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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畫家武文建

2009年06月04日

廖亦武

1989年那年,武文建才19歲,是一名崇拜梵高和高更、做著畫家夢的見習廚師。在目睹政府派軍隊進北京鎮壓後,他在6月5日當眾譴責屠殺而被當局以“反革命宣傳罪”判刑7年。武文建說,“六四精英”的文章不計其數,可誰替這些“六四暴徒”說過一句話呢?
[編者注:本文摘編自廖亦武(老威)的同名作品。]

2005年5月26日下午,星期四,經朋友牽線,我在位於北京大山子的798藝術工廠內訪問了出身工人階級的畫家武文建。

天氣晴朗,我眼前的武某身穿火紅襯衫, 顯得神采飛揚。閒話了幾分鐘後,我們便到附近的東北餐館開始進行採訪。不用我的誘導,武某即在一片嘈雜中打開話匣子,似乎早埋下腹稿。我邊吃邊習慣性地插問,而武某說了個把鐘頭,只動了幾筷子。

“六四”時他被逮,判刑7年。因既不是學生領袖也不是知識精英,他就只能與動亂暴徒關在一塊。“這些人和你老威挖掘過的底層人物一樣,沒歷史、沒社會面貌,甚至不知該怎樣定位。”他嘆息道,“16年了,沒人站出來為他們吆喝一聲,罪都白受了。”

餐畢,覓一偏僻去處,直到午夜12點過,武某才不得不閉上嘴巴。我和他走至街口,然後分別。我的背包裡揣了一組血洗天安門的油畫照片——多年來,他已塗抹了若干噩夢似的油畫,卻一張也沒拿出去。“等吧,”他說,“16年都等了。”


老威:我們還是從頭說起吧。

武文建:從“六四”說起?

老威:“六四”之前。你的家庭,你的職業?

武文建:按共產黨的階級成份,我出生於根正苗紅的產業工人家庭。北京地區有兩大國企,一是首鋼,一是燕化(即燕山石化,直屬中國石油,地點在北京房山區,有幾十萬職工)。父母是燕化工人,我和我哥都是燕化子弟;再往上追,我爺爺在舊社會上中專時,就秘密入黨。他畢業於林彪任校長的抗日軍政大學,1941年就在戰鬥中英勇犧牲了;我姥爺也是四幾年入的黨,後來被日本鬼子抓過,嚴刑拷打,背上還烙了一大塊印。

另外,我爸,我叔,我兩個舅舅,全都是共產黨員。所以,我從小就受革命傳統教育:艱苦樸素,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解放全人類。

家族雖然有這種支持共產黨的傳統,父母也就是做老實工人的命。我也老實,子弟學校畢業,分配到燕化後勤,學廚子。年輕人不樂意,但我爸說啦,組織叫干啥就干啥,不准鬧情緒。到了1989年,我剛19歲,在餐廳工作了兩年,還沒轉正。

我一個小人物,像一顆芝麻粒掉進湯鍋,所以談不上“投入”。

那時我迷上了油畫,專門拜了個老師,每天瘋 狂地學習,連炒菜也琢磨著繪畫,聯想著梵 高、高更。我不知道學潮怎麼開的頭,我對政 治氣候也不敏感。胡耀邦逝世沒多少天,1 我搭公交車進城,去中國美術館看一個畫展。 出來後逛大街,發現有許多學生在遊行,抬著 胡耀邦的像。我站在街沿邊看了一會兒,還捐 了1塊錢呢。

老威:此刻你還是一個旁觀者。你具體投入是 什麼時候?

武文建:我一個小人物,像一顆芝麻粒掉進湯 鍋,所以談不上“投入”。當時天安門還沒多 少人,熱鬧都集中在王府井一帶。我一小伙 子,自從做了畫家夢,就不愛上班了,只要沒 事兒,就喜歡往城裡跑,豎起耳朵到處聽新鮮 唄。

直到5月20號,李鵬傻屄發布戒嚴令,部隊分幾 路准備進城了,北京市民才開始起來,聲援學 生。燕化也在那天組織了大規模的遊行,我們先在火車站集中。當時從長安街到天安門廣 場,人山人海,我跟在隊伍裡,很激昂,卻沒 任何政治動機。許多人和我一樣頭腦單純:就 是愛國,聲援學生。

老威:你參加過幾次遊行?

