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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争鸣

中华文化是一种奴性文化,早已经沦落为统治阶级奴役人民精神的工具,成为麻醉人民精神的麻醉药。奴性的文化浸泡出奴性的国民,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的特征:一是缺乏独立思想,二是缺乏平等精神,三是对权力顶礼膜拜。
就一个国家的政治转型而言,无论是从政治理论,还是从人类政治实践的历史来看,法治及其所保障的个人自由都不可能“先于民主”而达成,而只能“经由民主”而达成。当国家权力被一个人或少数人所垄断时,就不可能会尊重个人自由,因为这种权力垄断状态的存续,本身就必须以压制或剥夺个人自由为前提。
福山认为,只有自由民主制,在平等的、相互的和有意义的基础上满足了人性寻求“承认”的需要,在自由与尊严中,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均衡才得以建立。人类对自然科学的探索会一直持续下去,但是人类对政治探索已经结束——没有哪一种制度,能比民主限政体制更加顺应人性。
在一个好的制度中,每个人都有权利为自己考虑。只要我愿意,我的一毛可以为天下舍出来;可是,谁也没有权利强迫你这样做这样的制度安排,正是为了保护君子不受小人之害,真君子不受伪君子之害,正是为了尽可能的使君子变得更多、更真。
“崇拜”与“爱”一样,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也是永恒的话题。全部人类史表明,个人崇拜从来是不能持久的。“崇拜”是一种“不对称现象”,“被崇拜者”与“崇拜者”之间距离愈大,“崇拜”的“效应”就愈显著。“爱”需要亲近,距离愈大,爱就愈难实现。
在又一个新春到来的时候,我还想强调人性这个问题。无论遇到什么,尤其是在我们一时难以判断是非的时候,记住我前面的那句话:基于最基本的人性,分清是非对错;基于最基本的人性,明辨世界和文明的走势。这样才不会迷失。
说话是一种尊严。是记忆的尊严,敢把历史的真相载于竹简。当说话不再是一种不言而喻的权利,却要等待权力的授予……这件事让一个泱泱大国蒙羞。世界就在那里,你总是不选择面对而是选择删除。问题是,你删除得了世界,却删除不了尊严。
从晓辉的遭际可以看出——他那么天才,又那么自律、有毅力,内在地已经为未来的冲刺做好了准备,却被中途驱离了赛场——我们的时代并没有为容纳这样一个人做好准备。我们哀悼他,不仅有私人的情感,也是为这样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而扼腕。安息了,晓辉,从此不再漂泊了。愿你在另一个世界,有书、有音乐、有电影、有亲人陪伴。
20世纪80年代末在中央统战部工作时,我曾干了一件自以为是的事儿。我一厢情愿地想将一些异见人士从“圈外”拉到“圈内”来,其中花心思最多的是方励之。桀骜不驯的方励之却并不领会我们对他的好意,在改旗易帜的路上越走越远,很快中国政局风云突变,方励之终于走上了不归路。
笔者不赞成“中国模式”的说法,但是如果把以强势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定义为“中国模式”,我认为这种模式确实是存在的。在运行多年以后,这种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痛下决心,对过去的发展模式进行根本改造。如果心存侥幸,继续敷衍,问题叠加,前景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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