教迫害,會說外語也是死罪。禁止所有的宗教信仰,關閉或摧毀所有的教堂和廟宇,佛教徒被迫還俗。除了整肅黨內異己,普通百姓以越南或蘇聯間諜、美國特務等罪名遭瘋狂屠殺,大多數遇難者全家都被斬盡殺絕。1975年10月宣佈的民族陣線的十三個領導人中,就有五個在1977年的清洗中被處決,其中包括內政部長、兩任商務部長、新聞和宣傳部長、國家主席團第一副主席等。各大區的黨政軍領導人被處決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1978年對被認為是親越派的東部大區幹部和軍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區的領導人塔莫負責,一次屠殺了近十萬名自己人。S—21殺戮場,主要用來審訊、拷打和處決黨內敵人。據估計,僅在這個中心一處,就處決了兩萬人。上個世紀80年代初,在S—21發掘出近九千具屍體,還有許多死人坑尚待挖掘。(《赤棉的恐怖執政》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8-05/02/content_8049776.htm

至於蘇共統治時期尤其是史達林時期蘇聯在大饑荒、大清洗與勞改集中營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更是觸目驚心。1936年史達林發起了全國大清洗運動,在大清洗中,當年列寧在遺囑中提到的六位蘇共創始人,除了史達林本人之外,其餘五位元全部被判處死刑(包括被流放海外而缺席審判的托洛茨基)。大清洗期間,有數百萬人被逮捕、槍決、判刑、流放,損失最為慘重的是蘇聯軍隊,有四萬多名紅軍軍官被清洗,大概有三萬五千人被槍決;五名元帥中三人被槍決,集團軍15名將軍只有一人倖免,67名軍長中60人被處決;蘇共十七大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逮捕,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裡有83人被逮捕甚至處決。從1929年到1953年,蘇聯共有1400萬人被送入勞改營,還有六七百萬人被流放到蘇聯邊遠地區,另有四五百萬人被送入在看管期限三年以下的勞動教養基地。根據一項檔案研究,從1934年到1953年共有一百多萬人死在「古拉格」,這還不包括因服苦役期間所受虐待而在勞改期滿後死亡的人。1990年1月30日,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公佈,1928年到1953年史達林獨裁的25年間,共有3,778,243人死於非命;1991年6月14日,蘇聯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宣佈,這一時期內有420萬人被鎮壓。另據俄國歷史學家統計認為,史達林鎮壓人數的下限是2,200萬(俄國歷史學家沃爾科戈諾夫統計),上限是6,600萬(列寧格勒大學教授庫爾幹諾夫統計)。(王康:《十月革命90年——救贖、悲劇與啟示》南方週末2007-11-07http://www.infzm.com/content/6149

以階級鬥爭說鼓動的極權主義實踐究竟給人類帶來了多少災難,現在由於各種原因還遠沒有得到精確統計,據1997年11月俄國十月革命80周年之際法國出版的厚達800多頁的巨著《共產主義黑皮書──罪行、恐怖、鎮壓》記載,共產極權所在國家以及發生於其他一些國家的共產革命運動,共導致了一億左右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其中蘇聯2000萬,越南100萬,北朝鮮200萬,柬埔寨200萬,東歐100萬,非洲170萬,阿富汗150萬,拉美15萬,等等。上述數字還只是保守的估計,因為許多國家的檔案材料尚未公開。

從這一組組淌著鮮血的數字我們可以看到,人類被劃分為「敵我」後的血腥後果,受傷害的不僅僅是最初的「敵人」,作為先進階級中的先鋒隊及其領袖都最終難逃被作為「敵人」清除的命運,如蘇聯三名被槍決的元帥,被處死的五名蘇共創始人,中國的劉少奇、彭德懷、林彪等等。在這種群體性被劃分為「敵我」的意識形態下,任何「我」在沒有最高權力的保護下都隨時面臨被「敵人化」的危險。這樣一來,極權社會最終就成了除最高權力統治者為「我」之外的所有人皆為「敵人」的社會。從極權社會的歷史可以看出,極權社會的最高統治者最終都走向了視天下人為「敵」的局面,他們不僅屠殺「落後階級」與「劣等民族」,也同樣屠殺身邊那些與自己出生入死的戰友,甚至連自己的親人都不放過。

3、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敵我」轉換

中國共產黨在與國民黨爭奪統治權的民主革命時期及奪得大陸統治權後的三十年中,因為堅持階級鬥爭意識形態,在「敵對思維」的支配下,經歷了無數劫難,製造了許多駭人聽聞的事件。可以說中國共產黨所走過的道路是一條灑滿鮮血的「敵我」鬥爭之路,是一條不斷消滅「敵人」又不斷製造「敵人」之路。其中波及全國,禍及全軍、全黨、全民的大規模的針對「敵人」的鎮壓運動就有:蘇區肅反運動、延安整風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等等。

(1)肅反運動。發生於1930年至1935年的中共蘇區的肅反運動,主要任務是清理蘇區(尤其是紅軍中)的「改組派」、「取消派」、「第三黨」、「AB團」等,在此過程中究竟有多少紅軍幹部、戰士被殺,至今沒有準確統計,但從一些當年親歷的將軍回憶錄中可見一斑。據徐海東回憶:1932年10月到1934年11月的兩年時間,鄂豫皖蘇區進行了四次大規模肅反。1932年11月,負責「肅反」的七十四師師政委戴季英叫上二二〇團政委、參謀長來談工作,將他們扣留,並命令該團各營正副營長和政委只留一人在家照顧部隊,其餘的幹部全部來師部開會。等人員集中後,戴季英命令保衛人員把開會的祠堂包圍起來,下了這些人的槍後,將到會的49名幹部捆綁起來,最後全部殺害。第三次是1934年陰曆4月對原紅二十八軍進行肅反,把這個軍的營以上幹部全部逮捕,除極個別的倖免外,悉數被殺害。第四次發生在1934年陰曆8月,省委指責紅二十八軍軍長徐海東和政委郭述申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撤銷郭的省委委員和皖西北道委書記職務,並任命認為皖西是反革命領導的高敬亭為皖西北道委書記。而高敬亭一到皖西道委,第二天就開始大舉肅反,當地的道委主席和赤南、赤城兩個縣委書記、一路、二路的遊擊司令以及赤南保衛局長等負責同志都先後被殘酷殺害。其中最慘烈的是第二次大肅反,即在(1933年3月)七裡坪「火線肅反」,七十三師全師三千多人,竟逮捕了一千多人,並解散了黨組織;七十四師逮捕六百多人,因戴本人是以前的師政委,所以沒有解散黨組織;七十五師逮捕一千多人,並解散黨組織。此次大規模肅反,紅二十五軍共逮捕三千九百多人,殺害二千五百多人,師長廖榮坤、姚家芳和第三路遊擊司令吳保才、政委姜求順都是這個時候被處決的,七十三師政治部主任程啟波被活埋,黃麻起義的領導人戴克敏、戴繼倫、曹學楷也相繼被槍斃。剩餘的人員被稱為「自首分子」,罰做苦工、伙夫和長伕。(《同舟共進》2013年第5期,作者:韓三洲,原題:《徐海東在肅反擴大化中逃過一劫》)

