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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顯臣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辯護詞

August 16, 2010

李方平、黎雄兵 2009年1月12日

 

袁顯臣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辯護詞

作為袁顯臣先生的辯護律師,首先我們開宗明義表達觀點,即袁先生的言行不構成公訴機關指控的所謂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具體辯護意見如下:

一、公訴機關將從袁顯臣先生家裡查抄出來的,滿是涂改的文章草稿作為犯罪指控,完全漠視了公民的思想自由權利,是典型的思想治罪,與我國刑法基本原 則及國際人權公約背道而馳。

1、思想自由,何害之有?

思想自由按《中國人權百科全書》中的界定,是指一個人“進行思考,形成一定主張、意見和想法的權利”。與動物的條件發射不同的是人會思考,正如笛卡爾所指 出的那樣,“我思故我在”。可見思想是人類存在於這個物質社會的基礎和原因。人類與生俱來的思想功能也是人之所以稱為人應有的天賦權利。我們知道,思想隻 是個人的內心活動,它必須通過言論、文章方式表現出來才能對社會或他人產生某種影響。袁顯臣先生在所思所想中把自己對國家未來、政治改革、人權保護、維權 模式的心得體會進行了初步的書面整理,幾十張草稿紙上全都是涂涂改改的痕跡。袁先生的這些尚處於形成階段的文章草稿尚未發表,包括袁先生家人在內的其他人 均不知曉,又有什麼可能影響社會,何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2、思想自由的極端重要性。

思想自由是一切人類自由的基礎。國內外先賢對思想自由的極端重要性都有非常深刻的認識和闡述。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著名政治活動家和理論家羅莎•盧森堡在《論俄國革命》中強調:“自由始終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中共創始人李大釗先生在《危險思想與言 論自由》這篇政論文中疾呼:“我奉勸禁遏言論、思想自由的注意,要利用言論自由來破壞危險思想,不要借口危險思想來禁止言論自由。”另一位中共創始人陳獨 秀先生也在《法律與言論自由》一文中指出:“無論新舊何種思想,他自身本沒有什麼罪惡。”,而真正的罪惡,是“利用政府權勢,來壓迫異己的新思潮”。
即便是在對思想自由迫害最殘酷的文革年代,張志新、遇羅克等思想者仍然中止和放棄自己的思想自由,甚至為其付出自己年輕的生命。

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得益於思想解放,而思想解放的前提是源於思想自由。每個人都應該是自己思想的主人,我們隻有超越了既有理念和思維方式的羈絆,獨立的觀 察、審視和驗証客觀世界,才能探索和發現真理。

3、敵視思想自由的危害結果:

一個思想自由、百家爭鳴的時代,肯定是個英杰輩出、文藝繁榮的時代。而缺乏思想自由的時代,也必定是精神匱乏,文明凋敝的時代。中外各國,概莫能 外。例如,歐洲中世紀的黑暗時代與15世紀的文藝復興時代,中國的“五四”時代與“文革”時代,二者形成鮮明對比,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我們就經歷了敵視思想自由的慘痛教訓。1955年4月,舒蕪把與胡風通信的私人信件交給《人民日報》記者。1955年5月 1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目為《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的文章,該文大幅摘抄信件內容作為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指控。此后,信件和日記作為定案証 據開始一發不可收拾,大肆暢行於隨之而來的“反右”、“文革”運動中,給整個民族帶來空前的災難。可見,思想自由也是我們的最后一道防線,捍衛思想自由事 關每個人的自由和權利,對中國社會有非常積極的意義。

4、思想自由神聖不可侵犯應屬我國刑法以及國際人權公約共同保障。
我國《刑法》第三條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思想不同於行為,我國《刑法》 也沒有將公民進行“思想”或持有“思想”規定為犯罪行為。
在國際人權保護層面,《世界人權宣言》第十八條規定:“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權利”。《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八條一款規定: “人人有權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
因為思想自由是絕對的,各國憲法、法律關於思想、意志等精神自由規定時,通常不進行任何限制,也不賦予立法部門有權制定限制性法律。

二、袁顯臣先生作為中國公民依據《憲法》第三十五條、四十一條之規定分別享有言論自由和對任何國家機關的批評建議權利,其言論也不存在任何煽動民眾顛覆政 府的內容,公訴機關指控構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純屬因言定罪。