武文建:大概4次吧。天安門熱鬧起來後,我莫 名興奮,有時進了城,就一宿睡在草坪上。5月20號游完行後,有人說:“我們工人階級能否 幫這些學生做點什麼事?”於是大伙就派我去 天安門指揮部接受任務。

我是愣頭青,一挽袖子就上了。當時設了六、 七道卡,可真夠嚴的。我口袋裡揣著《工作 証》,一被擋住,就掏出來,哇啦哇啦解釋。 好不容易進到最後一道卡,見到的所謂“指揮 部”就設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台階底下,一些 學生領袖裹著灰不溜秋的破衣裳,胡子拉碴 地。我當時就立在那兒,衣領歪斜,也不認識 誰是誰,就大聲說:“我們是燕化工人,你們 需要幫忙嗎?我們有一大幫人。”學生們把我 圍在中間,上下打量好一陣兒,其中一個說: “讓我們研究一下。”

我等了幾分鐘,剛要出去,一張紙條還真遞過 來了,內容是:“請你們去天安門東北角維持 秩序。”

於是燕化的100多人就去東北角維持了一宿的秩 序。當時的廣場可真夠亂的,各種謠傳蜂起, 北京的市民們非但沒叫嚇唬住,反而被激發了,拿老毛的話說:“人民群眾充分發動起來 了。”

老威:廣場聚集了多少人呢?

武文建:汪洋大海啊,我哪數得清?我幾乎累 趴下了,但是被那種人性突然之間的昇華所觸動。許多老百姓自願到天安門,送水送東西。 有個70多歲的老大爺,由他兒媳婦領著,擠過 來,遞上兩大包。他兒媳婦嚷著解釋:“我們 不讓老爺子過來,他偏過來給你們送吃的,家 裡攔不住啊!”

我都感動得掉淚了,那種人性的純粹世界,唉,真是一去不返了。

老威:你就留在天安門了?

武文建:沒有,撐了一兩天,燕化的人還是回 去了。在之後的十幾天,我只進過一次城,我呆在家裡畫畫。直到6月3號晚上,我邊看電視 邊畫畫,突然屏幕換了,並且宣布“不許市民上街”,不許什麼的,要採取行動什麼的。我 急壞了,一宿沒睡,第二天大早就急匆匆地進 城去。

老威:你可真夠勇敢的。

武文建:我已經作好了死的准備。我打小被共 產黨洗腦,相信“軍民魚水情”,所以做夢也 想不到會開槍殺人!我按捺不住,一定要去天 安門看一看,我暗地希望那一切都不是真的。

直到5月20號,李鵬傻屄發布戒嚴令,部隊分幾路准備進城了,北京市民才開始起來,聲援學生。

公交車在天橋停,我下去,沿著大街一直走到 天安門,地上全是一灘灘的血。我有一張畫, 就涂的這些情景。

老威:你還能進到廣場?

武文建:坦克和部隊都扎在裡面清場,進不 去,只遠遠望見在冒煙。

從旁邊街道能走得通,就是亂。這一灘血,那 一灘破爛,槍聲稀稀拉拉的。當靠近前門底 下,我突然望見一大片解放軍,人人手裡都握 著齊眉的棍子,就迎著跑過去。

老威:你找死?

武文建:我是個和平主義者,別看我只有19 歲,卻反感扔磚頭,砸瓶子一類的過激行動。 我還是願意相信解放軍——只要不被激怒, 他們還是不會喪失理性。所以我就迎過去,可 這時,有市民蹦出來,從我身後向當兵的扔磚 頭。我急忙揮手叫道:“別打!別打!別激化 矛盾!”

我幾乎累趴下了,但是被那種人性突然之間的昇華所觸動。

老威:你太傻了!

武文建:是傻。甩磚頭的轉眼跑了,我沒甩磚 頭,就理直氣壯地站在原地。可說時遲,那時 快,驀地從斜對面爆出一聲吼:“就這小子鬧 的!就這小子嚷嚷得歡!!”我本能地扭頭, 哎呀!綠油油的一大片,都把棍子舉過頭頂, 直撲過來,我渾身一麻,蹭地就竄開了。

老威:當兵的訓練有素,你能跑掉嗎?

