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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與展望

2009年06月04日

王丹

在過去20年中,“六四”鎮壓對中國社會有什麼持續影響?1989年學生民運領袖王丹認為,“六四”鎮壓宣告了一個政治恐怖時期的到來,它令中國人民躲避政治,因而使中國領導人得以在沒有進行政治改革的情況下繼續其經濟改革。結果,貪腐猖獗——引發“八九”民運的一個主要原因— — 在2 0 年後繼續侵蝕中國社會,並且威脅其穩定。雖然如此,但王丹對中國的未來還是持樂觀的看法,他相信未來的中國將會是一個建立在繁榮、穩定、自由和社會公正上的、在國際社會中負責任的一員。

1989年發生的“六四事件”至今已經過去2 0 年了。雖然當今國內民眾中有些人因害怕遭受政治迫害而不敢提及,或者已經將其淡忘,但是,20年來,那場民主運動所提出的要求一直伴隨著中國的政治生活,並凸顯出其重要性。鑒於“六四”後中國所發生的變化,我想值此“六四”20周年之際,首先,對1989年發生的那場民主運動做一回顧;其次,對中國的現況做一評價; 第三, 對中國未來的走向提一些看法。

在過去的20年中,對於1989年民主運動發生的原因及其意義的討論從來沒有停止過,但都沒有將那場運動和90年代尤其是鄧小平1 1992年南巡之後的中國社會的轉型聯系起來。我認為這是個嚴重的不足。從這個角度出發,我想提出自己的三點看法:

我認為現今制度性腐敗猖獗的一個原因是當局在1989年對消除腐敗的要求進行了暴力鎮壓。

第一,現今人們再提“六四事件”時隻強調當年提出要求民主的訴求,而忽視了另一個重要的訴求——要求鏟除腐敗。事實上,當時我們學生提出要求民主的一個基本的原因是,我們認為建立民主制度是根除腐敗的唯一手段。從“六四”至今,可以很明顯地看到,腐敗在加劇,並且已經成為中國進一步發展的最大的阻力。我認為現今制度性腐敗猖獗的一個原因是當局在1989年對消除腐敗的要求進行了暴力鎮壓。因為在“六四”鎮壓之後,共產黨拒絕進行任何政治改革,結果導致不可能建立任何反腐體系,並且任何消除腐敗的行動都在體制內進行。所有體制外提出的打擊腐敗的活動和建議,都被認為是對黨的權威的挑戰。除此以外,在學生的訴求被鎮壓以後,因對政治迫害的恐懼,民間要求反腐的壓力減少了。人們在90年代避免參與政治的行為可以看作是這種恐懼的表現。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六四”鎮壓不僅是專制主義的勝利,也是腐敗的勝利。

第一,現今人們再提“六四事件”時隻強調當年提出要求民主的訴求,而忽視了另一個重要的訴求——要求鏟除腐敗。事實上,當時我們學生提出要求民主的一個基本的原因是,我們認為建立民主制度是根除腐敗的唯一手段。從“六四”至今,可以很明顯地看到,腐敗在加劇,並且已經成為中國進一步發展的最大的阻力。我認為現今制度性腐敗猖獗的一個原因是當局在1989年對消除腐敗的要求進行了暴力鎮壓。因為在“六四”鎮壓之後,共產黨拒絕進行任何政治改革,結果導致不可能建立任何反腐體系,並且任何消除腐敗的行動都在體制內進行。所有體制外提出的打擊腐敗的活動和建議,都被認為是對黨的權威的挑戰。除此以外,在學生的訴求被鎮壓以後,因對政治迫害的恐懼,民間要求反腐的壓力減少了。人們在90年代避免參與政治的行為可以看作是這種恐懼的表現。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六四”鎮壓不僅是專制主義的勝利,也是腐敗的勝利。

第三,一些人爭辯說,當年學生們的願望是好的,但結果卻適得其反,正是“八九民運”本身造成了共產黨停止它改革的計劃,包括政治改革的計劃,因此“八九民運”應被指責,是阻礙改革進程的絆腳石。對此觀點我不贊同。事實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對學生們提出的進一步改革的要求感到恐懼,因而訴諸於武力進行制止。與東歐和台灣的民主運動相比,中國的民主運動實際上並沒有提出非常激進的要求。當學生們開始絕食抗議時,他們隻提出了兩個條件:一個是要求政府更正《人民日報》4月26日發表的社論,2 不能把學生運動說成是“動亂”;第二是和官員進行公開對話,討論改革問題。在我們計劃絕食抗議時,我建議加入第三個條件:要求當時任中國國家教育委員會主任的何東昌下台。但是這個提議被其他學生領袖們拒絕了,因為他們認為我們不應該給政府施加太多壓力。從我自身的經歷,我知道學生們是有理性和有節制的。

