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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钩沉

一个林昭,一个顾准,这两个人物的存在,使与他们同时代的许多有头有脸的知识名流,黯然失色。人们当然可以说,这两个人物太伟大了。但人们也可以说,作为这两个人物的参照族群,实在太卑微了。未来的中国人,蓦然回首这段历史,也许会说,那个时代,总算有林昭和顾准。
中国社会的走向,最终必将实现民主,民主宪政必胜。最好的方式还是让民众觉醒,只有群众的觉醒才能实现民主转型。只要民众有了公民意识,民众有了觉悟,中共极权专政就不可能长久。
自古至今中国知识分子与权力过于紧密的关系导致独立精神的缺失;另一个本质特征是他们具有的特殊的救世主思维。中国知识分子的先天不足产生了一个悖论:离权力越近,便离应得的权威越远,也因之离救世越远。中国如果还有启蒙,那么下一步应该回归启蒙的现代性,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责任所在。
自由写作,本是天赋人权,但在不自由的国家里,却像一个罪犯的地下活动。你敢采写中共统治下的历史真相,你就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我深刻地体会到了在不自由环境下,“自由写作”要承受的风险和付出的代价。要坚持这条道路,首先要有克服内心恐惧的勇气。
弥留之际,父亲沉痛地说:“无论做什么事,做之前都要摸着心口想一想,自己做的事能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人,不能做亏心事,做了亏心事,一辈子都会心痛和不得安宁的……”
马上就是一年一度的清明节了,总是想起那些我所调查的,死于暴政的冤魂。他们曾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消亡在专制暴政的铁蹄下。下面一男一女,都被万恶的劳教制度吞噬了青春。我写下关于他们的故事,是为不能忘却的纪念。
五大绝招,五根大棒,五道枷锁。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人的脊梁就这样被文革敲断,再也直不起来。今天,整治知识分子的这些手段早已绝踪,但是,十年浩劫,百年遗毒。断骨容易接骨难。中国文化人的腰板如今是否已经真正挺直挺硬呢?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共产党的官方宣传,把它的这些领导人对理论发展的“贡献”吹得神乎其神,天花乱坠,而其内容,其实质,完全经不起推敲。习近平矢志“救党”,但是,他无力以独特的思想理论为他的党指点迷津,其出色的贡献,却是把日益严密的警察式制度引进党内,看来真是“黔驴技穷”了。
中共的背叛行为和残暴的屠杀,造成了巨大的悲剧并延续至今。西藏人民反抗暴政要求独立,不但合情而且合理,况且西藏政府在法律意义上的主权独立,并没有因为共产党的占领而改变。所以在达赖喇嘛领导下的西藏流亡政府得到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同情和帮助。
这种“宁左勿右”的思想之所以能泛滥,因为党的领导就觉得“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范元甄的性格有个人因素,又是制度的产物。某种制度塑造出某种社会性格的人,这种社会性格的人又成为该制度的维护者,终于被体制抛弃。归根结底,范元甄也是一个制度的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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