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之中国，已经处于毛泽东去世之后政治控制最无法律制约的时期，也是思想压制最不择手段的时期。由于习近平和毛泽东在个人学识、政治经历、所处时代和国际环境等方面的不同，习近平今天不可能、以后也永远不会达到毛泽东生前的那种政治影响力。
网信办不惜触犯众怒，表明它急于在十九大前建功立业、讨好最高当局的心态，同时此举也反映了最高当局的意志，即把各类网络群组变成党的喉舌、党的工具和党的阵地。问题是，中共能做得到吗？
近40年的改革历程证明，中共执政集团早就不是制度的教条主义者，只要有利于政权的生存，增加有效资源，在政治上随时可以调整路线、方向，甚至更换作为执政党同盟的社会基础（社会集团）；在经济上更是灵活多变，对市场经济、私有经济、外国资本这些被共产主义教条排斥的事物，采取灵活务实的接纳态度，发展出了一套政府管控与市场经济高度结合的模式。
周小平现象是今日中国末世乱象中最令人作呕的现象之一，稍有正义感的人都明白，周小平是一个无耻文人，而当局却不惜投入大量资源将其树为样板，给那些想出人头地的青年人做示范，吸引他们打压政治异见，混淆视听，达到所谓网络维稳的目的。
官方媒体经常在警告律师，不要试图通过舆论影响司法，我搞不明白，为什么官方媒体这样可以大肆宣传一个刚刚开始侦查的刑事案件，而且，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有义务收集罪轻和无罪的证据。万一侦查之后收集到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罪呢？万一辩方提供的证据证明嫌疑人无罪呢？央视如何下台呢？如何给这些被央视诋毁的人恢复名誉呢？
当下中国，作为人权律师，刘士辉面对殊荣与质疑，我们需要勇气和担当。我们不得不以自己的绵薄之力，阻止我们这早已苦难深重的国家在蔺其磊专制与极权的泥淖中滑落更深！我们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我们更希望，未来自由人权之唐吉田花，开遍中华大地！
要问“谁卖国？”首先应该问“谁能卖国？”谁能卖国？很简单，只有那些手里有国的人才能卖国。国家在政府手里，只有政府才能卖国。老百姓手里没国，想卖也没的可卖。
极权主义是一种恐惧的政治，极权主义的特点是制造了一种特殊的恐惧。因此，制造恐惧，就成为极权主义的一项工作。第一、恐惧的强度超出对于死亡的恐惧；第二、这种恐惧是弥漫性的，渗透于人们的每个毛孔之中；第三、这种恐惧会升华为一种前所未有的自我约束。
纵观整部零八宪章，可知其完全立足于觉醒了的公民立场，而决不是站在威权统治者的立场上。它的主旨是保障人权和把权力关到笼子里去，而决不是把重心放在给“当权者留足充分的余地”上，更不是“给皇上递谏言状子”。
中国社会对于文革的态度，正在逐渐出现分化与对立，一些知识分子会将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灾难的文革一分为二去看待，现在有人说“赞颂文革”也是言论自由，对此我倒有点困惑，就像在德国你不能赞颂纳粹，这不属于言论自由的一部分。
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春夏秋冬。冬天会燃起火种，这个火种跟春天有关，或者跟文明有关，但却暂时看不到方向和结果。即使在冬天还是有希望，还是有温暖的东西，“善”的种子能够得到保护就会真正成长为参天大树。这就是今天启蒙的意义。
我希望在政治抗议的同时坚守法治原则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假如香港的法律制度遭到破坏，从中得到最大益处的是大权在握的北京政府及其在香港的代理人，他们将更加肆无忌惮地将共产党在中国大陆藐视法律、为所欲为的那一套复制到香港。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政府正在不断地破坏香港的法治，从派遣特务越境绑架这样的下流伎俩，到公然宣布中英联合声明无效和违反基本法这样的胆大妄为，这些都说明了他们正是破坏香港法治的最大危险。
香港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在街头发起了“反港独、反冷血、反伪学呐喊大会”，公开用血腥的语言威胁要对提出港独的人士“杀无赦”。正是北京政府，它处心积虑地通过梁振英、何君尧之流来激化香港社会的矛盾，以此浑水摸鱼，乘机彻底撕毁一国两制的承诺，以便名正言顺地将那一套“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极权制度引进香港。
我终于自己来到妈妈的墓冢前。她孤零零地躺在这里，等了我整整12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理当依循风俗，年年清明来此祭扫，这是起码的人伦，可我却无法履行这一点点为人子的孝道。我跪在妈妈墓前深感罪责。妈妈呆在这里，是在守望她那海外的儿子，今天她终于等来了我，妈妈留在这里的理由已经消失。我要带她离去。对我自己而言，妈妈的那个墓冢一旦空了，我的牵挂也就消失了。中国再也没有我的家。
时代不同了，在最伟大领袖去世四十一年后，次伟大领袖去世二十年后，我们用苹果手机，用别有用心的人开发的梯子，翻到墙外去听美国之音。昨天是9月9日，既然自己写发不出来，就去墙外看了看别人在四十多年后怎么看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在没有现代政治文明建立之前，百姓的命运只能掌握在伟大的手中。
五四刚好爆发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後，一定程度也可以说，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的所谓礼物之一。这种群众暴力、群众运动、群众政治，恰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法宝。可以肯定地说，没有群众暴力、群众运动、群众政治，就没有苏俄政权，群众暴力、群众运动、群众政治是苏俄政权的助产婆。
义和团、红卫兵、爱国贼是中国百年来名为“爱国”、实为祸国的三大怪胎，而且不仅祸国，还祸害国际准则、祸害人类文明。义和团与红卫兵已经被当时的政府抛弃，当代社会也大体知道了他们是什么货色。但爱国贼，人们现在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他们的本质与危害。
义和团运动带有鲜明的反科学、反理性的反智主义倾向，它与中国历朝历代农民起义主张反智的精神传统一脉相承，在本质上反映了晚清保守派阶层的诉求，是保守派贵族伪装民意、煽动民愤、蛊惑民心、挑动民粹的结果。使得求真务实的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受到巨大挫折，并点燃了“民粹民族主义”的烈焰，使其燃烧至今。
从希特勒夺取政权和最终完成法西斯专政的过程可以看出，道路很曲折，可谓费尽心机。而他最后终于得逞，有各种复杂的因素，总的说来还是反对他的力量太软弱、分散，德国的民主制度不够成熟，中产阶层不够强大，最根本的是广大群众的蒙昧和盲从。一个国家主义、一个民粹主义足以蛊惑人心，是法西斯赖以生存的土壤。
哥本哈根会议的失败，直接原因是中共的搅局战术，但其深远的根源，还是《京都议定书》首创的一个基本原则：“共同而有区别”，即发达国家强制性减排同时发展中国家不受限制。《京都议定书》确实是人类拯救气候灾难的第一次共同努力。但是排斥美国的合理建议，纠集多数压制少数的做法最终遭到失败。
在启蒙哲人中，没有谁像卢梭一样，其思想和一生境遇关系如此紧密，没有谁像卢梭一样，引起后世如此激烈的争论，也没有谁像卢梭一样拥有如此众多的信徒和敌人。他的哲学社会学思想中充满了梦想，梦想一个人人平等而自由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