如果中共黨內真的有改革派,並且有進一步政治改革的計劃,學生們的行動毫無疑問地提供給他們一個好的機會和有力的支持。如果當權者接受學生們的要求,並且願意和民眾進行公開對話,一個理性的改革進程就會展開。中國政府怎能把這個稱作“動亂”?政府本身應該對所發生的事情承擔所有的責任。它拒絕接受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停止了政治改革的進程。那些宣稱是因為學生的行動致使黨內改革派計劃流產的人們對黨內事務有非常片面的觀點。1989年,他們把希望寄托在趙紫陽3 身上;1992年之後,他們把希望寄托在朱镕基4 身上;現在,他們又把希望寄托在胡錦濤5 和溫家寶6 身上。但是他們一定是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當時沒有任何學生或任何其他運動來阻撓朱镕基的計劃,然而,他為政治改革做了什麼?並且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在香港所發生的情況。香港是一個社會情況穩定並有大量中產階級的社會,但為什麼中國政府拒絕允許香港2007年進行普選?7 顯然不能把責任加在學生們身上。

1989年,歷史為政府和社會共同進行政治改革提供了最好的機會,但不幸的是,中國共產黨沒有抓住這個機會。

我知道,這由不得我們這些異議人士和前學生領袖來決定何時官方會對1989的民主運動重新進行評價,隻有中國當局有權力推翻他們對此作出的定性,但我們應盡我們所能來保護歷史的真相。

當我重新思考“六四”並審視當今中國狀況的時候,腦海中浮現出三個主要問題。第一,引發“八九民運”的基本的社會危機從來沒有得到解決,並且還在持續不斷地發酵和惡化。1989年,歷史為政府和社會共同進行政治改革提供了最好的機會,但不幸的是,中國共產黨沒有抓住這個機會。“六四”鎮壓之後,改革的重心從關注政治和經濟轉移到了隻關心經濟問題。政治和經濟不平衡發展帶來的沉重代價,將由未來的一代代人償還。

第二,中國經濟飛速發展,作為異議人士,我高度贊賞中國政府推動經濟改革的成就。雖然不能忽視鄧小平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但我仍然認為他鎮壓和平非暴力運動的罪行是不可原諒的。沒有政治改革伴隨的經濟增長是不足取的。一百年前,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在分析德國的發展時指出,一個落後的國家如果經歷突然的經濟增長,而政治體系沒有和經濟體系同步成熟,將會出現很危險的狀況。德國在那之後50年的發展証實了他的預言。同樣地,中國雖然經濟高速發展而沒有一個現代化的政治制度,其未來未必讓人樂觀。

政治和經濟不平衡發展帶來的沉重代價,將由未來的一代代人償還。

第三,我們不應被現代化城市建設的表象蒙蔽雙眼,上海不是中國。2005年,北京大學教授丁元竹對中國中期的前景做了一個調查。在參與他調查的77位專家和學者中,51位認為中國大陸在2012年之前將會爆發一場大的社會危機。參加調查的專家和學者並非異議人士或對政府持批評觀點的獨立知識分子,而是在體制內工作的學者和專家。他們的意見可能比我的分量要重,而他們也隻得出一個結論:沒有政治改革相配合,僅僅是經濟改革將無法保証中國未來的穩定。中國不僅僅是需要政治改革,而且必須要實施政治改革。中國若進行政治改革,我認為,首先應從重新評價“六四”開始。

最後,我來談談對中國未來走向的看法。盡管面臨許多困難和危機,但我仍然樂觀地認為中國遲早會實現民主化。對於經歷了“六四”、現在被稱為“八九一代”的我們這代人來說,銘記過去並重新進行思考是非常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我們這代人必須向前看,並為將來創造新的東西,這包括著手進行意識形態和體制的改革。我們提倡四個基本價值:繁榮、穩定、自由和社會公正。中國共產黨隻關心繁榮和穩定,而“八九一代”認為,沒有自由和社會公正就沒有持續的繁榮和穩定。至於體制改革,我們提倡四個“主義”:自由主義——以社會公正為核心;聯邦主義——旨在解決中央和地方政府間的矛盾,以及台灣和西藏的問題;民族主義——志在凝合新國民精神的溫和的民主的民族主義;憲政主義——作為新的政治制度的框架。以這四個價值和四個主義為基礎,我們期待一個新的“第三共和國”出現在中國,它既不同於孫中山的第一個共和國,8 也不同於毛澤東的第二個共和國。9 我相信,這個我們致力去創建的新的共和國將會是國際社會的好朋友和負責任的一員。

由吳淡塵翻譯

注釋

1. 鄧小平於1989年“六四”鎮壓後辭去了他最後一個職務—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實現了“全退”。但是,他仍然是掌控中國政治的“最高領導人”。為推進他的經濟改革方略,1992年春,他視察了廣州、深圳、珠海,並在上海度過新年,完成了他著名的“南巡”。1992年10月19日,鄧小平與參加中共14大的代表見面,成為他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的最後一幕。^

2. 《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報》。^

3. 趙紫陽,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1980-1987),中共中央總書記(1987-1989)。^

4. 朱镕基,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1998-2003)。^

5. 胡錦濤,自2002年起任中共中央總書記,2003年起任中國國家主席,2004年起任中央軍委主席,是目前集黨、政、軍最高職務於一身的中國最高領導人。^

6. 溫家寶於2003年起任中國總理。^

7. 2004年4月,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議,否定了香港2007年特區行政長官和2008年立法會的雙普選。^

8. 孫中山被國民黨尊為“中華民國國父”。他在1911年推翻滿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並於1912年就任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後來,他與黃興、宋教仁等人共同創建了中國國民黨,並任首位領導人。1949年,國民黨被共產黨擊敗,從而結束了中華民國對中國大陸的統治。^

9. 1949年,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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