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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悼亡魂:中國少年勞教犯倖存者的證詞—看謝貽卉紀錄片新作《大堡小勞教》

April 12, 2013

艾曉明的文章介紹了謝貽卉所拍攝的講述中國少年勞教犯的記錄片《大堡小勞教》。謝曾和譚作人合作完成四川地震中學受難校調查報告。謝的紀錄片跟著《四川日報》原記者、右派老人曾伯炎來到四川省峨邊縣大堡鎮的勞教農場,採訪了包括生還者在內的眾多證人。從1957年開始,中國學蘇聯改造流浪兒,把勞教對象擴展到未成年人。被送到那裡的10至17歲的青少年高達四、五千人。到1961年停止這一做法時,數千人因飢餓、疾病而死去。文章稱該紀錄片“充滿了有關勞教罪惡的知識”,不僅為這段鮮為人知的極權劣行提供了活證據,具有歷史意義,“而且,特別在今天有關終結勞教制度的決策依然猶抱琵琶的時刻,它更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 該片將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紀錄片收藏項目收藏。


清明悼亡魂:中國少年勞教犯倖存者的證詞

——看謝貽卉紀錄片新作《大堡小勞教》

 

貽卉:

我在激動不已的心情中看你這部作品;下面這些意見都是我在一個上午看片的過程中斷斷續續地寫下的。當然發給你時我做了些調整和整理,看片的每一分鐘,我都想向你和帶你尋訪這些倖存者的老先生致敬,我也要向和你一起在各種程度上進行了這項歷史尋訪工作的人致敬,你們做了多麼偉大的努力,使中國社會這一幕驚人的慘痛歷史為世人所知。

影片導演:謝貽卉
(謝貽卉曾經和譚作人一起完成有關地震校難的調查報告,她也是我的五部紀錄片系列《我們的娃娃》、《公民調查》等最重要的合作者)

 

影片隨著《四川日報》原記者、右派老人曾伯炎的尋訪開始,老人自己曾被打成右派送去四川峨邊沙坪農場勞教。當年的他親眼目睹旁邊的山溝,有幾百孩子被集中在那裡勞教。他後來得知,有四、五千未成年人被強制性地集中在距離沙坪農場場部70里外一個叫大堡的地方,這是沙坪農場的一個分場。影片以他在著作《坑孩記》中的敘述開始:“當時,我驚恐得毛骨悚然”。

曾伯炎先生在採訪當年慘劇中的倖存者林憲君

隨著尋訪的足跡所至,我們看到了這一慘劇是怎樣開始的。在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四川省峨邊縣大堡鎮的勞教場所集中了數千孩子,這在一開始是源於學習蘇聯改造流浪兒的實踐。這些孩子,小的十歲,大的十七歲,他們因各種原因但主要不是犯罪而被收容——因為一點小的過失,因為父母的疏忽;因為父母認為勞教是為孩子提供學習勞動機會;還有的就只是因為公安要完成抓犯人的指標……這些少年人在大堡經歷了非人的折磨,很多人最後死在那裡,無人知曉。

影片中埋葬了無數孩子們的大堡山野

有關勞教罪惡,我們目前耳聞的主要是今天成年人的經驗;而這部影片揭示了勞教制度的起源。它是在1957年整風反右運動高潮中由國務院公開發布的,當時有很多右派都被送去勞教,其遣送範圍也擴展到所謂壞分子。但針對少年兒童的勞教,特別顯示出其混亂非法的特點,因為它模糊了罪與非罪的邊界;它似乎是為了教養失去監護的孩子,這裡也模糊了福利和懲罰的邊界。但是從當事人的回憶來看,從一開始,它就是在罪惡與懲罰的範疇裡實施的,以至於在孩子快要餓死時,父母親自去討要也要不出來孩子,因為管教幹部說,他們是罪犯,沒有改造好。在新中國當時的領導人看來,社會環境必須純淨無暇,它不能有流浪兒,也不可以看見偷盜和兒童行為中各種無足輕重的小錯。於是,在勞動“教養”的幌子下,一場針對貧困和資源匱乏者的強制性收容開始。被騙入、抓入勞教農場的孩子們,其吃住簡直與納粹集中營無異,雖然沒有焚屍爐,但隨之而來的大饑荒,讓這些孩子陷入比焚屍爐更悲慘的死亡:一場曠日持久的飢餓。

