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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

最初,这项营救内地民运人士的计划一直被称为“地下通道”。司徒华的解释来自曹植的一首诗《野田黄雀行》。这首诗讲一只黄雀,被人捉去,但一个少年救了他,最后两句是“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中国再怎么经济改革,再怎么经济发达,你不讲真话,你不让老百姓知道真相,你仍然不是一个文明社会,仍然还是一个愚昧的社会。你这么个国家,再弄得冠冕堂皇,房子再造得漂亮,吃的东西再好,但是大家都不能讲真话,那是什么人。没有说话的自由,永远进入不了文明社会的行列。
对今日的中国威胁,老布什是难辞其咎第一人。当年老布什对中共,尤其是对邓小平的残暴罪行太姑息了,这个道义上的重大错误是很难为之辩护的。因为邓小平做的太过分了,以至苏联和东欧的共产政权都为之蒙羞,成为冷战意外终结的重要因素。
习近平肯定六四屠杀,也继承了当年邓小平屠杀人民的罪恶,习近平要打通中共建政的前后三十年,也打通了前后三十年的罪恶。为此所有的罪恶都由他来承担,一个也不能少。由此,习近平将以中共建设政以来最为罪大恶极者,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今年是89年“六四”屠城惨案三十周年。这对我们难属群体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三十年了,我们期望来自于政府有诚意的就屠城惨案的道歉,至今未果。“六四”惨案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永远的伤痕。我想,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六四”惨案终将会在中国得到公道、公平正义的那一天。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它让我们看清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在那会儿,这个党所有的外衣脱落在地,毫无隐藏。没有任何书籍、电影或者博物馆,能够让人看得如此清晰。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六四是五分之一世界的历史转折点。是一个朝向可怕的方向的转折。
所谓中国模式,所谓中国奇迹,就是建立在六四屠杀的基础之上的。正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无非是权势者在专制铁腕的保护下的公开抢劫,这样的改革越深入,权势者越不愿、也越不敢实行政治改革。它必定会对人权、民主和正义等价值更加蔑视与敌视,对人类的自由与和平构成更大的威胁。
中国当局一直将“六四”研究视为禁区,导致研究“六四”历史举步维艰。吴仁华说,他希望为“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留下完整的历史档案,让日后人们再回顾反思时有迹可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必须有历史的记忆,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民族它是悲哀的民族。”
1989年那场民主运动轰轰烈烈的场面和血腥屠杀的场面,是中老年以上的那几代人难以忘却的记忆。和平演变,当然是我们的最高理想。但是没有暴力斗争的严重后果作对照,人家凭什么让你把他们的特权演变掉呢?没有以命相搏的决心,流氓暴徒们会向人民让步吗?和平演变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没有不付出代价的和平演变。
当局极度怕六四躲六四的原因,恐怕只有一个:因为“事已做绝”,且做得很无耻,故而心亏得慌,“何以对天下”(李锐语)。干坏事的人心亏得慌,决定了无论他们多么处心积虑地掩盖真相、抹去记忆,把六四弄得似乎从未发生过一样,正义的历史法庭也必将会呜锣升堂,标志历史转捩点的历史大审判也必将会到来,虽然现在还未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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