公訴機關就袁先生的言論有兩項控稱:1、《實行真正民主法制,挽救中國》的文章內容大意是“呼吁國家實行真正民主,反對一黨制”,“中共是全中國的太上 皇,是民主法治最根本、最龐大的破壞者”,謾罵“中國共產黨獨裁”、“呼吁廣大中國人民行動起來,努力爭取建立民主體制!”,“廢除中共獨裁體制,才能挽 救中國!”。給在北京上訪的人員散發了二、三十份。2、接受境外“大紀元”網站紀者方曉採訪三次,其中2007年8月13日在“大紀元”網上報道了袁接受 採訪的內容,大意為︰“呼吁中國廣大軍人覺醒,解散中共,表示在他有生之年致力於推動中國的民主,願學習楊春林(楊春林系佳木斯人,因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 權罪,被叛有期徒刑五年),做無名英雄,向老百姓宣傳民主的理念。” “希望借助媒體呼吁,中國大陸的人權律師能站出來,到佳木斯或富錦為楊春林辯護。”

以上言論內容,表明袁顯臣先生對當前的政治體制評價是負面的,不管其觀點對錯與否,總歸是言論自由的范疇。
鑒於我國《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公民享有言論自由,而第一百零五條第二款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又限制公民的言論自由。所以辯護人認為,公正處理言論自由案 件有必要廓清言論自由與危害國家安全之間的基本界線,從而防范經常被任意解釋的所謂危害國家安全對公民言論自由的侵蝕和限制。我國在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 權利國際公約》前,全國人大於1997年修改了1979年《刑法》,將分則第一章原來的反革命罪變換為危害國家安全罪,原第一百零二條的反革命宣傳煽動罪 修改后更名為第一百零五條第二款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但是即便我國完成了《刑法》的修改和名稱的變換,聯合國相關機構還是對此提出進一步的修改建議。聯合國“任意拘留工作組”在1997年訪問我國之后,在其 報告中提出了三項建議,其中第三項是關於‘危害國家安全罪’的定義,該工作組認為定義含糊,提供了任意的機會。報告還指出:“就有關危害國家安全的各種罪 行,被修改的刑法沒有試圖確立什麼樣的行為構成危害國家安全的標准。確立這一標准對刑法來說至關重要,因為這本身就會使刑法更合理和公平。顯然,國家安全 法可能被誤用,隻要它是法典的一部份,它就提供了限制基本人權和自由的理由。”

的確如此,由於我國人大常委會、最高法院未曾對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進行任何的立法、司法解釋,幾乎每個類似案件的法律適用都會引發充滿巨大的爭議。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條文表述隻有區區30個字,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卻習慣性的做非常廣義的理解,甚至乎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改良言論,都有可能被認 為危及國
家安全。我們辯護律師認為:鑒於刑法105條2款與憲法第35條存在沖突,在沒有進一步解釋和界定的情況下,法庭對因言定罪應該慎之又慎,盡可能縮小解 釋,以免危及公民言論自由權利。

當然,中國作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以及人權理事會首屆會員國,一直以來都重申尊重和履行《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以下簡稱《宣言》)的宗旨與原 則,並於1998年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下簡稱《公約》)。《宣言》與《公約》規定了會議會員國、締約國保護言論自由的義務。

《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九條規定:“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有主張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過任何媒介、不論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遞信 息和思想的自由”。

同樣《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條也規定:“一、人人有權持有主張,不受干涉。二、人人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尋求、接受和傳遞各 種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論國界,也不論口頭的、書寫的、印刷的、採取藝術形式的、或通過他所選擇的任何其它媒介。”三、本條第二款所規定的權利的行使帶 有特殊的義務和責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這些限制隻應由法律規定並為下列條件所必需:(甲)尊重他人的權利或名譽;(乙)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 共衛生或道德。

就本案而言,在國際法層面,我國政府隻有在需要保障國家安全的前提下才能限制公民本該享有的言論自由。
什麼是國家安全的邊界呢?我們可以從聯合國每年一度的促進見解和言論自由權利特別報告員發布的《見解和言論自由的權利報告》中找尋到答案。2003年4月 23日,聯合國促進見解和言論自由權利特別報告員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發布的《見解和言論自由的權利報告》(未經表決獲得通過)。其前言包括:

銘記需要確保不發生無理地以國家安全、包括以反對恐怖主義為由限制言論和信息自由的權利的情況,憶及在南非舉行的一個專家組會議於1995年10月1日通 過的關於國家安全、言論和獲得信息自由的約翰內斯堡原則。
該報告的正文第9條還特別吁請各國不要違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第三款對下列事項施加限制,包括:(a) 對政府政策進行討論和政治辯論,報導人權情況、政府活動和政府中的腐敗現象,和平示威或政治活動,包括為爭取和平與民主的政治活動、或表達見解和不同意 見、宗教和信仰。

聯合國促進見解和言論自由權利特別報告員年年提及並被國際社會廣泛認可的《關於國家安全、言論自由和獲取信息的約翰內斯堡原則》的確給我們劃出了一條清 晰、原則的國家安全與言論自由界線。其原則5規定:“對保有觀點的保護任何人不得因其觀點或信仰而受到任何形式的限制、歧視或制裁”。其原則6規定:“可 能威脅國家安全的表達在遵循原則15和原則16的前提下,威脅國家安全的表達可受到制裁,隻要政府能証明:(1)該表達意圖激起即將發生的暴力;(2)該 表達有可能會引起這樣的暴力;並且(3)在該表達與該暴力的發生或與該暴力發生的可能性之間存在著某種直接且緊迫的聯系”。其原則7規定:“受保障的表達 (1) 依循原則15和原則16,和平地行使表達自由權不得被視為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或者遭到任何限制或懲罰。對國家安全不應當構成威脅的表達包括但不限於:ⅰ宣 揚用非暴力的方式改變政府政策或政府本身;ⅱ對本國民族、國家或國家的象征性標志、本國政府及其機構、本國公職人員、 或外國的民族、國家或其象征性標志、外國政府、外國機構或外國公職人員構成批評或侮辱”。

概括《約翰內斯堡原則》的主體意涵,我們能夠明白無誤的確知言論自由與危害國家安全的應有邊界,即隻有立即、明顯的引發或可能引發暴力的言論才被視為對國 家安全構成威脅,由此可以推知袁先生的言論不會對國家安全形成威脅,所以不構成所謂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三、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顧名思義是典型的因言治罪條款,被告人袁顯臣不存在與境外機構、組織、個人相勾結共同從事所謂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因此不符 合刑法第一百零六條的加重條款,接收資助維持家庭生活以及推動敦請全國人大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公民聯署既不違法,更夠不成任何犯罪。

我國《刑法》第一百零六條規定“:與境外機構、組織、個人相勾結,實施本章第一百零三條、第一百零四條、第一百零五條規定之罪的,依照各該條的規定從重處 罰”。袁顯臣接受的5000元和2000元兩筆款項是否符合所謂的與“境外機構、組織、個人相勾結實施第一百零五條規定之罪”?我們從公訴機關的指控和款 項用途來予以說明:

1、公訴機關指控:袁顯臣接受潘晴(中國自由民主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以境外“維權抗暴聯線”名義資助的五千元人民幣。

從袁顯臣及其妻張淑芝在公安卷中的陳述,“維權抗暴聯線”的潘晴主動給袁顯臣打來電話,資助5000元款項與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毫不相干,袁顯臣也將其完全 用於解決家庭困窘生活。相應的証據如下:

1)2008年5月30日,袁顯臣在雞西市公安局國保支隊所做筆錄中表述:“后來一個叫潘晴的也給我打電話,主要問我維權、上訪、生活情況,聽我說生活挺 困難的,對我很同情,后來方曉打電話,我妻子張淑芝接的,她讓我妻子開一個賬號,要給我匯點錢。—給匯了五千元錢,給的是生活費,我也是用於生活了”。

2)2008年6月5日,袁顯臣妻子張淑芝在雞西市公安局國保支隊所做筆錄中表述:“匯來了五千元人民幣,我到雞西發電廠附近的建行取的錢。—-家庭生活 用了,用於我自己保險費二千元,其余的用於生活開支了”。

3)2008年6月17日,袁顯臣再次在筆錄中表述:“潘晴讓我到富錦看楊春林案子的事,富錦農民失地維權的事。方曉打電話也是這個事。潘晴給我匯了五千 元錢,說是給我生活費,含活動經費。方園問我富錦農民失地維權和楊春林案子進展情況”。

2、公訴機關指控:鄧太清以“中國維權聯盟”的名義為袁提供2000人民幣經費,用以支持“敦促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聯名活 動,並受邀作為“中國維權聯盟”黑龍江版主。