1959年的收容勞教通知書,2007年核對。

我看著這一幕幕回憶,深深感覺到,這部紀錄片對歷史的揭示意義是非凡的。我想今後人們研究所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研究中國的反右運動和大饑荒,討論極權的理論和實踐,都必須要看這部紀錄片。它提供的歷史證詞不僅是重要的,而且是獨一無二的,可能人類歷史上還從來沒有過一部這樣的紀錄片。

如果沒有這樣的記錄,這些孩子們的悲劇就湮沒無聞。就此來說,歷史紀錄片是一種搶救式的行動,迫不容緩。四川很多老人,曾經做了大量的文字記錄,他們有這樣的歷史自覺。像曾伯炎幾年前就寫過《1958年的桃李劫》這樣的文章,被收錄在王建軍編輯的一本非正式出版物《五八劫》中,我記得其中提及大堡作業區發生的這幕慘劇,文字不多。曾伯炎的尋訪與紀錄片人的合作真是相得益彰,如虎添翼。在你的紀錄片之前,沒有人做音像採訪,沒有影像。你填補了這一紀錄片的空白,不僅有著巨大的歷史意義;而且,特別在今天有關終結勞教制度的決策依然猶抱琵琶的時刻,它更有強烈的現實意義。這是你,是獨立的歷史紀錄片工作者對中國社會轉型的貢獻,對此,給予多高的評價都是不過分的。

這部片子採訪紮實,片中出現了相當多的親歷者。如果你能採訪的人很少,作品不免顯得單薄,例如你的第一部紀錄片《右派李盛照的飢餓報告》,雖然已經非常出色,但其震撼力不如這一部。你的這部《大堡小勞教》,堪稱鴻篇巨制了,其特點之一就是有眾多證人出場。就此而言,較之獨立的歷史紀錄片的里程碑《尋找林昭的靈魂》,你這部紀錄片都有超越。因為,林昭紀錄片中的很多證人,他們是北大的知識分子,已經寫有關於林昭的一些文字回憶,觀眾可資以參照。但是小勞教中的親歷者,全都是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這就是紀錄片的一種發現——尋找到了新的、眾多的勞教史證人,使他們集中在鏡頭面前,提供了人們迫切需要了解但一無所知的視聽證據。特別難得的是,這些被採訪者中,還有當時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了管理小勞教的人,他們也是右派,有的是組長,有的是醫生。不同身份的人構成了不同的敘事角度,讓人們能夠多個側面地了解這些小勞教的經驗。

為什麼我們需要具體的經驗?為什麼這些證言如此重要?我認為,極權社會是通過概念來控制人們思想的。這個概念,用理論的話來說叫做“話語權力”。它將權力和權力者用以維持自己統治的言說神秘化,依靠專制暴力來維持。所有不符合這個話語系統的論述、意見被妖魔化,納入禁忌系統;而表述了這樣觀點意見的人(例如右派)以至於不符合理想社會想像的人成為社會的賤民階層,被打入人們看不見的地獄。

這些賤民​​,在這部影片裡,他們不屬於有右派言論者,僅僅是不符合烏​​托邦理想的孩童,紀錄片把這些賤民之子的經驗,重新打撈出來。我們聽到這些親歷者講述,怎樣被任意地送去勞教,勞教的概念如何混亂。它實質上竟與過去涼山彝族綁架漢族少年的學奴制無異。

當年的小勞教講到當時勞動的場景,如何度過大饑荒的年代,怎麼吃(飢腸轆轆也吃不下的蘿蔔羹等)、怎麼睡(兩三百個小娃娃全部睡在工棚等),他們的日常起居、勞作以及怎麼活下去的情景。採訪內容還涉及到,對這幾千少年勞教犯,勞教方如何進行管理?親歷者們談到的情況包括欺騙、威嚇(體罰);個別情況下,也有諸如多勞多得的作法,使某個勞教隊的少年們略吃得比​​其他隊好一點。

