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時代罪孽的歷史存照

高文謙

書名：《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上、下篇）》
作者：楊繼繩
出版社：天地圖書
出版日期：2008 年5 月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之交，中國發生了慘絕人寰的大飢荒，餓殍遍野，不少地方甚至出現了人吃人的慘景。當時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¹在情急之下，向毛澤東進言：“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²楊繼繩先生的力作《墓碑》就是這樣的史書，忠實地記錄了這段悲慘的歷史，為毛時代大飢荒中3600萬餓死的冤魂樹碑招魂，以史為鏡，警示後人。³

楊繼繩曾是官方新華社的資深記者，退休後擔任大陸最為敢言的《炎黃春秋》雜志副社長。他的父親就是在大飢荒中餓死的。他在前言中說，之所以取名《墓碑》：一是為他餓死的父親立碑﹔二是為3600萬餓死的中國人立碑﹔三是為造成大飢荒的制度立下碑﹔四是如果因寫此書而遭至不測，也算是為自己立碑。他說，我立的這塊碑是讓人們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是為了今後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

作者在書中詳述了自己的父親活活餓死的一幕。那是1959年4月底，當時楊繼繩還在讀高中，被告知父親餓倒在半路上。當他趕回家時，發現家裡沒有一顆糧食，“父親半躺在床上，兩眼深陷無神，臉上沒有一點肌肉，皺紋寬闊而鬆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沒有伸起來，隻是動了動。這隻手和上生物解剖課時看到的人體骨骼標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雖然有一層干枯的皮，但沒有遮住骨骼上每一處的凸起和凹陷！看到這隻手，我心裡陡起一陳酸楚和震撼：原來通常說的‘瘦得皮包骨’是這樣的恐怖和殘忍！”3天後，他的父親離開了人世。

為了寫《墓碑》這本書，楊繼繩傾注了10年心血，克服各種困難，跑了中國十幾個省進行實地考察，採訪了上百位當事人，包括當年的各級干部、飢荒的幸存者和見証人，查閱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包括公開或未公開的文件檔案和各種地方志，參閱了許多專著和統計資料。全書80萬字，上下兩卷，詳述了20世紀發生在中國這一曠世的歷史災難，再現了慘絕人寰的大飢荒的全景圖。

《墓碑》是一部讀來讓人心情壓抑和沉重的書。書中的許多細節，字字血淚，不忍卒讀，尤其是餓死人和吃死人的慘景，駭人聽聞，令人毛骨悚然。當時許多地方極度缺乏糧食，大批餓死人，拋尸路旁，成千上萬的人外出逃命，甚至整個村庄空無一人。浮腫病大量發生，疾病流行，人畜大批死亡，大片耕地荒蕪。對此，書中描寫道：“有的地方用大車將死人成批地拖到村頭的大土坑裡，有的地方因無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還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尋找食物的路旁，還有不少死人長時間放在家裡，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

而死亡前的飢餓比死亡更恐怖。作者記述道，老百姓飢餓難當，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樹皮吃光了，鳥糞、老鼠、棉絮都用來填肚子。許多地方的飢民不得不吃一種叫“觀音土”的東西，其中含有大量的氧化鋁。飢民們一邊挖，一邊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裡塞，吃完後因拉不出屎而憋死。為了充飢，不少地方發生了人吃人的慘景。甘肅省的一位母親餓得實在厲害，煮吃了自己的小女兒，大女兒覺察到下一個要輪到她，拽著媽媽的衣襟苦苦央求道：“媽媽，你不要吃我，等我長大了給你添炕哩！”⁴

《墓碑》在忠實記錄大飢荒種種慘景的同時，挖掘了釀成這場曠世災難的禍根。長期以來，中國官方一直諱言其真正的原因，將其歸罪為天災和前蘇聯撕毀合同。作者列舉各種數據和無可辯駁的事實，指出罪不在天災，也不在蘇聯，而是執政黨的重大政策失誤。毛澤東是始作俑者，而極權體制則是毛發號施令、殘民以逞的制度平台。

