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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谭竞嫦 :我想先从最初是怎么想到要在维多利亚公园组织烛光晚会这个问题开始采访。最开始这一活动是怎么组织的?谁召集的?目的是什么? 李卓人 :我们必须从头谈起。1989年,民主运动刚开始时,香港人仅仅被看作是经济动物。但学生进驻天安门广场后,香港学生反应强烈。1989年5月,我们有100万人在香港游行,仅仅一个晚上就捐了两千万港币(257万美金)。你可以想象香港对中国的支持。然后,“六四”屠杀使我们认为民主中国最终会到来的希望破灭……大屠杀——坦克进城、机枪扫射、血流满地——确实使香港人心碎。人们对未来感到绝望,同时对这个政权的所作所为极其愤怒。...
从1997年以来,大约有21万7千大陆人移民香港。有时候他们被叫做“新移民”,以区别英国统治香港时期的大陆移民。目前,特区政府每天批准150名大陆人成为香港永久居民。在新移民中有许多是香港永久居民在大陆所生子女或嫁给香港人的大陆妇女。 廖珮珊是香港的人权和妇女问题工作者,在一次交谈中,三位大陆女移民向她讲述了她们的经历:为什么要来香港,在香港的移民生活,对在中国生活的看法,以及对自己在香港的未来的展望。 美,30岁左右,曾在广东做幼稚园老师,嫁给香港人,2009年移居香港,希望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莲,也是30岁左右、嫁给香港人,2007年从广东移民到香港,移民前在广东的一家花店工作;花,...
鲍朴(新世纪出版社) :关于记录的保存,在大陆有一个对比鲜明的例子。我们在做一本关于毛泽东的大饥荒的书,一位香港学者去了大陆几十个中央和省级的档案馆,在最贫穷的一些地区,他有本事找到小心翼翼保存下来的1960年的有关记录。在甘肃,有一套设法保存下来的用数码恢复的1960年的吃人记录:谁吃了谁,怎么吃的以及什么时候吃的。我们的书里有那个名册。因此,在大陆不同的是,至少在过去一切都是相当精心保存的,我不知道现在怎样,因为情况在变化中。他们只是要把它们保密而已,就是这样。虽然没有人可以获取这些记录,但它们是在那儿的。但现在,人们却是通过手机打电话,以便不要留下任何的书面记录。所以我想,...
我想说的主要有两点,这是根据我自己在管理一个环境政策智库和我在与大陆的决策者和政府官员——既有在北京中央当局的,也有地方当局的——一起工作中所学到的经验来说的。
也许大家都读过在危地马拉发生的这个故事。在1996年结束的长达36年的内战中,成千上万危地马拉人被国家秘密警察处决或失踪。多年来,人权工作者一直试图将那些应对暴行负责的人绳之以法,但他们没有做到,因为没有具体证据。2005年,在一家废弃的工厂里偶然发现了大量可以证明这些罪行的警方记录和档案。这家工厂过去实际上一直是秘密警察的弹药库。由于这一发现,后来才能对一些人实施逮捕,把一些凶手带上法庭——其中一些人实际上已经被关进监狱。 这就是档案的力量。如果没有档案,许多人权工作就无法开展。 我们所说的档案,指的是由某机构或个人建立起来的、作为公务行为结果的那些记录。重要的是,以此建立起来的档案,...
前面我们讨论过,如果我们有一个案件,是不是一定要让它在媒体上曝光。我认为曝光肯定是有用的,但关键是怎么做。在你做之前,你必须了解媒体的状况。香港的媒体环境是比较特殊的,因为它毗连中国大陆。基本上,有两个因素会影响到香港的媒体环境,一是大陆的审查制度,二是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出现。 大陆的审查制度造成了一个禁区,在大陆有些书不能印,有些问题传统媒体不能碰,所以这些材料就流到了香港。其实,这种情况过去25年里一直存在,而现在这一点已经更加清楚:到香港出版是大陆人可以做的一个选择。现在不同的是,10年前没有很多大陆人知道他们其实可以在香港出书,但现在人人都知道,如果他们在大陆不能出版的话,...
刘慧卿(香港立法会和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 :我觉得我们有机会聚在一起进行交流非常重要和有益。
我将与大家分享一些看法,这些看法不是从对更大的政治角度或专门对人权问题进行分析得来的,而是根据严重的社会问题,来自于自己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观察中国的方法。
我认为可以这样说,法治或者对法治的渴望,是大陆和香港某种共同的东西。
中国是一个被政治学家们称之为有着许多“国家性质”问题的国家。这就是说,就其地域疆界或其成员来说,其“国家”本身的概念没有一个广泛的共识。有很多的例子:它们是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百分之百地认同官方概念里的“中国”。我们都知道这指的是台湾、西藏、新疆、内蒙古以及在朝鲜、泰国和缅甸边境上的人口。香港和澳门是另外的例子——尽管其各具特色,但却一起构成中国的国家性质不稳定这一问题的例子。 在我看来,在这些不同的例子中,香港在某些方面对北京来说风险要小得多。显然,它地方很小,而且在经济上具有依赖性,没有那种现实的、尤其是台湾所拥有的分离的选择。西藏和新疆等地区也具有这种选择,尽管可能性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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