武文建:農村兵普遍腿短,再訓練,先天不 足,也跑不過我這腿長的。加上這是奔命呀, 有一刻腿軟了,棍子頭估計是鐵的,擦著我的 背梁骨,嗡地就下去了。我一炸,跨腿就竄了2 米多遠,真瘋了。

我是北京人,熟悉地理,拐進了一條胡同,當 兵的也害怕,就不追了。可我背上瘀了一大塊 傷,黑紫色,半個多月也沒消。

老威:到底有多少人追你?

武文建:魂都飛了,還記得數?估計有好幾百吧。

老威:只追你?

武文建:像趕鴨子,我感覺前後左右都有人在逃。一個小伙子,只比我慢了兩三步,就被一棍兒給撂翻了,接著叫綠色蓋住,棍子密密匝匝地打下去。

老威:你在逃,怎麼能看見呢?

武文建:我已竄入老北京火車站旁邊的胡同, 見當兵的回頭,就趴在那豁口看。就50米,清 清楚楚,把人打死過去了。後來當兵的撤了, 我和躲在車站裡的幾個人,才敢出來救護。我 抱起那人的腦袋。

我已經作好了死的准備。我打小被共產黨洗腦,相信“軍民魚水情”,所以做夢也想不到會開槍殺人!我按捺不住,一定要去天安門看一看,我暗地希望那一切都不是真的。

老威:那人是誰?還活著嗎?

武文建:當時還有氣兒,可那腦袋已經變形。

老威:爛了?

武文建:沒爛,也沒血,可腦袋已經不是腦袋 了。我問他:“你是哪兒的?”他還應了聲: “首鋼。”後來我們截了輛三輪板車,一路狂 奔,進了同仁醫院。但見那過道上,一溜,全 躺著傷員。我們把人交給兩個身上沾滿血跡的 護士,就退了出來。滿腔悲憤,腦子亂極了。

老威:醫院裡躺著多少人?

武文建:真不知道。在過道的門口,護士就過 來接人,不讓進。走在街上,我的眼淚還嘩嘩 地掉,天晚了。六月四號,銘心刻骨,我在街 頭歇了一宿,想的都是大問題,國家怎麼辦? 我怎麼辦?

老威:你睡在哪兒?

武文建:前門附近的5路公交車站,尋了輛公汽 就上去了。車內有十幾個落難者,學生、市 民、工人,外地和本地的。到了天亮,我才搭 班車,回到家已是中午了。由於熱血還在胸中 蕩漾,我就找了件體恤衫,用毛筆寫上:“還 我民主!還我自由!”後背還是國父孫中山的 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我穿著這抗議衫在燕化廠區游走,逢人便說城 裡的情況。廠區十字路口聚了很多職工,把路 都堵斷了,公共汽車開不動,連乘客也下來 了。大伙推舉我講話,根本不由我分說,許多 手就又推又舉,把我弄上一輛130貨車;還嫌 矮,就把我弄上轉盤旁邊的架子樓……

老威:你演講了一番?

武文建:我—19歲的小伙子,哪有口才?不過呼了一陣兒口號:“打倒鄧小平!打倒李鵬!”“罷工!罷市!”“反對鎮壓!”我還推磨一樣旋轉著,讓大家看身上的字——後來這些舉動都上了《起訴書》。

老威:我估計混在群眾中的便衣不少。

武文建:都是一兩代﹑兩三代的燕化職工,從小就在一塊混,誰不認識誰呀?人們都瘋了,一千多人哪,後來不用我喊,下面也狂呼口號,甚至叫嚷著開車進城干解放軍去。可正在這時,我爸趕來了,是派出所報的警:“武師傅,你家老二在造反!”我爸一拍大腿就來了,剛撞上我從架子樓下地,就被我爸劈胸一把揪住:“兔崽子你……”

我是個和平主義者,別看我只有19歲,卻反感扔磚頭,砸瓶子一類的過激行動。我還是願意相信解放軍——只要不被激怒,他們還是不會喪失理性。

我一把抓定老頭揚在半空中的巴掌,像個英雄一般斷喝:“你別打!”

周圍簇擁著不少石油化工學院二分院的學生,不認識我爸,見有人打英雄,不干了,轉過去扯住老頭就要下拳頭。我立即攔住並大喊:“大家別打了,他是我爸!”