在湘鄂西蘇區,1932年1月—1934年夏進行肅反,據賀龍回憶說:僅第一次肅反就殺了上萬人。第二次肅反,政治機關的幹部幾乎全部被殺,有的連隊前後被殺掉了十幾個連長。第三次肅反,連根據地的創始人段德昌也殺掉了,賀龍也上了黑名單。夏曦身邊的4個警衛員也被他殺掉了3個。紅3軍從9000人銳減為3000多人,只剩下了3個半黨員(夏曦、關向應、盧冬生三人,賀龍只算半個)。

在陝甘邊蘇區,從1935年7月15日永坪擴大會議作出的《反右傾取消主義決定》開始,進行了三個多月的肅反。據張秀山回憶:原西北工委和西北軍委的主要領導劉志丹、高崗、楊森、習仲勳、楊琪、惠子俊和張秀山等同志被逮捕下獄,險遭殺害;西北軍委委員、紅27軍84師師政委張達志被撤職,也被打入肅反的黑名單;陝甘邊、陝北兩個根據地和紅軍的一些重要領導幹部張策、馬文瑞、王世泰、劉景范、黃羅斌、郭寶珊、任浪花、朱子休、張文舟、李啟明……和紅26軍連以上的幹部,地方區以上的幹部,先後都被扣上「右派反革命」的帽子,關押獄中,遭到酷刑拷打,準備活埋他們的大坑都挖好了。在這次肅反中共「殺害了二百以上的西北黨政軍幹部」。(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中共黨史出版社)

(2)整風運動。開始于1941年的延安整風運動雖然沒有肅反那麼血腥,但也將不少曾經的「同志」打為「敵人」。王實味是其中一個鮮明的例證。王實味因小說《野百合花》批評延安的等級制度,堅持認為文藝工作者要敢想敢說,不要做大人物權威下的軟骨頭者,與毛澤東文藝「為黨服務」的看法背道而馳,結果被打成「反革命託派奸細分子」、「反黨五人集團成員」、「暗藏的國民黨特務」,于1947年7月被秘密處死。這場運動中雖然沒有從肉體上結束多少人的生命,但它清除了專制的思想之敵——獨立思考,使文藝從此成為黨的宣傳器。

(3)鎮壓反革命運動。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清查和鎮壓反革命分子的政治運動。據1954年1月時任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在一份報告中稱:鎮反運動以來,全國共逮捕2620000餘人,其中「共殺反革命分子712000余名,關了1290000餘名,先後管制了1200000餘名。捕後因罪惡不大,教育釋放了380000餘名。」以被處決人數71.2萬這個數字來計算,已經占到當時全國5億人口的千分之一點二四了。又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4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中稱:從1949年初到1952年2月進行的「鎮反」中,鎮壓了反革命分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餘人被判死刑。這裡面究竟有多少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如今已經不可能統計了。(《文史參考》:新中國成立初期大鎮反:亂世用重典(8)http://history.people.com.cn/GB/198819/206622/13649217.html

(4)反右運動。1957年掀起「反右」運動將一大批知識份子打成了「右派」,到1958年又以「補課」再定一批「右派」。根據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佈的數字:定性為右派分子共317.8萬人,定性為右派集團22071個,定性為反黨集團4127個。1978年55號檔對右派進行「平反」,共摘掉右派帽子552973人,予以「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錯劃率為99.998%。至1986年,全國約剩右派5000餘名。根據上面的資料:1957年,全國317萬右派知識份子遭受迫害,到1978年,全國55萬人摘掉右派帽子。這意味著,在「反右運動」過程中,全國有262萬「右派分子」神秘消失。(信力建:《1945年以後,中國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

(5)文化大革命。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究竟有多少人受到迫害?據葉劍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披露:中央經過兩年七個月的調查,核實「文革」有關數字是:745萬人受迫害,420萬人被關押審查,1728000人自殺,其中高級知識份子被逼跳樓、上吊、投河、服毒等方式自殺者就達20萬人。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被「從重從快」判處死刑的「現行反革命」就有135000餘人,武鬥死亡237000人,703萬人傷殘,71200個家庭徹底被毀,非正常死亡者至少773萬人。

這文革死難者數字的準確性現在已經廣受質疑,學界普遍認為與實際資料存在縮小的情況。別的不說,僅就其中武鬥死亡人類23.7萬人,這應該還不到廣西當年一個區武鬥死亡人數多。而被殘殺者情況,據我瞭解,僅在1967年7月一個月,桂林市全州縣白寶鄉(當時叫公社)就處死了282人。這些被處死的都是當地受過良好教育,被村民認作「能幹人」的地富反壞右「黑五類」,或當地的教師。而執行處死他們的就是當地最沒有文化但能緊跟形勢的貧雇農基層幹部。這是當時中國鄉村基層社會的普遍情況。這些幹部最大優勢就是沒有任何顧忌,什麼都敢做。其中一個大隊幹部,在將當地一個「黑五類」知識份子打死後,于當年便娶了那個「黑五類」的年輕漂亮的妻子做老婆,這事至今仍是當地長輩們私下議論的話題。另據瞭解,當地老人們對當年被打死的「黑五類」普遍抱有好感,認為他們有知識,懂道理,各方面能力也強,而那些執行鎮壓的大隊幹部,卻一個個很讓百姓反感,覺得他們無知愚昧,蠻橫無理,人品低劣,老人們甚至公開就說這些當年為惡的人,就是擔心將來這些能幹人取代他們地位,而有的為了搶這些能幹人的老婆或女兒,就居然借那股鎮壓之風而將他們殺掉,並且殘殺的手段極其殘酷。

