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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一九八九——纪念八九民运十三周年

June 4, 2001
正面评价八九年的人民运动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一场“风波”已经过去了十三年。在最近几年的纪念中,针对国内社会腐败、逐利忘义的现实趋势,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维护死难者的尊严和权利,把对人性和生命的价值作为最起码的道德底线,叩问每一个中国人的良心,追问我们自己对死难者的道义责任。毫无疑问,这是我们必须坚持下去的底线,也是我们支持“天安门母亲”等受难者群体的基本道德立场。

与此同时,八九年这一场罕见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却在公众话语中受到来自各方的冲击和否定。在纪念六四时,包括当年参与者(如笔者本人)的自省与反思在内,近年来的主要趋向都是从负面考量;结果,在缺乏正面评价的言论环境中,各种不同意见的本质区别渐趋模糊,以功利衡量其负面结果的影响却渐渐上升。即使如任畹町等少数坚持为八九年运动整体叫好的人,其陈述理由的基本逻辑也常常基於功利性评价,并因此减低了他们的说服力——由於社会整体的公正与道义素质在六四军事镇压及随之而来的政治清洗影响下每况愈下,任何以功利性评价为基础的总结都不能不面对腐败、面对民众政治上的无能为力、面对日益扩大的贫困阶层。如果仅仅强调这样的腐败是在加剧中共政权的灭亡,无异於判断今日工农民众的困境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明天”而必须付的“学费”,与当年强制性的“勒紧裤腰带干革命”又有多大区别呢?

不过,即使极度夸张,这样持论的人也只不过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正在向功利性权衡一边倾斜,以至於前两年还在独力抵挡诋毁六四者的“安魂曲”,今年也发出“死难者的牺牲是否值得”这样的疑问来。

“值得不值得”的提法本身,已经陷入了衡量历史事件的误区。因此,我以为,在又一年的忌日中,有必要重新审视我们对六四死难者的评价:对死难者调查、追思、抚恤等要求,代表着尊重生命与人性的道德底线,但六四死难者以及八九人民运动之整体所代表的精神,则远远高於这一底线,表现了中国人民重建精神家园的强大愿望及其巨大的政治能量与潜力。简言之,八九年人民运动的道德伦理价值,绝不仅仅在於对暴力镇压的谴责,更在於其正面的精神力量。

1997年2月,笔者曾在《盖棺论定: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一文中论述:“八十年代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不是在经济上是否要改革开放的问题,而是要在优先保护何种既得利益、哪些既得‘成就’的前提下进行改革。换句话也可以说,问题不在是否改革,而是在改革过程中要优先牺牲谁的问题上。在每一个关口,舍哪个‘卒’,来保经济翻山过坎这个‘车’?”(《新闻自由导报》)这样的观点如今已经相当普遍地接受了。但是,即使1988年货币改革闯关不成功是八九年运动的直接起因之一,这一经济政策的失败能够直接促发大规模政治运动本身,就表明了当时民众政治自信心的水平。八九年春夏间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没有一个社会阶层或社会团体借助运动提出过任何具体的物质利益要求作为谈判条款,就是这一运动政治性的最好证明。同是在这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全国数十个大中城市中,持续举行着参与总数高达数千万人口的大大小小的游行示威。在政府6月3日以军事挑衅为开端的公开镇压之前,这数千万人在没有官方领导也没有统一组织的情况下,没有造成过任何重大的人员财产损伤,造就了国际现代史上罕见的长期、大规模和平示威的奇迹。在这一意义上,无论实际的政治经济清单算出什么结果,中国人民所拥有的,已经是一个永远的一九八九。

平心而论,支撑这一世界史奇迹的主要力量,是中国人民当时仍然高涨的政治自信心。藉着八十年代反思文革、开放禁区的思想文化潮流,他们勇於承认新中国曾经走过弯路,有过错误;他们更乐於向世人显示,自己有信心有能力,不但改正这些错误,而且准备着在改正的过程中,勇敢地探索新的可能性。

在经济困境面前,以政治姿态站出来,以高度的政治热情、惊人的自律能力和自我牺牲精神,公开直接地要求广泛的政治参与,这就是中国八九年的人民运动所具有的最根本的民主特质。

民主的多样性

十三年来,中共政权的造谣诬蔑不算,海内外不少知识精英也曾对八九年的人民运动大表“遗憾”。他们以各种所谓的“标准”比照,判断它缺乏“民主”运动的资格。民主是什么?现代民主就是以公民人口为基础的无歧视无偏见的广泛政治参与。自八九年以来,世界各地发生过多次经济或政治危机,我们还没有看到过任何可以和八九年中国的人民运动相比拟的政治自觉性。作为人民民主运动,一九八九年展示的虽然不是一个完整现成的程式与模式,却是中国人民巨大的政治潜力和创造精神。因此,无论在具体过程中发生了多少错误和偏差,不仅在北京,而且更是在全国范围内,在所有产生了反响的其他城市,这一运动所体现的追求民主的本质都是不容抹煞的。

