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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争鸣

资本的抽离造成了美国原有社会结构的坍塌,从而形成一种全球化背景下的断裂社会。值得注意的是,在资本抽离的情况下,社会结构变化会产生一种驱动力,这就是朝向民粹与极权的双重变奏。下层被资本抛甩出来,可能会更加向权力寻找寄托,于是就为权力的扩张提供了社会基础。
知识分子号称是社会的良知,知识分子的良知是什么,就是学问扎实、说话公正。老百姓掏钱养活你就是让你做学问的,这是你的工作,做好是你的本分,做不好或不好好做你就没良心。怎么可以满纸仁义道德,私下里却蝇营狗苟,帮着少数人掏空大伙的腰包,自己也赚得脑满肠肥。
想要走出历史三峡,需遵循法治原则,保障公民权利,上立公权机关制衡之机制,下推公民参与各级地方政务,中间理顺政党和政府之关系。如果立宪修宪只图行政上的顺畅,而致立法、司法的制衡作用更加衰微,前景则令人担忧,毕竟世界近代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党国一体或朕即国家而能长治久安的社会。
不要低估沉默的多数。在关键时刻,他们会显示自己的力量。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思想先驱和政治活动积极参与者肯定是少数。大众在自己的天地中发光发热,平日只关注眼前的事物是社会生活的常态。但在某个历史时刻,地下的熔岩会喷发。
“红、蓝女事件”之所以抢镜,绝不单单是因为发现了一个浅薄、沦落的女子而兴奋,而是因为那位率性的蓝衣女对红衣女所表达的蔑视,形象地表达了中国普通民众对中共造谣机器的鄙视、对霸道的中国执政党的愤怒、和对中国政治生态的无奈。王沪宁则是中南海版的“红衣女”。从翻白眼的“蓝衣女”变成谄媚的“红衣女”,这正是王沪宁和所有那些向集权制度出卖灵魂的中国文人们的晋身之路。
民主制度有问题吗?当然有问题。丘吉尔说:「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除了其他所有不断地被试验过的政府形式之外。」其他所有试验过的制度比这个「最坏的形式」更坏。「最坏的政府形式」的民主制度,不是要治愈人性的疯狂,而是要用各种相互制约的方法去抑制人性的疯狂。
至暗时刻,引领民主国家作出抉择,是在理智,辩论,倾听,演讲之后。在专制国家,是领袖暗室的思考,以及决策之后引领的万众欢呼。我想起德国人进军巴黎时,日本人进攻珍珠港后,民众的欢呼声响达云霄,没几年,炸弹就落到自己头上。为邪恶欢呼的,必收割灾难。
就生命力而言,《大宪章》已有漫长的过去,可以相信,它将有更加久远的未来。《大宪章》,从发端于英国的自由传统,传承为美国的自由传统,同时在扩展为是人类自由的大传统。
311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分界线,中国由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新帝制时代。21世纪的今天,已经不同于100年前的袁世凯时代,习近平复辟帝制,是不可能长久的,中国一定会走向新共和。
在法治基础上完善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保障人们的安全感。这些年资金外流中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中产阶层甚至一般民众加入了这个过程。无论是富人的资本外流,还是中产阶层包括一般民众的资金外流,都与财富的不安全感有直接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些动辄打打杀杀的狭隘民族主义言论就是很值得警惕的,因为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没有吓住别人,反倒造成了国内民众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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