這一次次運動都是針對自己隊伍中的「敵人」展開,從今天披露的史料來看,絕大多數都是冤案,都是濫殺無辜。為什麼自己人會對自己人進行這種殘酷不斷的殺戮?原因固然有多方面,但其中最主要的應該包括:其一,歷史法則主導。意識形態上的階級鬥爭將世界區劃成「敵我」,為完成遠大的階級使命,需要經常地清除「敵人」以推動歷史,這是所有共產極權社會的通則,所以幾乎所有共產國家都走過相似的殘酷的「肅反」之路。我們從徐海東回憶說:「政委,一點兒口供都沒有,為什麼殺人家?」戴答:「你不懂肅反的事,沒有口供,就證明他是反革命堅決分子,不願說出他們的組織來。」這段簡短的對話,形象地再現了阿倫特所說的:「你要麼是犯了罪,要麼回應黨的召喚,去扮演罪犯的角色——在這兩種情況下,你都在客觀上變成了黨的敵人。如果你不坦白,你就不再能通過黨來推動歷史,就變成了真正的敵人」;其二,恐怖傳染推動。「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製造了極端的恐怖,而恐懼是一種心理疾病,是可以互相傳染並放大的,這樣不僅使「我」與明的「敵人」間高度緊張,更使人恐懼暗的不明確的「敵人」,即身邊隊伍中的敵人,這種恐懼漫延之後會大大激發出人的動物本性,產生對一切的提防與懷疑,進而出現「夏曦身邊的4個警衛員也被他殺掉了3個」的慘劇。在這種恐懼的支配下,人人自危,完全進入原始叢林的蠻荒狀態,甚至陷入不斷通過殺戮來證明自己安全的惡性循環;其三、「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暴力慣性,導致奪權時期的敵我對抗延續到奪得政權後的繼續專政。暴力奪權在現代社會缺乏法理支持,這樣掌權者就會感到權力沒有依靠,沒有底氣,自己沒有信心,會認為天下人皆想對權柄得而居之,為了保權自然就以天下為「敵」,以槍奪權進入以槍保權,變成唯有槍可以依靠,從而形成持續不斷的清「敵」運動,得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結論。所以從奪權時期的肅反、整風,到執政時期的鎮反、反右、文革,接連不斷地進行以不同形式消滅「敵人」的運動;其四、人的私欲與獸性得以在階級或集體意志的包裹下氾濫,形成對「敵」名義下的個體復仇或獲利。文革中社會基層幹部對當地民眾中所謂「黑五類」優秀分子的殘殺,有的帶有恐懼「敵人」未來可能對自身權力的威脅,有的甚至是由於覬覦「敵人」的財富或妻女。這種氾濫的獸性,正是極權主義摧毀人類千萬年積累的固有價值標準的必然結果。

三、後極權社會中的敵我意識

1、後極權主義社會

什麼是後極權主義?李慎之先生在給《哈威爾文集》作序時概括為:「後極權主義就是極權主義的原始動力已經衰竭的時期。用二十多年前因車禍去世的蘇聯作家阿爾馬里克的話來說,就是革命的『總發條已經松了』的時期。權力者已經失去了他們的前輩所擁有的原創力與嚴酷性。但是制度還是大體上照原樣運轉,靠慣性或曰惰性運轉。權力者不能不比過去多講一點法制(注意:絕不是法治),消費主義日趨盛行,腐敗也愈益嚴重。不過社會仍然是同過去一樣的冷漠,一樣的非人性,『權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這個社會的最高原則是『穩定』。而為了維持穩定,它賴以運轉的基本條件仍然是:恐懼和慌言。彌漫的,無所不在的恐懼造成了彌漫的,無所不在的謊言」。(李慎之:無權者的權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後極權主義時代的人生哲學《哈威爾文集》序)可見,後極權主義本質上仍然是極權主義,它們二者信奉階級鬥爭說的歷史法則的意識形態沒有變;先進階級消滅落後階級,先進階級由先鋒隊帶領,先鋒隊中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中央服從党的元首的金字塔式的高度集權的統治制度沒有變;統治集團的「敵我」思維與「鬥爭」生活習慣沒有變;政教合一式的「權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也是道義中心的統治模式沒有變;社會中的民眾受到深入而細緻的監控、管治沒有變。

那麼極權與後極權究竟有些什麼變化呢?應該說它們的變化最主要是在環境與外在表現形式上。首先,世界環境已經變了。二次世界大戰的血腥使人類看清了信奉民族優秀的納粹極權主義的罪惡,其隨後赫魯雪夫秘密報告,使人類又看到了極權的陰暗,從而使人類從二十世紀初的嚮往強有力集權政府來結束世界動盪的「左傾」思潮中清醒過來,形成世界性地對種族優秀與階級先進說下極權主義的禍害性產生警惕並設法阻止;其二、國內經濟及民心變了。極權主義的嚴酷給社會帶來的深重災難日益顯露,社會長期處於人權災難氾濫,也常常因此民不聊生而瀕臨崩潰狀態,民眾的現實困境使他們思考個體犧牲是換來階級或民族進步還是換來個體或集團私利的滿足的問題,從而社會出現普遍的懷疑、悲觀、絕望情緒;其三、極權統治領袖變了。通常在極權政體的創立者自然死亡情況下,新的掌權者為了挽救崩潰,緩解社會矛盾與壓力,而選擇以維持固有統治權為核心的立足民生上的改革。

基於這些外在變化,大致可以認為蘇聯及其東歐各國在1953年史達林去世後進入了後極權社會,中國在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進入了後極權社會,朝鮮直到1994年金日成去世後才進入後極權社會,由於越南長期處於戰爭狀態,若以胡志明去世為時間段就是1969年進入後極權社會。

極權與後極權的精細比較當然是個很值得研究的課題,但那顯然超出了本文關注的重點,本文立足於從「敵我」思維及對抗的角度來分析極權與後極權社會。後極權時代由於內外環境的改變,使其存在的合法性日益喪失,危機日益加深。對於後極權社會的統治者來說,一方面想繼續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一方面又必須應對來自國內外的質疑,於是就出現了表面開放中的形式改革與內在頑固下的本質保守的人格分裂、表裡不一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敵人」變成了一種制度性依賴。

2、後極權社會對「敵人」的需要

後極權社會為什麼需要「敵人」?原因主要有如下10個方面。

(1)「意識形態」困境下的「敵人」需要

後極權社會統治集團依然堅持階級鬥爭的歷史法則,依然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依然堅持「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在這套意識形態下,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敵人」的資產階級不可能不存在,所以後極權社會需要不斷揭批、防止、鎮壓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的各種意識形態上的「敵人」。如果沒有了這種「敵人」,後極權社會就顯示不出自己意識形態的堅守,而這種立足階級先進與落後鬥爭的「敵我」意識形態,只有不斷尋找鬥爭的「敵人」,才彰顯其革命性。所以後極權社會在意識形態領域不斷展開反對、清理「敵人」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精神污染、普世價值等等運動。

(2)階級使命下的「敵人」需要

後極權社會堅持無產階級要消滅資產階級,最終解放全人類,實現無階級的純潔單一的社會使命,雖然後極權社會由於世界環境的變化,已經難以找到嚴格意義上的無產階級,但作為理論上代表先進階級的先鋒隊統治的存在,怎麼可能離開其賴以存在的階級基礎?所以無產階級必須存在!而為了證明這個階級存在與肩負的使命,那麼就需要不斷發現無產階級致力消滅的「敵人」——資產階級的存在,以「敵人」來證明自己的存在,以消滅「敵人」」來證明自己階級使命的延續。所以後極權社會不斷掀起揭露資本主義黑暗、罪惡的運動,將資本主義抹黑、塑造成符合自己理論消滅「敵人」的形象,從中尋求自己階級革命存在的意義。