老威:後來呢?

武文建:大勢所趨,群情激憤到天晚也就罷了。我爸的勁兒可真大,死拽著不鬆手,直到我跌跌撞撞跟他回家。父子倆都感覺落差太大了,一貫光榮、偉大、正確的共產黨、人民政府、解放軍一剎那翻了個個兒。我爸是條漢子,在我的印像中,只有我生母去世時熊過一次,可這次,他熊到底了。在屋裡,他沒再打我,而是說:“你六月四號進城,那麼亂,連招呼也沒打,晚上也不回。我一宿都沒睡踏實,外頭一刮風,我就驚醒,去你屋裡看。你媽死得早,萬一有個三長兩短,我的罪就大了。”老頭子話到這兒,淚花兒都出來了。

由於熱血還在胸中蕩漾,我就找了件體恤衫,用毛筆寫上:“還我民主!還我自由!”後背還是國父孫中山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我爸熊了,我的情緒也落下來,挺心酸。我說:“已經這樣了,好不了,肯定要抓我。那我還是先躲躲吧。這麼大的一場運動,不會說完就完了,估計要打內戰。”我爸可聽不得這個,他說:“你不能再鬧,再鬧我就死去。”我還能辯什麼?他再擁護共產黨,他是我親爹呀。於是我匆匆收拾,連夜逃到河北老家。當時奶奶還沒去世,我就住她屋。

老威:什麼時候抓你的?

武文建:大概二十幾號。

老威:這麼快?莫非是你爸漏嘴了?

我— 1 9 歲的小伙子, 哪有口才? 不過呼了一陣兒口號:“打倒鄧小平!打倒李鵬!”“ 罷工! 罷市! ” “ 反對鎮壓!”

武文建:也不算漏嘴,人家上門一問,我爸直 接就說我回老家了,還把詳細地址都給說了。

老威:你爸出賣你?

武文建:相信政府相信黨,這就是我爸。他跟 燕化分局一位副局長是朋友,去求了情,人家 也答應,只要找出你的兒子,一定寬大處理。 副局長還向派出所打了招呼。我爸以為,他兒 子最多關幾天,教育教育就放了。他做夢也沒 想到我會判7年。

我爸還從單位借了輛車,親自到奶奶家接我。 他還挺高興,說文建咱們回去吧,北京平息 啦,沒事兒了。於是父子倆說說笑笑上車,剛 開出村口,卻見兩輛車攔在那兒……

老威:設了個套吧?

武文建:差不多。我爸已與公安局有口頭協 議,接我之前,他親自給副局長老朋友通了電 話,口氣挺輕鬆——一個毛孩子,不是大家看 著長大的嗎?明擺著就那麼點事兒,回來說清 楚就行了。

我爸可聽不得這個,他說:“你不能再鬧,再鬧我就死去。”

就這樣,我一見兩警車擋道,就意識到糟了。 我下了車,但沒跑。這時警察全從車裡下來, 有人迎頭就問:“你叫什麼?”

我答:“我叫武文……”

音兒沒落,就聞一聲嚎叫:“抓的就是你!”

老威:有多少人圍剿你?

武文建:抓北京來的暴亂分子,這是大好的立功機會,所以整個縣公安局60多個人,全出動了。我被捕回縣局,叫銬在一棵樹上,才聽見他們口氣興奮地打電話給北京:“武文建落網了。”

我被大致審了一下,接我的人就到了。衡水縣局一個處長,領著一幫人,還扛著攝像機,與北京方面相見。那處長像個演員,當眾啪地立正,行禮,然後大吼:“慶賀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亂成功!”

盡管我銬在樹上,還是笑得差點背過去。但那個處長大約受過文革洗禮,不懂調侃,竟用他粗大的指頭直戳我的腦門,咬牙切齒道:“你還這麼囂張!”那種氣急敗壞,似乎我強奸了他家閨女。

就這樣,我被銬回去,在分局關了兩個月的小號,再由市局執行逮捕,罪名是反革命宣傳煽動。89年9月7號,有一批同樣罪名的人被集中在北京市看守所。從此,我在這兒一蹲大半年。

由於我的事實清楚,只審了7次,沒費多大的事兒。

老威:一個號子關了多少人?

