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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殺與奇跡

2009年06月04日

胡平

在這篇對“六四”鎮壓與中國經濟 出現“奇跡”之間的關係進行探討 的文章中,《北京之春》雜誌主編 胡平認為,因為鄧小平70年代晚期 倡導的經濟改革實際上是對共產黨 合法性的自我否定,所以如果政府 對1989年示威中提出的政治改革的 要求作出讓步的話,那將意味著中 國共產政權的終結。只有對抗議進 行鎮壓,鄧小平才能阻止任何對黨 的政權的進一步的挑戰。結果是, 高壓下的社會穩定和政府對經濟的 強力控制,再加上人們的精神出現 真空、貪婪與物欲空前解放,這一 切造就了中國經濟的“奇跡”。

今年是“六四”20周年。20 年前,中國爆發了歷史上最 大規模的民主運動,然而, 中共當局卻悍然出動坦克車 和野戰部隊,對手無寸鐵的 學生與市民進行了駭人聽聞 的大屠殺。20年過去了。今 天的中國,一方面,那個殺 人的政權仍然高坐台上,繼 續一黨專政;另一方面,中 國的經濟又取得了驚人的發 展, 被不少人譽為中國奇 跡。不錯,中國的經濟發展 也有很多問題,有泡沫經濟 的成分;另外還有極度的貧 富懸殊、官民沖突、道德沉 淪、環境污染、生態平衡的 破壞等等問題。不過總的來 說,中國的經濟確實發展得 很快, 這一點我們應該承 認。那麼, 造成所謂中國 “奇跡”的原因是什麼呢?原因自然很多,但 我以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六四”。沒有“六 四”屠殺,就不會有這個中國“奇跡”。

改革導致對共產黨革命和政權合法性的否定

眾所周知,從1978年起,中國開始著手進行帶 有市場取向的、資本主義取向的經濟改革。這 一改革產生了三種後果:

第一,它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

第二,這種改革也導致了對共產黨革命和共產 黨政權合法性的自我否定。因為共產黨革命和 掌權的宗旨就是要消滅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 義。現在中共回過頭去改掉社會主義,引進資 本主義,這不等於說當年的革命革錯了嗎?所 謂無產階級專政還有什麼存在的理由呢?所以 ,這場經濟改革不是共產黨革命和一黨專制的 自我完善,而是自我否定。

對於經濟改革的這一性質,那些大力主張經濟 改革的中共官員們自己是很 清楚的。我聽說這樣一個 故事。1 9 7 9 年, 袁庚奉命 到廣東深圳的蛇口, 創辦 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 ― 蛇口工業區。袁庚是深圳 人, 3 0 年前他曾以解放軍 炮兵團長的身分帶兵“ 解 放” 深圳。在赴蛇口就任 前, 袁庚的兒子問父親: 3 0 年前你帶兵佔領深圳, 把那裡的私有制變成公有 制; 3 0 年後你又到那裡去 搞特區, 要把那裡的公有 制變回私有制。那你是在 干什麼呢? 袁庚沉吟半天 無語, 然後說: 唉! 總不 能讓中國人老是這麼窮嘛!1

第三, 經濟改革引出的另一個後果是腐敗。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後來的城市的經濟改革、工業的經濟改革,特別是價格“雙軌制”的提出,又導致了大量的所謂官商、官倒的現象,即大量的腐敗。

沒有“六四”屠殺,就不會有這個中國“奇跡”。

我們知道,中國原來實行計劃經濟,商品的價格都由國家控制。從八十年代中期起,中國開始進行價格改革。當時,很多經濟學家主張把所有商品的價格都一次性地放開,交給市場來決定。但是這種主張遭到保守勢力的強烈反對,於是有人就提出一種折衷的辦法:有些商品繼續按照國家控制的價格出售,有些商品則按市場價格出售,然後再逐步擴大按市場價格出售的比例。這種辦法就叫“雙軌制”,被當局採納。

現在,一談起價格雙軌制,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和很多西方經濟學家都大力稱贊。他們認為價格雙軌制開啟了中國式的漸進改革路線,避免了俄國東歐休克療法造成的社會震蕩。這種說法是完全錯誤的。其實,早在價格雙軌制實行之初,不少人就警告說,雙軌制給掌握資源的官員提供了大好的機會,使得他們可以調配資源,賺取兩軌之間的差價,因此必然會導致大面積的腐敗。事實上,在中國,第一批憑借權力而一夜暴富的階層就是在實行雙軌制期間產生的。這種大面積的腐敗理所當然地激起了廣大民眾的強烈不滿,並成為“八九”民運的一個重要誘因。