中國的大飢荒肇始於毛澤東的烏托邦狂想。斯大林死後，⁵毛為了與前蘇聯一比高低，爭當社會主義陣營的新霸主，頭腦膨脹，完全違背經濟規律，不管老百姓死活，制定了超英趕美的總路線，發動了大躍進，大辦人民公社（當時合稱“三面紅旗”），把整個中國變成了一個烏托邦狂想的試驗場。這是造成三年大飢荒的主要原因。

在當時的極權體制下，毛澤東就是真理的化身，他的狂想變成全民的行動，開啟了一個狂熱的年代。各地浮夸風盛行，充斥“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苦干硬干拼命干，嚴冬寒春變夏天”這樣的口號”。為了迎合毛澤東，各地爭放畝產萬斤⁶ “衛星”，“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驅趕農民在田間挑燈夜戰，一連幾個月睡在陰冷潮濕的野外，就連婦女也不例外，導致婦女病廣為流行。作者在書中描述道，當時許多婦女正常的月經停止了，腰腹脹痛，面黃肌瘦，厲害的則是子宮脫垂出體外，當地人稱之為“吊兒腸”，長期磨擦，感染潰爛，痛苦不堪。

當各地大批餓死人的情況逐級反映到中央後，毛澤東不為所動，拒絕下“罪己詔”，認為這隻不過是“雞毛蒜皮”，強調“氣可鼓而不可泄”，餓死人隻是“一個指頭”，不能否定“三面紅旗”，傷及“九個指頭”。隨後，又在廬山會議⁷上發動“反右傾”運動，加罪直言諫諍、為民請命的彭德懷。⁸

這使得各地餓死人的情況非但沒有及時遏止，反而在更大的范圍內蔓延開來。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各地官員極力捂蓋子，飢民明明是餓死了，還不能說出真相，隻准講“疫情”，不能說飢餓，說那是地主、富農在搗亂，故意制造假情況，是給黨臉上“摸黑”。一些地區規定死人後“四不准”：一不准淺埋，上面要種上庄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貴州湄潭縣領導私自扣壓飢民向上級反映情況或控告的材料，並進行追查，打擊迫害講真話的人。更有甚者，在省委派工作組調查時，當地官員以“保護首長”為名，把村民趕上山去，把嚴重病號和孤兒集中關起來，在一間烤煙房裡就關死36人，又組織人把尸體丟在土坑消洞裡，丟了幾百具尸體，有的還未斷氣就往裡面扔，當地群眾把這稱作“萬人坑”。

大飢荒究竟餓死了多少人？中國官方一直諱莫如深，外界眾說紛紜。作者在書中披露，當年負責糧食和人口變動統計的糧食部副部長周伯萍曾親口對他說：1961年，糧食部陳國棟、周伯萍和國家統計局賈啟允三人受命，讓各省填寫了一個有關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經匯總後，全國人口減少了幾千萬人。這份材料隻報送毛澤東和周恩來兩個人。周看到後即通知，立即銷毀，不得外傳。所以現在再也無法看到當年大飢荒中與人口死亡相關的統計資料。作者在書中列舉了大量的統計表和各類圖表，根據體制內專家學者的統計，比較此前此後的人口數字、出生率和死亡率，進行分析計算，提供了一個比較可信的數字：1958－1961年之間大約餓死3600萬人，少出生4000多萬人。

大飢荒中餓死人的天文數字，在中國歷史上和世界歷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相當於世界上一個中等國家的人口，是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的6倍，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總死亡人數，而這是在正常的年景，沒有戰爭，沒有大的自然災害，沒有瘟疫的情況下發生的。姑且不論毛澤東其它的歷史功過，僅憑這一點，毛就是中華民族的罪人，將被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這便是《墓碑》一書的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