(3)制度慣性下的「敵人」需要

後極權社會完全延續著極權社會的制度架構,而這套制度是以高度集權來執行高效專政使命的制度,這套制度的本質是鬥爭、鎮壓「敵人」,維護統治,去完成歷史法則賦予的使命。如果說極權社會這套制度更顯示出主動向外的「消滅資產階級,解放全人類」的進攻性的話,那麼到了後極權時代這種主動消滅世界「敵人」的努力已經轉化成對外的「不折騰」,並希望得到外界承認以獲得自身合法性的防守。雖然後極權社會制度對外敵顯示更多防守性,但對內宣傳上強化、渲染「外敵」環伺、亡我之心不死,以激化本國愛國民族情緒卻是堅持不懈的工作。後極權社會對內上,為維護統治權的穩固而採取的鎮壓的立場始終如一。這種建立於金字塔式的高度集權統治模式,會將一切企圖游離於其權力金字塔之外的東西視為對自己挑戰的「敵人」而必將除之,於是社會中那些不在權力批准之外的公民自發性行動,如各種「突發性群體事件」等常常被解釋為「敵對勢力操控」。如果後極權制度不在外塑造起「敵人」,在內尋找各種超越權力控制的勢力定性為「敵對」,就找不到行使制度鎮壓慣性的依據,制度的鎮壓機能就面臨喪失,這會根本危及後極權社會的統治,所以後極權社會需要「敵人」來延續制度。

(4)合法性危機下「敵人」的需要

後極權社會在現實困境前缺乏了極權社會那種理論的自信,如果說極權社會將人類區劃成先進與落後階級,並賦予先進階級消滅落後階級的使命,在當時還有理論蠱惑下的民眾信奉,到後極權社會在現實的災難與世界的對比下,民眾已經日益清醒認識到這種理論蠱惑的危害,從而質疑甚至否定這種理論,這樣後極權社會賴以存在的民眾追隨基礎發生了變化,權力合法依託出現崩潰,因而產生了現實的執政合法性危機。在這種危機下,極權統治採取的常常不是檢討自我,而是從「敵人」陰謀尋找根源。於是任何質疑、否定甚至探討自己政權合法性言論、行動,都一律被名之為「敵人」圖謀顛覆國家政權。後極權主義面對合法性問題通過尋找「敵人」陰謀來對民眾恐嚇,對統治集團自身警戒、安撫,從而為延續自身粉飾、壯膽。所以任何在後極權社會中涉及統治合法性問題都總是被歸結為「敵我」問題,「敵人」在這裡成為極權合法性危機的最直接救濟。

(5)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延續需要「敵人」

後極權社會形成的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一則需要延續固有的獲利最大化的制度「優勢」,一則需要安撫天下苦難的人心,從而形成了一種經濟領域的改與政治領域的不改的精心設計。當中國社會陷入「轉型陷阱」,即改革和轉型過程會造就一個既得利益集團,這個集團會阻止進一步變革,要求把過渡時期的體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體制」,由此導致了經濟社會發展的畸形化和經濟社會問題的不斷積累。(清華大學2011年度《社會進步研究報告》)既得利益集團為維護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阻止社會改革,社會中那些可能觸及、影響既得利益最大化的改革訴求就被權貴集團(既得利益集團)名之為「敵對勢力」企圖「顛覆國家政權」或「西化」,從而將一個社會改革問題上升到意識形態與政權問題上,由此將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維護變現成政權維護與意識形態捍衛,使社會改革問題政治化,改革路徑分歧「敵對」化,進而實現綁架組織,綁架國家以維護自身利益之目的。這種為維護既得利益而借用「敵人」來救助,在後極權社會是極為普遍而有效的。

(6)法制、道德、是非、善惡等等人類固有價值顛覆後需要「敵人」來護衛

後極權主義顛覆了人類固有的法制、道德、是非、善惡等等標準。在法制上哈威爾認為「與意識形態一樣,法典是一種藉口,把權力行使的卑劣過程掩飾在法律的尊嚴的袈裟裡,給人一種愉快的幻覺」(《哈威爾文集》《無權者的權力——紀念揚·巴托契卡》)所以後極權主義社會往往將捍衛法律的律師打入敵對勢力。在道德上,後極權社會陷入了「深刻的道德危機。個人一旦被消費價值觀誘惑,其自我在大眾文明雜七雜八的熔爐中消失,在存在的秩序中失去了根本,對任何比自己的個人生存更高的事物失去責任感,他就變成了非道德的人。後極權制度依靠這個非道德化,加強這個非道德化,而且事實上就是非道德化的社會中的化身」。(《哈威爾文集》中《無權者的權力——紀念揚·巴托契卡》)後極權主義面對摧毀的人類固有法制、道德、是非、善惡標準,除了將這一切掛上資產階級或封建主義招牌外,還將現實的一切試圖堅守人類法制、道德、是非、善惡等標準者打入「敵人」行列,通過「敵人化」將後極權顛覆人類基本準則掩藏起來,將捍衛人類底線者轉移成企圖覬覦政權的「敵人」」,從而達到轉移矛盾,躲開與人類固有價值準則對抗的現實。

(7)社會矛盾激化下需要「敵人」作為藉口

後極權主義在內外困境中必然面臨民眾日益覺醒後的抗爭,社會矛盾會日益激化,一個自詡代表先進生產力,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先進階級的先鋒隊,怎麼會面臨社會民眾的大規模抗爭?怎麼會有每年幾十萬起的群體事件?怎麼會有數以千萬計的冤民上訪?以極權主義的固有思維,那絕不是意識形態、國家制度、統治模式出了問題,而應該是「敵對」勢力從中作梗,甚至這些事件參與或上訪陳冤者就是給政府製造麻煩,就是「敵情」。因此,統治集團自然形成了一種思維,凡是外在於權力控制的東西都是敵對的,以致鄭州城建副局長逯軍面對記者關於經適房建別墅問題的提問時說:「你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準備替老百姓說話?」(中廣網《鄭州副局長質問記者:替党說話還是替百姓說話》http://www.enorth.com.cn 2009-06-1713:36)可見在官僚心中有著極為鮮明的党與百姓區劃的立場。在這種立場上,後極權社會矛盾激化下的一切民眾自發抗爭,都隨時會被定性為「敵對勢力」,或被名之為「被敵對勢力利用」。由於一切社會矛盾激化都是社會制度問題的體現,而制度問題是不容質疑的,所以社會激化矛盾事件轉移成「敵我」矛盾就可以繞開觸及根本制度的問題,而將矛盾處理也由制度反省與改進的沉重中簡單化為對敵的「鎮壓」。