“八九”民運與“六四”屠殺

“八九”民運主要有兩個口號,一個是“要自由、要民主”;一個是“反官商、反腐敗”。可以想象,如果沒有“六四”屠殺,如果“八九”民運取得勝利,象“雙軌制”這種所謂漸進改革路線必然會被否定,中國後來的道路就會和俄國東歐相差無幾了。

“八九”民運導致中共集團內部空前的分裂。以趙紫陽為首的黨內溫和派反對戒嚴,反對鎮壓。據我所知,在當時,北京各個黨政機關,走上街頭的人數多達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沒有上街的人,大部分的人心裡也是同情學生的,所以說“八九”民運在黨內造成了一個空前的分裂。

現在中共回過頭去改掉社會主義,引進資本主義,這不等於說當年的革命革錯了嗎?

造成分裂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溫和派不贊成用武力來鎮壓。他們為什麼不贊成用武力鎮壓呢?因為他們沒法說服自己去鎮壓民運。他們知道民眾要民主與反腐敗都是正確的,所以他們無法對人民動用暴力。再說,過去共產黨壓制自由民主,唯一的法寶就是給對方扣上“資產階級自由化”、“走資本主義”的罪名。現在,中共自己就在走資本主義道路,共產黨自己就變成了資本家,它還有什麼理由去鎮壓民運呢?

然而,鄧小平卻動用軍隊殘酷地鎮壓了民運。為什麼鄧小平要鎮壓民運?是因為他還信仰社會主義嗎?不是,根本不是。鄧小平早就不信社會主義了。早在八十年代初期,鄧小平就對一位來訪的非洲領導人說不要搞社會主義。2 鄧小平鎮壓民運完全是為了維護共產黨的專制權力。作為有過三起三落傳奇經歷的第一代共產黨領導人,3鄧小平在黨內軍內享有後來的領導人無法比擬的個人權威。這是他敢於下令用軍隊鎮壓民運的本錢。可以想象,如果發生“八九”民運時沒有鄧小平,結果就會完全不同。

為什麼在“六四”後中國的經濟改革反而走得更快更遠了?

“六四”屠殺使中國的改革走上了一條錯誤的道路。在“六四”後的最初一兩年,由於目睹蘇聯東歐巨變,中共當局十分恐慌。為了保衛政權,新一代領導人提出要進一步反對“和平演變”,不但在政治上要反對資本主義,而且在經濟上也要反對資本主義。4於是,資本主義取向的經濟改革便陷於停頓,甚至出現倒退。可是在1992年春天,鄧小平提出要加快經濟改革的步伐,不問姓社姓資。5因為鄧小平清楚地知道,原來那套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是不中用的,不改革死路一條。鄧小平清楚地知道,在“六四”屠殺和蘇東巨變之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已經破產,共產黨政權已經失去欺騙性,變成赤裸裸的暴力。光天化日之下屠殺人民的事都干出來了,還說自己是人民的政府,誰信啊?現在人民之所以沒有反抗,僅僅是因為他們沒有反抗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重新修補社會主義外衣已經不可能,同時也沒必要。暴力有暴力的好處,沒有了意識形態的偽裝,同時也就免去了意識形態的束縛。原先搞經濟改革,怕被別人說是搞資本主義,現在倒不用怕了。現在反而可以不問姓社姓資,可以無所忌憚地引進更多的資本主義了。於是,在1992年之後,中國的經濟改革反而走得更快走得更遠了。

“八九”民運主要有兩個口號,一個是“要自由、要民主”;一個是“反官商、反腐敗”。

因為“六四”之後,黨內和民間的民主力量遭到了壓制,因此,1992年之後中國的經濟改革,就不可避免地變成了所謂權貴的私有化。在改革的名義下,大大小小的官員搖身一變就成了資本家;原來挂在全體人民名下的資產,一下子就變成了官員們的私產。可以肯定,如果沒有“六四”屠殺,這樣的改革是不可能發生的。比如說,在國有企業的改革中,幾千萬國企工人一下子就失了業,隻能領到一點微薄的救濟金。試想如果沒有“六四”,工人必定會建立起強大的獨立工會,政府怎麼敢一聲令下,就把他們一下子都拋棄掉呢?

為什麼最惡劣的改革路線反而造成了最迅速的經濟發展?