根據袁顯臣於2008年6月17日在筆錄中的陳述,“鄧太清讓我聯名敦請全國人大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我到富錦找王貴林,讓他落實的,大 約十到二十人的聯名。我用鄧太清給我匯的兩千元錢買的數碼相機拍的照,把聯名的照片傳給鄧太清”。以上筆錄內容反映,袁顯臣的行為也與所謂的煽動顛覆國家 政權沒有關聯,更沒有所謂的與“境外機構、組織、個人相勾結”實施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1)“中國維權聯盟”網站的負責人鄧太清在中國境內居住,“中國維權聯盟網站各板塊版主,如姚立法、咎愛宗、劉安軍、張鑒康、秦耕、陳西等國內人 士,均不屬於“境外機構、組織、個人”。而且袁顯臣等擔任版主是受鄧太清先生所邀,義務從事公民維權的有序推進。

2)袁顯臣參與推動公民聯署的“敦請全國人大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公民建議書”於2008年1月1日遞送全國人大常委會。2008年1月 11日,《南方周末》以“學者建議人大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為題做了專門的報道。不知公訴機關是否看過公民建議書的內容。

在此,我想向法庭引述其中的一段內容,“共和(國)的精神就是公民分享權力,共同商議,參與治理,分擔責任。我國憲法第四十一條宣示認可公民批評督促政府 的權利。我們身為人,作為公民,對自己、對唇齒相依的同伴、對生於斯長於斯的共同體,擔負著為權利抗爭、活出人的神聖形象與尊嚴的義務和責任。因此,我們 鄭重敦請:望國務院在2008年3月之前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交審議《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議案,以使該公約盡快在奧運開幕前、無保留地得到批 准!”可見,該公民建議書是非常溫和又富有建設性。

3)《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是聯合國最主要的人權公約,中國政府於1998年便已簽署。袁顯臣參與推動公民聯名敦請全國人大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 權利國際公約》的行為是完全正義的。公訴機關指控袁顯臣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是何等的荒謬!

四、本案刑事訴訟程序中存在嚴重的程序違法甚至犯罪行為。

1、袁顯臣先生受到了偵查機關性質惡劣的刑訊逼供。
據袁顯臣法庭陳述:2008年5月24日,我在北京南站附近被未表明身份的七八個人控制並帶到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看守所羈押。2008年5月29日,雞西市 公安局國保支隊警察從北京將我帶回雞西市第二看守所予以羈押。在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看守所羈押期間,一伙拒絕表明身份又自稱警察的人對我進行刑訊逼供,蒙著 頭用手銬、礦泉水瓶砸我的腦袋,持續了數天之久,造成他頭部多處出血、腫脹,鼻子也被打出血來。回雞西后,一個矮胖、絡腮胡子的警察也對其進行抽耳光等程 度不一的毆打、恫嚇。涉案偵查人員的上述訊問行為,嚴重違反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証 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証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証據

2、2008年5月24日——29日,這些拒絕表明身份又自稱警察的人沒有合法的刑事拘留手續就限制袁先生的人身自由,如同非法拘禁。
根據起訴書的兩處表述來看,“2008年5月24日被告人袁顯臣在北京市被公安機關抓獲”、“2008年5月29日因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雞西 市公安局刑事拘留”,表明這五天羈押期沒有法定的刑事拘留手續。偵查機關的行為嚴重違反了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的規定:“ 公安機關拘留人的時候,必須出示拘留証”。

3、我們律師在偵查階段要求會見袁顯臣時,辦案警官在毫無事實基礎上以本案涉及國家機密為由,拒絕律師會見也是違反程序的。

本案審查起訴、開庭審理均不存在所謂國家機密。依據《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三十七條規定:“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是指案情或者案件性質 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不能因刑事案件偵查過程中的有關材料和處理意見需要保守秘密而作為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可見,偵查機關的違反程序規定的行為,事實 上剝奪了袁顯臣依法應當享有的法律幫助權。

4、審查起訴階段超過法定期限,構成超期羈押,嚴重違法。

5、審判階段,法庭剝奪被告人的自我辯護權和最后陳述權,嚴重違法、違反審判中立原則。
在結束我們的辯護意見前,我們特別希望引用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國會致詞中的一句話作為結尾。“在每一個國家,言論自由都是公民獲得幸福的最為堅實的 基礎。”

辯護人:
北京市瑞風律師事務所
李方平律師
北京市高博隆華律師事務所
黎雄兵律師
2009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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