(8)「維穩」體制下部門與個體對「敵人」的需要

後極權社會的「穩定」被提到國策的高度而成為整個統治集團的首要任務。這種「維穩」體制的廣泛直接表現在不斷增加的經費上,2011年3月,中國財政部發佈報告,稱當年中國投入到員警系統、國家安全系統,民兵以及法院和監獄等「公共安全」領域的預算為6244億人民幣,這一數字比2010年增加了21.5%,且超出中國2010年公開的軍費預算6011億元人民幣。2013年財政部提交給全國人大的報告中,中國的國防預算將增至7200億人民幣,相當於1157億美元,比2012年增長了10.7%。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公共安全、武警、法院、監獄和其它對內安全機構的維穩總開支將會增長8.7%,達到7960億人民幣(約合1235億美元)。從這些日益增長的資料來看,對內對外的形勢都很嚴峻,其中對內的公共安全問題尤其突出。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敵人」越來越多,「敵對勢力」越來越強大,對抗「敵對勢力」的工作越來越繁重。從這種大幅增加的經費引發出各部門及其參與維穩個體對「敵人」的需求。

首先,那些直接承擔社會「維穩」的部門只有每年有更多需要做的事才能不斷向上面要求增加編制,增加經費,擴充隊伍,壯大本部門勢力,進而加重直接掌握本部門權力者在權力結構中的份量,當然也可以方便培植安排「自己的」人員。所以「敵人」的存在及不斷「強大」是參與對敵部門要權、要人、要經費的依據,因此需要有不斷增加的「敵情」,不斷惡化的形勢,實在沒有就虛構、誇大以達到讓權力不敢輕視及離不開自身而順應自己需求之目的。在這種需要下,參與對「敵」的部門自然奉行傳統的「養寇自重」,或變民為寇。

其次,參與「維穩」對敵部門工作的個人需要建功立業,需要通過與「敵」鬥爭來顯示自己的立場與對權力的忠誠,需要破獲「敵人」來充實自己的工作總結,豐富自己的工作履歷,鋪設自己的晉升之路,染紅自己的翎戴。於是這些努力發現「敵情」是他們的本職,苦心搜羅能被定性為「敵人」的材料是他們的業績。「敵人」自然成為他們的需要。這種職業性的對「敵」需求,當然也使那些身處情治崗位而保有良心的人士陷入矛盾痛苦中,以致有的甚至都成為了自己職業的「敵人」,但不管具體從事這種情治對敵部門中有多少人感到痛苦,只要這種職業仍然是權力的必需,那麼「敵人」就成為工作必不少的對象。

再次,直接從「敵人」中獲利。後極權社會產生一個很滑稽的現象,那些專門捍衛政權的情治部門與工作物件——「敵人」在不斷建立起互利的關係。近年來,每到敏感時期,許多地方的情治部門就會以「維穩」的名義由幾名工作人員(有的甚至常常是攜家帶口地)陪工作物件到全國各地風景名勝地旅遊。為了維持這種特殊的工作消費,甚至有情治人員主動要求工作對象要「做些事」,否則他們不好向上面要經費。之所以能夠如此,對那些情治人員而言,他們心中非常清楚自己的工作物件並不是所謂的「敵人」,但為了工作及利益,他們需要這麼些可以對上面保工作、保經費、保編制、保福利、保消費的「敵人」。

(9)依附于極權理論的御用文人對「敵人」的需要

極權主義理論是一套很精細(或者也可以叫精明)的邏輯推演,它以不容置疑的前提設定來斷定人類歷史的未來走向,形成容易讓人信服的歷史法則。後極權社會世界形勢雖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後極權統治集團仍堅守這套邏輯,而依附於權力來注解這套極權主義理論的文士們成為這個政體龐大的鼓吹手。他們在證明自己對歷史法則理論的捍衛及極權政體延續不可離開他們的重要時,也不斷將理論爭辯上升到「敵我」立場的高度,通過將異己的理論政治化、標籤化,一則顯示對權力統治的忠心,一則簡化理論爭辯的費心,達到權力來裁決理論爭論之目的。這些依附于理論注釋的文士,也需要「敵人」來證明自身在政體中的不可或缺。

(10)暴力統治需要「敵人」作為鎮壓的物件

後極權社會雖然沒有了極權社會的嚴酷性,但是依靠暴力奪得的政權仍然依靠暴力來維繫的現實沒有改變,他們依舊信奉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並且衡量一國統治者權力高低不是行政或黨中地位的高低,而是以是否實際掌握軍權為准,由此可見槍桿子在統治中的至高無上地位。然而,隨著人類對暴力危害及其合法性缺失的深入認識與警惕,暴力統治越來越成為人們厭棄的對象,那種堅持暴力統治的集團在世界日益走向孤立。後極權社會中的公民也在法制與人權意識提高基礎上,日益學會利用法律來維護自己的權利。後極權依靠暴力的統治受到國內民眾與世界文明人類的夾擊,這樣使暴力行使日益面臨內外困境。在這種情況下,暴力統治的最大合法性是面對暴力反抗,從而反證自身存在的必要。於是後極權主義在危機到來時,期待有暴力出現,以解決自己使用暴力合法性的困擾。所以,重慶打黑時王立軍公然表示希望在打黑中聽到槍聲(《重慶公安局長王立軍:希望打黑戰鬥中聽到槍聲(圖)》2009年11月03日08:55:34 來源:新華網重慶頻道),並為因為在打黑中沒有聽到槍聲而遺憾。這其實深刻反映著暴力合法性的焦慮。另外,2013年4月25日中午,廣州一國保約一維權人士吃飯,意在勸阻他別參與「4·27」黃花崗網友聚會,席間國保說:「其實你這樣搞沒什麼意思。你去了,我們就會把你帶回來,也許你不怕拘留甚至判刑,但我們感到很煩,我們覺得沒什麼意思,沒有成就感。你要是有膽量就乾脆拿槍跟我們鬥,那還好了,我一槍把你崩了,省了很多事,還有點成就感。」類似話語我聽到過不只一次。讀者千萬別將國保這種話誤讀成是氣話或玩笑,這其實是他們真正需求。對於暴力專政部門,暴力的存在是他們存在的基礎,暴力的存在為他們使用暴力提供著合法依據,尤其在暴力專政缺失合法性時,社會的暴力反抗就為他們暴力統治存續的合法性提供了救濟。

在這種制度性的對「敵人」的需要中,後極權社會的統治集團當然不能接受「沒有敵人」的狀況,甚至可以說「沒有敵人」就是他們最大的「敵人」,因為這會摧毀意識形態信仰,會瓦解對抗性專政體制,會抽空暴力維穩制度的存在基礎,會直接傷及大批與「敵人」「敵人」作鬥爭的部門與隊伍,會使整個權貴集團失去因害怕「敵人」而凝聚在一起的紐帶。所以,後極權社會對「敵人」的需要是全方位的。從某種意義而言,「敵人」成為後極權制度下解決問題的萬靈藥、續命丹,因此,後極權社會也產生了對「敵人」的嚴重依賴症。這種病症就表現于社會長久處於持續不斷製造「敵人」與消滅「敵人」的運動中。