武文建:我們把號子叫“筒”,大筒關幾十人,小筒關7、8個人。那是蘇聯援建的老式監獄,夠牢實,一進門,兩邊都是通鋪。當時在裡面的還有詩人葉文福,他寫過《將軍,你不能那樣做》,名氣很大,學潮期間卻宣布退黨。我親耳聽見他在樓下吼:“我操你媽!”看守拿他沒奈何,就抱怨:“還是詩人呢,真臟!”

還有往天安門老毛像扔雞蛋的3 人— —余志堅、魯德成、余中岳也關在這兒。余志堅曾和我關一個筒。

老威:這3人太慘了,謠傳兩個人瘋了,魯德成 冒死逃到泰國,申請政治避難,還被拒絕。當 泰國警方剛要遣返時,被加拿大政府接受了。

抓北京來的暴亂分子,這是大好的立功機會,所以整個縣公安局60多個人,全出動了。

武文建:回來就死定了。余志堅判無期,魯德 成15年。北京第一批大概斃了9個“六四暴 徒”。還有一個傳奇人物,叫朱中生,他在天 安門廣場進第一輛坦克時,跳上去撬那鐵蓋 子,結果被拍了下來。這老朱一二審都死刑, 已經腳鐐手銬,打入死筒等待覆核上路了,可 那張紙始終沒下來。他在死筒囚了兩年多,人 都變形了,才改判死緩。受的刺激太大了。你 知道在看守所,隔三差五就有人上路,開一次 門,受一次刺激,如此心驚肉跳幾百天,才改 判。

勞改時,我和這老朱睡上下鋪,經常聊天。

老威:我先後和20多個死刑犯呆過,知道判了 死要活,真比登天還難,這人的命也夠硬的。 對比之下,你覺得自己挺幸運吧?

我們把號子叫“筒”,大筒關幾十人,小筒關7、8個人。

武文建:19歲,判7年,當然幸運啦。當時一輛 中巴囚車把我拉到中級法院,下到地下室,法 警就直接塞我進一鐵籠子,演戲就開始了。

說起來真沒面子,地下室兩邊的屋子全滿了, 法官看樣子有些尿急,就在過道上開庭。律師 也是指定的,程序快走完了,他才說了一通“ 年紀尚小,無知,請求從輕”之類。

老威:庭開了多久?

武文建:就1個多小時,宣布延期宣判;1個多 月後發給《判決書》。我懵了一下,想想出獄 才26歲,就適應了。後來下了監獄,比較周圍 的人,更覺自己劃得來。可判決下來我還是上 訴了,主要是拖延時間,怕去勞改。二審開庭 倒挺正規,好歹在屋子裡。我沒請律師,就自 己辯護說:“趙紫陽不是總書記嗎?不聽他的 聽誰的?你們說我‘妄圖推翻無產階級專 政’,我才19歲,有這個能力嗎?”

老威:的確滑稽。

武文建:對,上面已定好了。比我冤的人多 啦,張寶生你知道嗎?年齡最小的暴徒,沒爹 沒媽,掏羊糞的,15歲判15年,罪狀是揍解放 軍……還有擋坦克的王維林,筒子裡盛傳他栽 進來了,可死活不知。我估計在當時,活著也 得扒層皮。連明星陳佩斯都關了一宿,我算什 麼。

我沒請律師,就自己辯護說:“趙紫陽不是總書記嗎?不聽他的聽誰的?

我是90年3月9號離開看守所去北京市第一監獄的。剛進去,我還挨了揍,因為這是規矩,每個新犯都得挨揍。之後就是學習,上面挺重視,不斷有官員來視察,大概是看看這些暴徒是否長得青面獠牙吧。

老威:除了秦城,“六四暴徒”們都關在這兒嗎?

武文建:10年以上在這兒,10年以下關天津茶甸,勞教在大興。我送一監是因為戴反字,反革命暴亂、組織、煽動等等,大約有一百五六集中在這兒。而秦城,除了部級就是精英吧。

老威:我聽說陳子明曾在一監。

我沒請律師,就自己辯護說:“趙紫陽不是總書記嗎?不聽他的聽誰的?