在這些回憶中,我們看到了極權社會中重要的心理經驗,這一層面,也是紀錄片的獨特貢獻之一。這種心理經驗,一般是不容易看見的,採訪的深入也表現在這裡。小勞教們講到面對死亡的冷漠,因為發生得太多、太頻繁了。最多的一天失去十二個孩子,其中有一個孩子,被送進死人堆裡,第二天下雨被淋醒,他爬回去的時候,又差點被當做鬼給打死——持槍者舉起了手槍,持棍者拿出了棍棒。還有的孩子留下這樣的遺言:請把我埋在向陽的山坡,因為我怕冷。一位組長講到“死亡的氣味”。當事人記憶中的這些印象,幾乎超越了人性的界限,給觀眾帶來的壓迫之感,令人窒息。

影片的採訪是如此的深入,結實,沒有任何虛誇。這些在大饑荒中餓死的孩子們,有撿野菌子吃被毒死的,有銜著無鹽的竹筍被毒死的……還有的身體上長出了節節,被醫生報上去檢查發現是吃了生螃蟹、蚯蚓而得了“皮下型肺吸蟲病”,結果,一些孩子致殘致死。當年的醫生說:死亡證明都只能寫多功能衰竭,或者因病死亡,決不能寫營養不良水腫。其中有一個醫生如實寫出,馬上被綁送監獄。

你的新片無情地敲打著觀眾,將這些具體的經驗投向他們。儘管難以忍受,我卻不得不說,經驗正是我們今天必須結束極權專制的出發點。也就是說,我們的社會迫切地需要這些經驗,需要作為紀錄片的論壇或者說是公民法庭,以便對過去進行審判。而審判歷史罪惡,必須有證人出庭,證人必須要提供證據。所有這些證據,構成一種新的知識,就此而言,知識就是力量。而這部紀錄片,充滿了有關勞教罪惡的知識。它不是概念或者立場態度,它是以人的生命為代價的經驗,是對苦難的感情體驗。作為這樣的知識,它具有不可抵擋的認知力量,在這種實證的知識面前,所有關於勞教合法性的概念灰飛煙滅。

說到經驗,人們對大饑荒當然不是一無所知。有關大饑荒的人禍,已經有了楊繼繩的專著,它已被翻譯成了英文;此外也有東夫關於四川大饑荒的專著《麥苗青菜花黃》。但是,我們還必須要看見,即與歷史的親歷者面對面。這就是紀錄片的強項,讓我們看見親歷者,聽他們的講述。

從影片中的證言來看,所有這些親歷者,其體驗刻骨銘心。我感到,採集這樣的經驗儘管困難,但還不是最困難的,因為,所有當事人都有一肚子話要說。問題在於,偌大個中國,有幾人在做這種歷史經驗的採集?以至於去年還有著名報社編輯否定說發生過大饑荒餓死人的事情。而今天的許多都市年輕人,既不關心也不知曉,就在中國​​,發生過人類歷史十倍超過猶太人大屠殺的慘劇。我們能看到、聽到這些親歷者的敘述,多虧了你的艱難跋涉和奔波記錄——今天我在電腦上播放影片,每一分鐘都想到致敬和感恩。

拍攝歷史紀錄片的另一個難度在於,很難重現當時的場景。對於這個難題,你也努力克服。一方面,你在片中呈現了當事人的照片、檔案(半個世紀之前的收容勞動教養通知書——這是何等寶貴的史料);每一個人的身份中都包括了被勞教的原因,這樣的案情證據,恰當而且有效力。從這裡,也可以看出採訪者和被採訪者關係的水乳交融。因為,沒有信任和交流的親和性,是很難得到相關資料的。另一方面,你帶觀眾返回到當年的勞教場所,拍攝了山頭猶在的那些破樓、宿舍包括牆上五十年代大躍進時期的標語。你讓我們看見那些荒山野嶺、深溝亂林。