现代民主本来就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也因此才给许多现代政治哲学家留有继续比较、探讨、建议的余地。德国的哈贝马斯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在中国本土现代化探索的漫长道路上,晚清民初的安那其主义以及此后的很多实验性社会改革计划都曾激发出极富创造性的政治想像力。蔡元培参与组织的勤工俭学,五四时期周作人介绍提倡的日本新村运动,梁漱溟倾力於斯的“乡村建设”,等等,不一而足。八九运动刚刚过去一年,土耳其裔美籍中国研究学者德里克就出版了一本研究早期中国安那其主义运动的专着。他在前言中特别呼吁,天安门镇压证明,以苏联、中国为首的共产主义实验都已失败於压迫人性的异化道路,因此,有意寻求他种途径抵制资本主义全球化霸权的人们,应当注意安那其主义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资源和精神财富。日本学者柄谷行人近年来也致力於重建个体伦理精神的独立价值,并与自己的学生一起,发起一波新的安那其运动。难道这些不也属於争取广泛政治参与的斗争,不也在保持强烈个体色彩的同时带有鲜明的民主特色吗?

什么是探索资本主义全球化以外他种可能的最有效途径?套用一句文革的俗话,就是充分动员广大群众,信任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精神,象在八九民运中那样,给群众自己组织起来的机会,在实践中去探索坚持民主程序与保护少数原则相结合的可能性。与政治强权妥协,并以书本探索取代解放民众,不过是自欺欺人。到现在,现任中共主席江泽民也在谈论“民主政治”了,还说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民主”,对照目前国内基层政治垄断与腐败的现状,我们的学者们是否认为这种自上而下的说教会是抵制资本主义全球化、寻求他种可能的最有效途径呢?

具体到八九年的人民民主运动,八十年代末,对文革“大民主”造成异化进行反思的文化热还没有退潮,因此,那年春夏间,自由和人权始终是与民主相提并论的口号。当然,这些原则的互动与平衡问题仍有待於在运动中的进一步探讨与实践,而运动自身也为这样的探讨提供了广阔开放而尚未规范化的实践空间。事实上,很多当时和事后对学生组织“不民主”的批评,往往不是由於学生核心圈外的意见受到锲而不舍的打击压制(如目前的打击“邪教”),而是主要源於提意见者的方案或建言没有被采纳,建言者的期望值受到了直接挫折。八九年学生组织的存在状态基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绝食前尽力於完善内部机制,自觉而持续地(甚至是不厌其烦地)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投票表决程序,但外界对这一段知之甚少。批评主要针对绝食之后。但事实上,由於要因应社会动员的广泛强大效果,此时的示威者们不光言论多样且分歧,组织形式与名称也变得层出不穷,即使在北京一地,也无从统一。否则,也就不会有刘晓波等“四君子”的有限绝食及其轰动效应了。学生在广场的领导核心不但根本就没有对言论相应的控制资源和能力,而且当时的主要心态已经转向自我中心、自我封闭,根本就没有控制的欲望。对照其他城市的情况,这几乎是全国普遍的现象。因此,无论当时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人民群众中积极精神张扬、主动要求政治参与等现象所代表的,正是不可否认的运动主流。

王维林只身阻挡坦克车队的形象,就是这种独立大写的个人精神的突出表现;与当年的共产党员不同,六四死难者并没有各自明晰的“理想”。与其说他们的牺牲是为了实现一个具体论证过的“理想”而献身,毋宁说他们坚持的是寻找理想的权利。他们对武力镇压的义愤和见证,主要源於对自己权利的坚信。正因此,尊重个人对强权反抗的勇敢与无畏,成为王维林形象对世界的感召力量。西方媒体当然有其难以避免的偏见,既有其商业化的一面,也有其长期冷战历史的残余影响。但因此而否认一切普世价值,则是大错特错。正如最近去世的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所说,放弃了对普世价值的认定,就是放弃了抗争与追求,就是对现状的妥协。王维林形象所代表的,正是超越冷战与商业影响的普世价值。许多人在远离北京饭店的地方表现出了同样的精神,虽然没有任何摄影机为我们保存下来他们的形象,我们仍然为这种精神而骄傲。个体的独立而具创造性的活跃参与,是八九民运在全国各地普遍表现出的重大特征。可以说,和古往今来所有的经济文化成就相比较,八九精神都是中国为世界文明作出的毫不逊色的重大贡献之一。

