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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这是一场持久战。我对政权不抱希望,但是对香港民众怀有希望。我相信,当100万甚至三分之一的香港市民加入这场抗争,政府就无法视而不见。我们正在期待一个奇迹,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民众这次更多是自发行动,靠自己显示出民众的力量。香港人变得更为投入,愿意做出更多牺牲,我们民众的声音开始让政权感到惧怕。
我和其他抗争者为当日公民抗命而身系狱中,但我们没有因此忘记自己对和平、非暴力的直接行动的信念。送中恶法一旦通过,香港倒退的程度定必比现时更坏。非暴力直接行动,绝对不能保证拉倒恶法,但可以鼓励士气,继而增加民间的议价筹码,为运动创造更多空间。
最初,这项营救内地民运人士的计划一直被称为“地下通道”。司徒华的解释来自曹植的一首诗《野田黄雀行》。这首诗讲一只黄雀,被人捉去,但一个少年救了他,最后两句是“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中国当局一直将“六四”研究视为禁区,导致研究“六四”历史举步维艰。吴仁华说,他希望为“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留下完整的历史档案,让日后人们再回顾反思时有迹可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必须有历史的记忆,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民族它是悲哀的民族。”
中共绑架中国,精英整体投降,西方输诚利益。香港女子蔡淑芳的努力,或许只是杯水车薪。但“六四”把她淬砺成一个“革命者”——她已经忘我,她不再是一个私人的蔡淑芳。她把自己变成了一座“六四”的活碑。
作为诗人的刘霞比作为诗人的刘晓波更优秀。刘霞写过很多首送给刘晓波的诗,第一首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给晓波》,最后一段是:“也可能此时正有神话诞生/然而阳光太刺眼/使我无法看到它。”那时,刘霞是广场上一名普通的参与者,她远远眺望在广场中心的刘晓波,却不知道他们的命运就此紧紧相连。
六四血腥镇压已经过去30年,许多往事已经淡忘了,但6月4日当天亲历的两个杀人场面却一直刻骨铭心,挥之不去。现在把它写出来,以纪念六四国殇日——中国现代史上那个令人心悸的日子。
这几日是“49年以后仅有的、短暂的新闻自由的盛大节日”,与之前新闻界发起对话有直接关系。他说,“政治领导人做了姿态,各个媒体从业人员也通过这个信号抓到机会,加以充分利用。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突破。”
不要因为多数人跪着,就要弯下自己的膝盖;不要因为同情有危险,就要走向违背良知的方向;不要让利益遮盖我们的眼睛,不要因为无法改变而同流合污。如果不能山呼海啸,那我们就只需等待。总有那么一天,貌似强大的会倒下,貌似永恒的会湮灭。你看历史饶过谁。
六四,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公共事件,事关无辜者的冤魂和正义的伸张、民族的历史真相和未来前途,中国人和中国政府不可能永远沉默下去,必须对此有一个公开交代,交代来得越早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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