作為敘事中的陪襯和轉場的影像,其中主要是今天的大堡以及重慶成都周邊鄉鎮的生活場景:蜿蜒向上的巷道、令人陌生的升斗小民(目無表情,沉默的大多數)、鄉村里孩童、挖野菜時的山野植被。這些畫面一方面喚起一種認同感——當年勞教者,也就是十幾歲的孩子啊。另一方面,它也帶來一種聯想。在鄉村,過去和現在,其實又似乎沒什麼區別。除了人們大體可以得到基本的溫飽,他們的權利又增長了多少?

不同尋常的是,你將有關歷史的爭論納入了紀錄片。曾伯炎老人是執著的,他把歷史的責任背在背上:“要把它保存到二天后世的人都曉得,我就有口氣我都要幹,爬都要爬起去”。你與他一起跋山涉水,買票、在公交上顛簸,我能想像你們是何等的辛苦和堅毅。可是,當你們從小山村、勞教所附近甚至麻將桌前找到當年的親歷者時,人們卻並非都能理解這種尋訪的意義。當事人提出的這樣的問題:“你說政府錯,政府錯是肯定的”,但有不少少年,是被父母送進去的!這個問題,敘事者沒有解答,而觀眾不能不去問:人性是怎樣被扭曲的,這又是為什麼?

在紀錄片進行到一半的過程中,你呈現了兩位當事人的爭執:到底為什麼要回顧這段往事?一位倖存的老人說,過去的事就不提了。而曾伯炎先生說:“人家的目的就是要抹去!你還幫人家抹去!這個歷史就變成啥?美好的了,就把那些娃娃哄完了! ”另一位依然說:“這些哄嘛,正常的”。曾伯炎先生更激動地反問道:“正常,咋個正常呢? ”

在這裡,影片保存了歷史受害人對於記憶與遺忘的爭論,是非常精彩的。它直接向當代觀眾提出了問題:我們對歷史悲劇應該有怎樣的態度?換言之:我們真的有態度嗎?這些爭執為觀眾創造了一個新的視角:我們不僅是在看歷史,我們還在看對待歷史的立場;我們更是不得不接過當事人的問題,來思考:歷史的經驗實際上如何在逃避記憶。那種今日已比昨日溫飽是一個理由,而這個理由正是今天的主流話語。另一個理由是當事人“無力回天”之感,那麼,我們可以怎麼辦?因為無力,把這驚天慘劇埋葬在遺忘?更何況,正如老人曾伯炎先生所揭露的,在百度上搜索,四川沙坪勞教所有關敘述中,這段歷史被描述為:“這幾十年來,我們改造好了六萬五千多人輸送到社會。 ”“它就沒有說還有幾千人埋到那個山上”。

你用很多鏡頭呈現了曾伯炎老人的行走,他行走在歷史的溝壑中,他在揀拾被措辭為“改造好了”的孩子的白骨。為了什麼,他回答說:留給後世。他的執著和你的更為驚人的努力(從經驗上說,你並不是那段歷史悲劇的直接債權人;從體力上說,你一直深受疾病折磨),呈現了今天中國獨立的歷史紀錄片的道德和美感——對歷史承擔責任,勇往無前,義無反顧。正如曾伯炎所說:“大堡這個事,人性跟人權完全毀了的”。在社會瀰漫的普遍冷漠和麻木中,在幾千個無辜被葬送的犧牲者的魂靈面前,這種維護人性和捍衛人權的毅力,驚天地泣鬼神!