武文建:在二監。一監原在市內,因為1993年 要申辦奧運會而取締了,我們就轉到二監。我 老見陳子明在樓下溜躂,剃一禿瓢。聽人說, 監獄長找他:陳子明,我們聊聊。他卻揮揮手 道:去去,你沒資格和我聊天,要聊,就把司 法部長叫來。

老威:有脾氣。

武文建:他判了14年,是監獄裡唯一拒絕穿統 一囚服的犯人,因為沒有罪。後來他得了癌, 保外就醫,可就是不出國。所以陳子明稱得上 是“六四”精英裡的一條漢子。

老威:那些“六四暴徒”的勞改狀況怎樣?

武文建:非常慘,幹活,一直幹活。入監集訓 後,就幹外加工,鎖邊縫扣子,一天十幾個小 時。“六四”以後,共產黨的宣傳機器一致聲 稱暴徒們絕大多數為勞改釋放犯,這惹火了當 時的國家勞改局長魏孝如(譯音),他快退休 了,就站出來公開說不。他列出一個統計表, 証明這批暴徒身世清白,有勞改勞教前科的比 例極小。這事兒在國際上引起了轟動。

20年了,誰替這些暴徒說過一句話?

我覺得,共產黨的這個勞改局長比許多海外流 亡精英強,他至少敢說實話,不管他出於什麼 目的。16年了,誰替這些暴徒說過一句話?都 是普通的北京市民,有優點有缺點,激於義 憤,就幹上了。扔幾塊磚,幾個瓶子,一個 筐;還有攔軍車、演說、撬坦克蓋,可同一個 目的:是不讓部隊進城去屠殺學生。後來學生 們撤出天安門,他們就成了“天安門事件”的 主體——可在精英們創造的歷史中,他們沒有 地位。

有一個瘸子,判了10年以上,我感到奇怪,就要過他的《判決書》看,上面寫著:“用皮帶猛抽坦克,打完之後,揚長離去……”還有扣下給養軍車,把食品分給學生和市民充飢——一個叫朱XX的,大公無私地分了半天,車空了,自己卻沒撈著吃。他東尋西找,終於在旮旯裡發現有隻燒雞。不料,這燒雞上了《起訴書》,他判了13年,後來他在獄中衝我叫屈:“這雞貴啊!”

老威:你同“暴徒”們相處得不錯。

武文建:都是苦命人,一起幹活兒唄。

老威:什麼活兒?

有一個瘸子,判了10年以上,我感到奇怪, 就要過他的《判決書》看,上面寫著:“用皮帶猛抽坦克,打完之後,揚長離去……”

武文建:什麼活兒都幹。我們還檢查過橡皮手 套,清潔工或者手術台上用的,套嘴上卜卜 吹,看是否漏氣。累極了,有個大胖子受不 了,仗著脂肪厚,往肚子上拍針——因為他手 指頭粗,縫西服裡子別扭。自殺不行,反改造 行為,那就拍針自殘。我還與《人民日報》的 吳學燦是難友,我們縫,他幫著剪虛毛。一年 多後,我都練得能背過手去穿針了。

老威:你們替哪家服裝廠干?

武文建:北京友誼服裝廠。夏天縫冬裝,冬天縫夏裝,滿屋子飛著衣服毛,汗把小褲衩都濕了。太苦,真他媽想把廠子給他砸了。我受不了,絕食4天,有人勸我:“你丫真不吃啊?做個樣子就得啦。”還刷地往我鋪裡揣一火腿腸。

我是1995年釋放的,減了幾個月的刑。我爸做 夢也想不到父子重逢要等這麼久,但他的共產 信仰沒變,不願說政府一句不是。他依然警告 我:“你要再折騰,我就去死。”有啥辦法, 再不開竅,他是我爹呀。

“六四暴徒”也陸陸續續出獄,無響無臭,得 不到一絲關注。當年的激情煙消雲散,時過境 遷,世態炎涼,他們都極其厭惡政治。我還有 個畫畫的手藝,賣過一段服裝後,就能弄個廣 告,搞個設計。那是簡單、技術化的沒腦子的 活兒;但我的激情還停在那兒,我老是畫坦克 壓人,血把天安門淹沒,民主女神像……畫框 內的每一筆,都哇啦啦地喊著。這是永遠的題 材,或許我畫得不好,或許應該反思反思再 畫,但是不行,我管不住我的夢,我的手腳。 這些畫,我不會賣;將來“六四”翻過來,我 也不想賣——但願那時能建一個種族恥辱的博 物館,我就把它們捐出去。