3、製造「敵人」

後極權主義對「敵人」的需要顯示出其存在的嚴重合法性危機。在外,世界對極權主義的危害已產生普遍的警惕與扼阻,在內,民眾的法制與人權意識日益覺醒,抗爭事件越來越多。由此導致了統治集團的整體性恐慌,而恐慌的直接反應就是對一切質疑與反抗進行嚴酷鎮壓,將一切異己的聲音與行動「消滅于萌芽狀態」,這就需要挖掘「敵人」甚至製造「敵人」,通過對敵人的發現與鎮壓來達到恐嚇民間與凝聚自身之目的。所以「樹敵」也成為後極權社會賴以存在的一大支柱。為填充虛空的合法性,後極權體制努力尋求社會「敵人」普遍化、暴力化。在這種強烈需要「敵人」救濟情況下,後極權主義向前邁進到主動製造「敵人」上。從某種意義而言,極權主義與人類為敵就是在製造敵人。極權主義將人類在資源有限條件下的競爭上升到理論的意識形態的高度,從意識形態高度宣判了「敵人」的滅亡與「我方」的勝利,使相互競爭變成「我方」消滅「敵方」的歷史、道義責任與使命。在這種使命下,「敵人」成為一種制度性依賴。我們從極權主義的歷史中,讀到納粹製造的「國會縱火案」,史達林製造的「莫斯科審判案」,日本製造的「枊條溝鐵路爆炸案」與「七七盧溝橋尋找失蹤士兵案」。如此種種主動製造「敵人」以便為暴力鎮壓運動或侵略行動尋找口實的行徑,在極權主義各國的歷史真相中隨處可見。

後極權主義在需要「敵人」救濟的情況下,自然也會製造出各種千奇百怪的「敵人」,這其中有情治部門線人或特務故意給一些他們需要的「敵人」製造可以定罪的材料。這從多國陸續爆出的情治人員自傳或對某些事件過後的揭露材料中,都可以看到製造「敵人」的事實。同時,後極權社會由於權力走向集團漁利,侵害公民權利成為後極權主義權力的本色,這樣權力運轉其實在各個領域持續而快速地製造著權利被侵害後奮起維權抗爭的「敵人」。

對於後極權主義社會製造「敵人」,哈威爾講述的一個故事很耐人尋味,哈威爾說:1974年,我曾在一家啤酒廠工作。我的頂頭上司是某位S君,一位釀啤酒的高手。他對自己的職業引以為榮,想讓廠裡釀出好酒來。他把幾乎所有的時間都花在工作上,不斷想方設法改進工作。管理啤酒廠的領導既不精通業務,也不熱愛本職工作,可是他們在政治上卻更有權勢,他們導致了工廠的倒閉。他們不但拒絕接受S君的建議,反而對他的成見越來越深,並且千方百計地阻撓他把本職工作做好。最後,情況變得糟得不可收拾,S君不得不給他的經理的上級寫了封長信。他在信裡分析了廠裡的重重困難,解釋了該廠為何在本地區名次倒數第一的緣由,並指出了誰應該負任。S君的呼聲是有可能被上級聽到的。那位經理在政治上有權有勢,但卻對啤酒一竅不通。他憎恨工人,專搞陰謀詭計。這樣的人本該被撤換,啤酒廠的條件本該按照S君的建議得到改善。假如這種情形真的發生了,即可成為「從小處著手」產生作用的範例,令人遺憾的是,與此恰恰相反的情形發生了。該廠經理乃是本地區黨委委員之一,在上層機關裡也有朋友,於是他促成了事情朝有利於他的方向解決。S君的分析報告被打成「誹謗的證據」,他本人則被誣陷為「政治顛覆犯」。從啤酒廠被開除後,他被貶到另外一個不需任何技能的工作崗位上。在此「從小處著手」的觀念便在後極權制度面前碰了壁。S君因為說了真話,越出了雷池,犯了法規,被逐了出來,結果成了一名次等公民,並被誣陷為階級敵人。現在他可以隨心所欲地發表意見,但是從原則上說,他的話再也沒有人聽了。他已成了東波希米亞啤酒廠的一位「不同政見者」。一個人之所以成為一名「不同政見者」,並非僅僅因為他某一天這人忽然決心投入到這個非凡的事業中。他自己的責任感,以及各種複雜的外在因素,驅使他加入這一事業。他被現制度拋棄,而且置身於與之相衝突的地位,事情以努力做好工作的良好願望開始,以被打成社會的敵人告終。(《哈威爾文集》)其實這種將業務骨幹製造成自然也會製造出各種千奇百怪的的情況在後極權社會是極其普遍的,我們且不說那個反「白專」的時代,就是今天那種「法官要講政治」,大學教授「七不講」等等的禁止,事實就是在不斷製造自然也會製造出各種千奇百怪的,將一批批秉持良心、保持人格、堅守獨立思考的學人通通劃入另冊,變成自然也會製造出各種千奇百怪的。

後極權主義製造自然也會製造出各種千奇百怪的具有普遍性、持續性。因為後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政治制度、社會法制、道德等等方面,都顛覆著人類固有的價值標準,所以它必定在社會的各個方面都顯示與人類固有文明價值的格格不入,而後極權主義改變這種格格不入的方式不是自我革新而是以權力的蠻橫來改造或消滅與已不符的物件。所以,後極權體制下的每個觸角都在持續傷殘社會機體,都在製造自己的自然也會製造出各種千奇百怪的。

四、走出「敵我意識」的死胡同

1.「消滅敵人」與「和平共存」——應對衝突的兩條路徑

自有人類以來,人性與獸性,文明與野蠻,進化與退化就一直在較量。人類文明是在不斷克服野蠻的經驗中累積,人性也是在不斷克制獸性中昇華,人類社會的進化正是在不懈抵制退化中前行。面對自然資源有限與人口日益增長的矛盾,人類經過多方努力探索、求解,這些努力中就交集著文明與野蠻、人性與獸性、現代與返祖的拉力較勁,而這些拉力較勁的歷史就揭示著人類「和平共存」和「與人為敵」兩條最主要的應對路徑。