你讓我提些意見,以上就是我看了半部紀錄片的印象。我有幾次激動地想給你打電話,但是我口頭上可能說不清楚,還是要藉助文字來清晰地表達意見。我還想說,從技術角度講,該片亦無可挑剔。比起你上一部作品《右派李盛照的飢餓報告》,除了內容的豐富和完整,其它也是準確到位。像有關鏡頭的運用、轉場、鋪墊、反應鏡頭,穩定性等等,看過十幾分鐘便知。成熟的鏡頭運用、充分的空鏡頭,有關勞教舊址的各個角度的場景,都令人印象深刻。

還有個優點是,你的採訪很安靜(基本上聽不到採訪人的聲音),過去我看友人的採訪,常常忍不住挑剔說:話這麼多!有時甚至是明知故問(當然,可以理解的原因是站在觀眾立場上提問,但是我還是不太傾向於保留導向性過強而且又隨意介入的芝麻話,我意思是羅嗦瑣碎)。看你的剪輯,非常乾淨,這樣有利於觀眾在安靜的心態下傾聽和反思。

假如要提點意見的話,我還是覺得開場的音樂最好刪去。你內容已經足夠強烈,需要觀眾靜,不需要定調子,調動感情。此外,我還建議你把這個107分鐘的長片分為上下集(給出中場休息的時間),這樣有助於觀眾集中精力,把它看完。由於技術原因,我沒有看到你的下半場,殊為遺憾。僅此,我也要寫出如上的印象,以表達我的無比的敬意。尤其是,在一個特殊的時刻、特殊​​的心境中完成這部作品的剪輯,幾乎是置於死地而後生之作。我寫了上面這麼多,你能感知,你有著何等的潛力繼續前行。作為一個行動的榜樣,你給我的激勵是難以言述的。

你可以把下半場(60分鐘以後的單獨刻錄一張,用mpeg 格式),這樣我能獲知作品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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貽卉:

我在將近一個月前給你寫了上述文字,今天上午我打開你新近寄來的碟片,看到了上次沒有看完的後三十分鐘的內容。實在說,承受這些痛苦的記憶太困難,我幾乎一直都想逃避。這哪裡是所謂的勞教,它就是發生在1960年代中國的奧斯維辛悲劇,是遭受集體滅絕的慘痛記憶。

沒有什麼比這些倖存者的記憶更能表現勞教的非人性質了。在大饑荒中,飢餓的孩子們為了生存跑到附近去偷糧食,他們被管教暴打——當老人掀起褲腿,就能看到留存至今的被管教踢爆的傷疤。他們被村民群毆——為了保衛糧食,附近村民捉住了小勞教用火燒,剁下他們的手指頭,把辣椒塗在男孩的生殖器上;把孩子扣在籮筐地下,上面壓上大石頭。小勞教們自己也在弱肉強食的環境中變得殘暴,自相殘殺,女孩子互相批鬥時發明了針刺乳房,牙刷刷陰道……這一次次地讓我想到二戰中的奧斯維辛,但比奧斯維辛更殘忍!因為在人吃人的環境中,受害者自己的人性被徹底剝奪,他們成為各自的劊子手。

半工半讀的勞教神話徹底破滅,1961年,孩子們陸續被解除勞教;1962年,大堡作業區被撤銷。倖存未得餓死的孩子們,被背走,被抬走,爬到擔架上,在勞教工廠和勞改農場調養好身體後成為童工……接下來,當局安排了一些人去亂墳崗上插標籤,死難者的名字與墳墓無法對號,張冠李戴。當家屬們來要人時,他們僅看到死亡標籤,根本不知那可能是另一家孩子的孤魂殘魄。

最後的場景,非常震撼,在新中國少先鋒隊隊歌的旋律中,幾位老人在那一片埋藏了冤死者的樹林裡,掛上寫著一個個小勞教名字的白絲帶。

相對於這樣的痛史,一切語言都失去了分量。

我願你盡快完成最後的細節,我相信,這部填補了歷史空白的紀錄片,將會引起長久的討論.如今中國高層在有關廢除勞教制度的決策方面依然顯得舉棋不定,你的影片的問世,必是對這一反人道、反人類的惡法一記致命的打擊。

2013年2月4日,28日再改,清明前配圖發出,以志紀念。

 

該片將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紀錄片收藏項目收藏

聯繫方式:films@cuhk.edu.hk films .us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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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曉明
廣州電話:86-20-3997 6279 (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