最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共的這種經濟改革,在道義上是最無恥的、最惡劣的,但是在效益上,卻可能是最容易見效的、最容易成功的。因為共產國家的經濟改革,說到底就是把公有制變成私有制、把計劃經濟變成市場經濟。這事說來容易,做起來極其困難。早在共產國家經濟改革之初就有人指出了這種困難,他們說,這好比“把魚湯重新變成魚”。俄國和東歐國家主要是採取“分”的辦法:把整個資產折價成股,然後老百姓一人分一股。這種辦法的好處就是很公平,大家都願意接受。既然挂在全體人民名下的資產是屬於全體人民的,那麼,最合理的私有化方案就是平均分給全體人民一人一份。這就叫大眾私有化。

但是,這種辦法有個最大的問題,那就是它造成資產過度的零碎化。全國每人有一股,但每人只有一股。這就和原來的國有企業、公有制沒有什麼區別,照樣是一個企業沒有人負責。所以在一段時間之內,它不但不會促進經濟的發展,還必然會導致經濟效益的急劇下降。只有經過一段時間之後,通過市場的運作,慢慢地出現了一些富人,他們有了足夠的資本,能夠掌控比較多的股份,成了資本家,資本主義才能運作起來,經濟才能取得發展。

中國沒有採取大眾私有化的辦法。由於沒有民主參與和公共監督,中國的私有化實際上成了權貴的私有化。各級共產黨官員利用職權把公共資產據為己有。現在的共產黨政府就是全中國的董事會,各級官員就是他們的CEO。這樣,中國就避免了像在俄國、東歐國家出現的經濟滑坡。在資本主義機制的激勵下,中國的經濟持續增長。

鄧小平鎮壓民運完全是為了維護共產黨的專制權力。

由於中國堅持一黨專政,政府獨斷專行,不在乎公眾的壓力,想改什麼就改什麼,想怎麼改就怎麼改,政府想漲價就漲價,想裁員就裁員,國營企業想賣什麼價就賣什麼價,想送誰就送誰;由於社會上缺少反對與制衡的力量,政府擁有強大的鎮壓能力,也更有能力貫徹自己的決策。

由於中國堅持一黨專政,“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例如禁止獨立的工會農會),使社會高度穩定;又由於政府不受挑戰,不可替換,對經濟活動有很強的控制力,政府的行為就有更強的一貫性和可預知性,這就更容易吸引大量的外國投資,同時還能比較有力地防止國際經濟震蕩對國內的影響。

由於中國堅持一黨專政,不少領域——主要是政治領域——被列為禁區,這就使得更多的人不得不投身於經濟領域;再加上精神真空的出現,人們的貪婪與物欲空前解放,這無疑也對經濟發展有火上澆油、推波助瀾之效。至於那些在權貴私有化中其利益受到嚴重損害的下層民眾,由於在現行體制下無法討還公道,中國的勞動力本來就廉價,在這種情況下形同奴工,自然就更廉價。這就構成了中國在全球競爭中的最大優勢。

在改革的名義下,大大小小的官員搖身一變就成了資本家;原來挂在全體人民名下的資產,一下子就變成了官員們的私產。

我們知道,中國政府發展經濟的很重要的一個戰略是出口加工。它吸引大量外國資本進入中國,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然後把產品再出口到外國銷售。這樣,在中國,政府變得非常富有,但一般民眾的消費能力卻沒有相應地提高。

中國模式的最大問題是沒有任何合法性

中國模式有一個最大的問題,那就是它沒有任何合法性。我們知道,共產黨本來是靠打倒地主資本家起家的,現在它自己卻變成了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資本家。早先,共產黨以革命的名義,把平民的私產變成所謂全體人民的公產;現在,它又以改革的名義,把屬於全體人民的公產變成了他們自己的私產。先是以革命的名義搶劫,後是以改革的名義分贓。兩件相反的壞事居然讓一個黨在五十年的時間裡全做了。天下還有比這更無恥更惡劣的嗎?