本文前面集中探討的是人類所走的那條與人為敵、弱肉強食的爭奪殺伐之路。這條路源於人口增長與自然資源有限的矛盾,本於人類的原始動物本性,由蠻荒時代的一山不容二虎,一地不養兩人,有我無你,有你無我的你死我活野蠻存亡競爭,發展到後來地球被瓜分,技術進步與經濟發展反而帶來貧困、饑餓與動盪,強化了人類對出路的焦慮意識,在中國汪士鐸與英國馬爾薩斯等人口論催逼之下,人類由焦慮轉向恐慌,進而在精明的馬克思階級鬥爭歷史法則與達爾文適者生存自然法則下,人類陷入了理性迷誤,將歷史法則與自然法則揉合成社會達爾文主義,為人類互相屠殺與滅絕提供起理論支援,為國家高度集權、壟斷提供法理依據。人類由原始的競爭上升到意識形態敵我的滅絕,進而走向放棄個體服從集體與政權的國家主義,最終導致了人類有史以來禍及面最廣、持續時間最長、危害最深重的人權災難。支援這條路徑的理論是1793年洪亮吉的《意言》之中的《治平篇》,1798年馬爾薩斯的《人口學原理》,1848年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1855年-1856年汪士鐸的《汪悔翁乙丙日記》,1859年達爾文的《物種起源》,1920年《二十五點綱領》(即納粹黨章),1934年《聯共(布)黨章》等等,這些理論灌輸的價值標準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是階級使命、民族興亡,是人類生而有等級與優劣的不平等,強者統治弱者,人類需要不斷的鬥爭才能進步,階級敵人需要長期持續清理等等。建立在這套人類不平等價值上的階級鬥爭與民族優勝理論,就成為獨有、獨享、獨佔、獨裁、專制、集權的極權主義搖籃,其直接導向是人類的歧視、仇恨、分裂、戰亂。

與這條人類理性迷失的互相滅絕之路對應的是「和平共存」之路。這條路從原始競爭中相互協調,共謀發展,族群間走向融合共存,以壯大人類來應對自然,解決生存發展問題。這條路面對人口增長與資源有限的矛盾,傾向於採取改進勞動生產技術,提升經濟發展水準,增長社會整體財富,平等分享社會成果,來保障人口增長需求;面對人與人,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人與國家等等的矛盾衝突,採取的是和平協商,互利談判,而不是刀槍相向。這一切立足的是人「生而平等」,國家是用來保護公民權利,國家為公民而存在,而不是公民為國家而存在。這條以充分尊重個體權利,信守人「生而平等」,消除敵對、分裂、衝突尋求和平、共存之路,歷經了1215年英國《大憲章》、1689年英國《權利法案》、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1789年《法國人權宣言》、1789年《美國憲法》、1945年《聯合國憲章》、1946年法國《新人權宣言》、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1966年《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等等,從而凝聚起:「對人類家庭所有成員的固有尊嚴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權利的承認,乃是世界自由、正義與和平的基礎」,「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並應以兄弟關係的精神相對待」,「人人有資格享有本宣言所載的一切權利和自由,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國籍或社會出身、財產、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區別。並且不得因一人所屬的國家或領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國際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區別,無論該領土是獨立領土、託管領土、非自治領土或者處於其他任何主權受限制的情況之下」。(《世界人權宣言》)通過人類這一系列不懈努力,奠定了人類:平等、尊嚴、自由、民主、博愛、良心、仁義、人權,公平、公正、正義,共富,非攻、和平、和諧、慈悲、寬容等等的價值基礎。

人類在應對人口增長與自然資源有限矛盾中,在處理人與人、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的衝突中,所走出的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兩條路,給人類帶來的利與弊、安與亂、福與禍、是與非、存與亡的教訓,已經在過往人類歷史中彰顯出來。人類應該依從什麼,應該警惕什麼,理當明刻肺腑,永警後世!

2.破解後極權社會的自然也會製造出各種千奇百怪的困局

後極權主義社會的「泛敵化」,使每個公民都隨時可能成為政權的自然也會製造出各種千奇百怪的,原因不是公民做了什麼,或者他們違反了什麼法律,有時事實恰恰相反,正是因為他們沒有做什麼(比如對權力的表忠,及時附和權力的聲音等等),或者恰好是堅守了法律,而使他們成為了權力認定的自然也會製造出各種千奇百怪的。這種「關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的「被敵人化」的可能性,導致了後極權社會彌漫著恐懼,造成後極權社會人心惶惶、萬馬齊喑的狀況。這個充斥謊言、恐懼與隨時「被敵人」的社會是沒有生機、幸福與希望的。如何突破後極權社會「被敵人」的困局?這是後極權社會中人性深處的時時呼喚。在探討突破後極權困局上,許多東歐曾生活于後極權社會的先賢有過多方努力,積累下諸多寶貴的經驗,值得今天生活于後極權社會中的人們學習借鑒。面對當今世界一些後極權社會的現實,結合先賢們的探索經驗,在如下一些方面努力顯然是必要的。

其一,跳出歷史迴圈怪圈,告別暴力革命路向。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後極權社會因為敵對意識占住絕對主導地位,促使統治者傾全國之力以維護權力之穩固,其利用高新科技(硬體上)及人性的弱點(軟體上)達到極致程度,人在這個社會處於時空無間隙的控制之中,在這種時勢下,任何沿襲人類過往王朝更替的權謀或暴力都是徒勞的,是註定要失敗的。所以堅守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則是沒有選擇的選擇,是沒有出路的出路。對此哈威爾先生說:「倘若事實上僅有兩條為自由社會而鬥爭的道路——一條是通過合法手段,另一條是通過暴力手段(武裝或非武裝)——那麼,在後極權制度下採取第二條道路顯然是極不恰當的。只有當各種條件都處於公開和明顯的動盪狀態,比如戰爭時期,或社會和政治衝突達到危機狀態的情況下,才適合起義。起義同樣適合於剛剛建立的、或處於崩潰邊緣的舊式專制制度」,「每個人身上都經歷著各種根本的衝突,在這種情形下,任何起義的企圖都無法在其他社會階層得到絲毫反響,因為社會正處於『酣睡』狀態,沉浸在消費者的狂熱競賽之中,並且完全捲入進後極權社會(即加入該制度的行列並充當其『自動作用』的代理者),從而無法接受任何暴動。社會把暴動看成是對社會本身的攻擊,不但不支持暴動,反而極可能加深對社會制度的偏愛,因為它覺得制度起碼能夠保障某種半法制性。此外,另一個事實是後極權制度手中掌握一個直接或間接監控的複雜機器,這架機器史無前例。顯然,暴動的企圖不但在政治上死路一條,在技術上也幾乎沒有成功的可能。暴動的意圖還沒來得及付諸實施之前,就會被扼殺。即便暴動是有可能的,那也不過是幾個散兵游勇的孤立行為,不但面臨國家(和超國家)政權機構強大的反對,而且會受到他們以其名義來造反的社會本身的反對。(隨便提一下,這就是當局及其宣傳機構一直把『恐怖分子』的罪名強加在『不同政見運動』頭上,譴責這些運動採取非法謀反手段的另一個原因) 」(《哈威爾文集》:無權者的權力——紀念揚·巴托契卡)。正如前面已經談到,從某種意義來說,後極權統治者甚至都希望那些努力想改變現實的「不同政見者」採取暴力手段,這樣極權的暴力統治就不再孤獨,因而會獲得一些合法性救濟。