但我的多數難友,以前就是普通市民,世道一 變,沒工作,連謀生都困難。有一哥們,“六 四”前開飯館,很有錢,學潮時送吃送喝,跟 著栽進去十幾年,出來後接著開一夜總會。他 接濟了許多難友,相當於“暴徒”們的民政 局,但他一口也不願提過去,特別是民運那檔 子事兒。

有一個瘸子,判了10年以上,我感到奇怪, 就要過他的《判決書》看,上面寫著:“用皮帶猛抽坦克,打完之後,揚長離去……”

前不久,我與一難友通電話,他會雕章,我懂 畫畫,本來挺投緣。但我告訴他,畫了一批 “六四”屠殺的油畫時,他一下子就打斷我: “你弄那玩意兒干啥?牢還沒蹲夠啊?”我 答:“這口氣沒出哇。”他答:“我的氣早癟 了。兄弟, 別去碰政治, 太殘酷, 太 臟。” 他也許是對的。海內外的“六四”精 英,近16年來,估計寫了幾十萬篇文章吧—— 我每年都要看一些,就沒一個字為這些“暴徒 “而寫,好像這些人根本沒存在過;好像“六 四事件”就只有天安門,除了那兒,牢牢吸引 住世界的眼球,其他地方發生的事兒,一天天 全被淡忘了。

海內外的“六四”精英,近20年來,估計寫了幾十萬篇文章吧——我每年都要看一些, 就沒一個字為這些“暴徒“而寫,好像這些人根本沒存在過...

這些人到底怎樣定位呀?官方叫“暴徒”,而你們這些學歷史、文學、新聞和社會學的有發言權的精英們,你們把曾是天安門運動主體的“暴徒”們叫什麼呀?你們在廣場慷慨激昂,群情激憤,好像為國為民為自由為民主,沒一點私心,好像已經豁出去了——北京市民就是受你們的感染去擋軍車,不讓你們挨槍子,但是你們倒好,跑得比兔子還快……那柴玲,站在紀念碑下,一次一次地煽乎,純得跟天使似的;後來跑海外,要退出民運了。你靠這個起家的,現在撈夠了,要退出了——這當然是你的自由。但你不要忘了,當初多少人就是受你們——柴玲、王丹、吾爾開希、李錄、封從德等等的感召卷進去的……就說我吧,“六四”那天在城裡聽信謠傳,說柴玲、王丹、吾爾開希都被當兵的槍殺了,悲憤異常,我隨後的勇氣,就來源於這種悲憤。付出的代價太大了,人太多了,你們負不起責;可你們在一篇篇回憶文章中,說的就是學生的那一點事兒。你們每個人都發展得頂好,聰明啊,算計得不錯。

老威:你對知識分子期望太高了,文建。其實在1989年胡耀邦逝世後,已是山雨欲來,知識分子們捲入學潮的動機很複雜,不少人以為要改朝換代了,都不願失去這最後的介入歷史的機會,因為一旦失去這機會,就意味著喪失對未來的話語權。

武文建:沒說話權就沒歷史嗎?

老威:從古至今的規則就是這樣,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挖掘真相,尋求改變這種精英劃定的歷史定局。

可我寫不了,許多人不僅寫不了,連講也沒人聽。“六四”難屬中出了個丁子霖,真是幸事;但“六四暴徒”中有誰呢?

武文建:可我寫不了,許多人不僅寫不了,連講也沒人聽。“六四”難屬中出了個丁子霖,真是幸事;但“六四暴徒”中有誰呢?

編輯注釋

1. 胡耀邦於1981至1982年期間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至1987年期間任中共中央總書記。1986年發生了一系列學生抗議活動之後,他於1987年1月16日被迫辭職。中共黨內的強硬派指控他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過於軟弱,對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過於同情。他在黨內受到侮辱性的批鬥,並被迫做出檢討。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當天就開始不斷有民眾到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圈悼念他,表達了對他遭遇的同情和對當局的不滿。從4月17日開始,悼念活動規模不斷擴大,很快演變成民眾發泄對官倒腐敗的強烈不滿、要求政治改革的抗議活動,由此引發了全國范圍的八九民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