十幾年前的《讀書》雜誌登了一篇小文章,其中引用一位山西老農民的話。他說:鄧小平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我們村解放前就已經是一戶地主、兩戶富農,早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嘛!長沙下崗工人陳洪2006年在自己的博客裡寫道:計劃經濟是應該改革。改革是免不了要付代價。但是計劃經濟不是我們工人發明的,是你們共產黨發明的。要付代價,該你們共產黨付代價,怎麼叫我們工人付代價呢?憑什麼你們共產黨官員們就成了資本家,我們就成了打工仔了呢?6

現在的共產黨政府就是全中國的董事會,各級官員就是他們的CEO。

談到今日中國的貧富懸殊,我要說的是,中國的貧富懸殊不但在程度上最嚴重,而且在性質上特別惡劣。因為中國的貧富懸殊不是歷史造成的,也不是市場造成的,而是專制權力造成的。在中國,窮人之所以窮,是因為他們創造的財富被權勢者所掠奪;富人之所以富,是因為他們掠奪了別人創造的財富。今日中國,0.4%的人佔有全國財富的70%。7在家產超過1億元的富豪中,中共高級官員的子女佔91%。8

談到官員的腐敗,民間早就流傳這樣一種說法:“見一個斃一個可能會有冤枉的,隔一個斃一個肯定會有漏網的。”中共領導人口頭上也說要反腐敗,但實際上他們縱容腐敗,因為他們需要腐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秘書長溫鐵軍坦率地說,今日中國不能進行美國式的民主化改革,“一是我們的官員恐怕90%以上有收入支出不相符的問題,越是權力部門的官員越有此問題,能全揪出來嗎?不能。能指望有問題的官員公正地執行政策嗎?也不能。二是我們的知識分子大部分有非稅收入的問題……。三是我們的企業家很多有非法經營的問題。” 9因為他們知道,如果中國實現自由民主,他們就很可能被送上經濟犯罪的審判台。所以他們對自由民主比過去更敵視更害怕。

中國模式是對人類的自由與和平的巨大威脅

中共領導人清楚地知道,所謂中國奇跡,是建立在“六四”屠殺的基礎之上的,是建立在最大的傷天害理、不公不義的基礎上的。一方面,他們以中國的經濟發展為理由為“六四”屠殺辯護;另一方面,他們頑固地堅持一黨專政,堅持壓迫。他們擔心一旦政治上放鬆壓制,民間要求經濟清算的浪潮就勢不可擋。中共領導人說,他們希望再有20年、50年的穩定,他們將把中國建設得更好。他們無非是希望繼續這種專制強權下的改革與發展,一方面通過時間把黑錢漂白,一方面使貧富差距有所緩和。到頭來,“中國一定會發展得更為強大”。10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一個以這種罪惡的方式造成的強大國家,隻能是一個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驕橫並且更加強大的專制政權,它必定會對人權、民主和正義等價值更加蔑視與敵視,對人類的自由與和平構成更大的威脅。

注釋

1. 袁庚的兒子袁中印親口講給我聽的,時間大概是1985年。^

2. 杜導正《新民主主義的回歸與發展》:《炎黃春秋》,北京,2008年第4期。^

3. 鄧小平的三起三落:《百度知道》(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6461042.html)解釋如下:1933年2月,鄧小平因擁護毛澤東被黨內“左傾”領導人撤職,是為其“第一落”;同年6月,被臨時黨中央上調到中央軍委總政治部擔任秘書長,是為其“第一起”。1966年“文革”開始後,鄧小平失去一切職務,是為其“第二落”;1973年恢復副總理職務,是為其“第二起”。1976年,根據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職務,保留其黨籍,是為鄧小平“第三落”;1977年,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恢復鄧小平的黨政軍領導職務,是為其“第三起”。^

4. 江澤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91年7月31日,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0203/23/9.7184_2452974.html;韓曉軍《17年前“皇甫平”參與“姓資姓社”的那場爭論》,浙江在線—錢江晚報,2008年12月9日,http://www.jschina.com.cn/gb/jschina/js/node20529/node38410/node38412/userobject1ai2115765.html^

5. 《小平解開姓“資”姓“社”死扣》:新京報2004年8月20日,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講話中說,“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又說,“不爭
論,大膽地試”,“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麼也干不成”。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8198/36907/36908/2732008.html^

6. 陳洪(下崗工人):《下崗工人談改革》、《少數人是如何變富的?》,2006年7月27日,http://chencs.blog.hexun.com/4835258_d.html, http://chencs.blog.hexun.com/4834966_d.html^

7. 何清漣:《中國政府蛻變成自利型政治集團》,英國廣播公司,2009年1月18日,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830000/newsid_7836500/7836551.stm^

8. 同上。^

9. 溫鐵軍在福建寧德的講話:《談國內思想情況》,2007年8月13日,http://www.chinareform.org.cn/cirdbbs/boke.asp?wentiejun.showtopic.1896.54636.html^

10. 2004年3月14日溫家寶總理答中外記者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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