其二、堅守人權原則,立足律法平臺。充分利用後極權社會的一切法律、法規中關於人權保護的條款,在後極權宣稱建設法制社會的言說下展開工作。後極權社會由於面臨國際的(聯合國)人權保護公約與國內的公民權利意識覺醒的雙重壓力,而不得不加入聯合國一些人權公約,並在形式上引用一些人權保護的條款進入自己的法規,以顯示自己與時俱進而現代文明,來應對各種指責。而這些人權保護的條款正是合法博弈的平臺。後極權社會轉型的推動者(或不同政見者)正是在這個平臺獲得合法空間,爭得與體制內外力量融合點,從而為向民間宣講提供起安全保護。所以,將那些在後極權社會法規中的保護人權書面條款落到社會現實,正是轉型推動者的著力點,也是撬動極權的支點。對此哈威爾說:「在東歐的『不同政見者運動』中,保衛人類通常採用捍衛人權和民權的形式。各種不同的官方檔,諸如《聯合國人權宣言》、《國際人權協約》、《赫爾辛基國際會議最後決議》以及各國的憲法均以捍衛人權和民權有明文規定。這些運動的旨趣在於保護所有因為按這些權利精神行動而受到迫害者;他們轉而按同樣的精神繼續他們的工作,不斷堅持要求當局承認並尊重人權與民權,提醒大家注意人權受到踐踏的情形。因此,這些人的工作是建立在法律原則基礎之上的:他們公開地工作,毫不掩飾;他們不但堅持他們的行為與法律一致性,並且堅持尊重法律是他們的一項主要目標。這個法律的原則為他們的活動提供了構架及出發點。這一現象在東歐所有『不同政見』組織中頗為普遍,雖然各組織對此不曾達成共識。這個情形產生了一個問題:為什麼在權力被廣泛地濫用的情形下,人們還會普遍而自然而然地接受法律原則呢?首先,強調法制是後極權制度的特定條件下的一種自然表現,亦是初步瞭解其特徵的必然結果」。(《哈威爾文集》:無權者的權力——紀念揚·巴托契卡)

其三、復蘇人性、良知,扼制獸性、野蠻。極權是原始、野蠻下的人類社會一種返祖現象,所以抵制極權主義就是「保衛人類」的行動。極權主義假民族性或階級性而充分誘發助長著人類與人為敵、互相殘殺的獸性。在後極權社會反復強調人的「黨性」,以「黨性」來湮沒人性。用所謂集體或國家名義下的高遠理想,來蠱惑人們放棄良知、尊嚴,將個體完全獻身於集體或國家意志中(其實常常是掌控國家命運的權貴集團意志),個體以完全機械式的服從來做一切的事,來完成消滅其他階級自然也會製造出各種千奇百怪的的使命。這樣人性中的同情、關懷、悲憫、包容、寬恕、愛、「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等良知都一概被斥之為「資產階級溫情」而遭到批判、唾棄;這樣人的獸性躲藏在炫目的階級使命言詞下而氾濫,人在失去人性、良知約束下的動物性就會肆虐,從而喪失作人的起碼底線。中國在坊間之所以傳講著胡耀邦、習仲勳兩老人一生最受人尊重,是體制內那個時代最無道德缺憾的人,原因就是他們在那個獸性肆虐的蠻荒時代能捍衛住人性的底線,沒有違心地去陷害過一個人。所以,在極權主義社會人性被黨性扼殺,個體被國家湮沒,獨立被獨裁吞噬,自由被專制禁鎖下,一切外在制度設計都指向違背人性,反制文明,躲避法制,剝奪人權時,人性最根本的善惡、是非、悲憫、同情、愛、「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等就成為人類最後的也是最根本的防禦底線。就此而言,努力喚起、恢復體制內外個體的人性、良知,就是絕望體制下社會變革的原動力。

其四、去政治化,回歸生活,回歸常識。後極權社會將一切都政治化。由於後極權社會政治合法性危機日益深重,為了維護統治的穩定,統治者利用一切現代科技將人們日常生活都納入政治的角度來審視,而對所有非權力主導下的社會自發性活動一概產生恐懼、仇視,於是將網友聚餐、網友旅遊、網友爬山、QQ群聊、論壇交友等等日常生活中的活動都政治化、敵對化。公民面對這種狀況,就是要求過一個正常的人的真實生活,堅決抵制將生活政治化。政治化、敵對化的生活嚴重毒化著人的靈魂,使人完全喪失自我,形成唯權、唯上與唯利。所以後極權社會人們要大聲極呼「還我生活!」

其五、重建社會價值。人類是休戚與共、唇亡齒寒的關係,而不是相互為敵,存亡競爭的關係。人類相互間矛盾關係的處理,從歷史來看,存在憑經驗斷對錯的「鬍子時代」,憑暴力定是非的「刀子時代」,最後過渡到和平共處協商談判的「桌子時代」。後極權社會就是人類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權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也是道義中心的最極端的「刀子時代」。這個時代摧毀著人類數千年積累的價值準則,顛覆著人類數萬載沉澱的人性良善,離散著人與人的互愛互信與互助互利,導致社會人心渙散、人人自危、互相為敵、冷漠自私、喪失責任等。在這種情況下,人與人互相猜忌,互相提防,以致出現小孩在街頭壓死無人管,老人在街頭倒斃無人問,甚至出現屠童事件,社會氾濫毒食品、毒空氣、毒水土。這都是人類基本價值被摧毀後的敵視生命的惡果。所以,擺脫被自然也會製造出各種千奇百怪的化時代,就得恢復起人類和平共處、團結友愛、平等互利、包容協商、公平正義的精神,培養信任、坦率、責任意識,養成敬畏生命、悲天憫人、獨立自主、自由尊嚴的習性。從根基上消除極權「敵對」的社會土壤。

其六、行出公民新氣象。後極權社會通過普遍樹敵,將社會沙化,使個體的人湮沒在社會整體話語下,而成為忽略不計的對象。公民個體存在價值的追求與複歸,需要活出一種新氣象,即立足法制,踐行權利,恪守獨立尊嚴與自由,以最大的和平來化解敵對,以最大的包容來平和分歧,以最大的善意來消止仇恨。每個肩負社會變革使命者都努力行出現代公民的范式,點滴積累社會的良性、健康因素,凝聚社會的積極、上進成份,促成社會最終改變「敵對」思維,步入現代平等、自由、人權、民主、法治殿堂。

縱觀世界,蘇聯東歐已經揮手告別了後極權社會,那些國家的人民正在享受著和平、自由與幸福,再看越南也在闊步向前,一步步遠離了後極權社會而即將跨入現代民主憲政的行列。相信世界的未來必將能徹底告別極權主義,以人類的理性、智慧和良善重建平等、和諧、自由、人權、法治、民主、公正的新秩序!(2013年5月-7月)
 

By gfx

——轉自世界憲政民主論壇(2020-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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