多余的话:“本土化”与民主趋势的现代性内涵

最后还有几句“多余的话”要说。王绍光在《视界》第五期上发表了一篇论述政治学研究应当“本土化”的文章,洋洋洒洒二十页,旁征博引,主要篇幅似乎都是关系“政治学”这一学术领域的现状和发展可能,最后批评概念不清时却轻轻拈来一个例子,认为那些说“中国只有经济变革,没有政治变革”的人,应该先看看“政治”概念的不同内涵。我以为,王绍光很可能读英文过多,忘记了多数中国作者谈论这种政经对比时,不会用“变革”这个词,而是呼吁在经济“改革”的同时,必须要同时进行政治“改革”。这一点,就是中共的大多数干部也不可能弄错。唯一可以想像将“改革”和“变革”置换的可能性,就是从英文 reform 重新翻译回中文。一字之差,使他有可能将话题引伸到印度学者对 Subaltern 的研究上,而回避了绝大多数中文作者所呼吁的其实是有意识、有决策的政治机构体制改革,并不是对政治状况作描述性研究。

我之所以要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还因为王绍光文章以质疑后发国家被迫进入一系列“化”语状态开端,而在他列举的各种“化”里面,不仅有“现代化”,而且包括了“民主化”。很显然,这里牵涉的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一些诚心诚意采取左派立场,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反对经济文化霸权的人,在提倡“本土化”的事后,以为自己已经走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实际上的理论方向却是从马克思的大倒退。而且,就 subaltern 研究来说,也是从葛兰西的大倒退。简单说,这里的倒退在於拒绝面对残酷的历史现实,拒绝承认资本主义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席卷蚕食了、而且还在继续席卷蚕食所有不同的生产与交流方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至少承认,是资本主义创造了现代产业工人,并因此断言资本主义生产出了它自己的掘墓人。社会主义运动至早也只能说是资本主义的孪生兄弟,而不是产生於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之先。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同样承认,是资本主义创造了世界性的大市场,并因此决定性地带来了广大传统产业的破灭。根据这一推理,我们有理由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市场对今日国内数亿普通工农群众濒临破产的状况负有直接责任。

在这种世界性趋势下,在过去的两百年里,世界范围内曾有过各种不同的抵抗运动。凡是真正能够唤起本土创造性热情并进入实践的各种实验性经济政治运动,从来都是借助了勇於正视现代化课题、诉诸草根、变革创新的思潮的。无论是在亚、非、拉美,还是在欧洲东、南、北部的较小国家,民主政治都是这些运动中从不缺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上文所说,这些运动所强调的重点和表现形式并不完全相同,给后来者留下了丰富的选择余地,而其中最值得宝贵的,就是强调以草根民众为基础的广泛政治与。

最近各地发生的各种工潮,各地工厂矿山恶劣的合同条件,工人们凄惨的劳动条件与经历,在在指向工人经济地位恶化背后,政治权利被全面剥夺的残酷现实。与此同时,近年来农村村委会选举遭到与基层党组织争夺资源控制权的冲击,同样指向了经济利益背后,政治权利被剥夺的现实。当数亿工农群众为中国社会整体承担着资本主义市场冲击的直接压力时,他们不仅没有激发政治创造力、提升政治自信心的机会和可能,而且连最起码的政治权利都被剥夺净尽。

民主政治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至今仍然是中国政治改革最迫切的课题。可是,就在宪法规定的“公民生命财产”仍然不能得到有效尊重和保护的时候,政府却准备要修宪“保护私有权”了。如果宪法已经规定的公民权利都能得到保护,就没有必要特别增加“保护私有权”一条。如果目前明文规定的公民权利还在受到各方(包括政府部门在内)不断的侵犯,则修宪加上“保护私有权”只会为既得利益者提供又一个强有力的藉口,在侵吞国有资产时逃避社会公正的监督。

在这种背景下,拒绝讨论民主政治的必要性,以“本土”为号召来抵制内部的改革要求和外界的各种批评,很难说时真正继承了鲁迅所提倡的“拿来主义”,更大的可能恐怕倒是会成为既得权势者的帮闲。真正的“拿来主义”精神,必不能脱离对“本土”丑态的疾恶如仇,也必不会忘却“本土”青年为寻求理想而献身的热诚。明於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正是在工潮高涨之际,“六四”十三周年纪念引起比前两拈更密切的关注——

八九民运与六四英灵永远是被剥夺者反抗剥夺时所向往的光辉形象。

来自1989年的天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