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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減少經濟改革的政治負擔

2012年02月01日

我將與大家分享一些看法,這些看法不是從對更大的政治角度或專門對人權問題進行分析得來的,而是根據嚴重的社會問題,來自於自己從政治上和經濟上觀察中國的方法。

如果你看今日中國而不關注每個人——包括中國政府——所面臨的社會問題,你會遺漏掉很多東西。中國政府的行為和決策邏輯現在正越來越多地集中和傾向於國內的社會問題。

這裡有一個例子,我想與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組織(中國勞工通訊)促進中國勞工集體談判的過程。2010年9月發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當時廣東省政府正試圖出台一個叫做《廣東省企業民主管理條例》的法規,其中包括給予工人對僱主進行討價還價和選舉自己代表的權利。香港的製造商和商業協會對此有很大的反彈,他們派出大批人馬到北京和廣東進行遊說——最終,他們成功了。他們在香港的《星島日報》上用整版篇幅刊登了巨大的廣告,標題好像是《反對廣東省政府關於民主管理的立法》。因此可以說,他們擔心給工人人權。他們的廣告聲稱,他們這麼多年來一直為國家的經濟作貢獻,政府對此不應該忘記。

我們的組織決定推出我們自己的廣告,在報紙上刊登了半個版的廣告,表示支持廣東省政府給工人集體談判權的立法。在廣告中,我們敦促香港製造商和商業協會要更多地表現得像一個商業協會,也就是說,他們應該就價格標準與國際買家進行談判,而不是總要去壓榨工人。如
果價格過低,沒有工廠會願意簽這樣的合同。這樣做才會使他們更像是一個真正的商業協會,而不是像一個欺負更弱者的團夥。

這是我們一場小的戰鬥,儘管最終是他們贏了。廣東省政府撤回了立法草案。我認為這個草案已經是第三稿了。現在一年過去了,這個法規毫無下文。我們仍然在期待著,希望在下次的全國人大會議之前能出台點兒什麼東西。這事兒我可說不準,當今,你永遠都不會知道將會發生什麼。

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事例,它不僅牽扯到經濟權利,而且也涉及到政治權利問題。中國工人的權利應包括選舉他們自己代表的權利和與僱主討價還價的權利。這是一個簡單的民生問題,但也是一個包括集體談判權和結社自由權——這些是政治權利的問題。也就是說,結社自由,只有當政府進行壓制時,它才成為一個嚴峻的政治問題;否則,它主要還是在經濟領域內。

讓我們回到我談的第一點。當觀察今天的中國時,我是相當有信心的,因為有越來越多的勞工權利問題是被作為經濟問題而非政治問題來對待的。甚至就在五年前,大多數罷工的主要組織者的結局都是進監獄。但現在,那些發動了大規模罷工的組織者並沒有被關進監獄。也許,如果他們焚燒了一些汽車或損壞了某些機器,可能被拘留一個星期;如果他們嚴重損壞了什麼大的東西,那就另當別論了。中國政府意識到,對工人保持進行鎮壓在政治上不是明智的做法。工人們並不把對任何政治權利的訴求擺在首位,他們只是想對付他們的老闆。因此,這種認識是中國政府對抗議變得越來越寬容,對工人們關注的事情和提出的要求會作出某種回應的主要原因。

另一個重要的方面是,港商確實對這種發展作出了顯著貢獻,他們通過處理與中國政府的關係;通過根據自己的利益來應對法規問題;通過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這是正常的,他們是民間社會的一部分,有自己的協會來保護自己的權利;他們努力保持更多的利潤。這是正常的。但是,它提出了另一個問題。如果商業協會足夠強大,如果他們有錢去遊說,並且像上次那樣取得成功,那就意味著政府接受遊說。如果政府這次接受一方的說客,那就意味著它聽取利益群體為自身利益說話的做法記錄在案。在中國,我們有大約6億人的勞動大軍。即使其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開始出來說話,說:嘿,商業協會、商界採取強烈的立場,就能阻止立法,那麼,當勞工方面開始更努力地遊說時,政府遲早也必須傾聽勞工一方的說法,這將給政府很大的壓力。所以,我對不久的將來是相當樂觀的。我實際上不是在對中國政府做一個政治分析。我的觀點是,中國政府應在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變成政治問題之前著手解決,這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

現在到了中國政府必須尋求更多的方式來分擔對政治和社會穩定所付出的代價的時候了。過去30年,至少,我可以說從20世紀70年代末進行經濟改革開始,中國政府本身一直在為來自世界各地、包括來自香港的投資付出政治代價。這個代價是它在中國國內造成了一個非常惡劣的形象——無論它在國際上的形象如何。在國內,中國共產黨被視為是代表著商業和資本主義。我不是以一種意識形態的方式給它套上這個框框,但這是事實。我確信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認識到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了——這個形象對維護其政權和黨還稱自己是一個共產主義政黨並不是好事。因此,他們遲早不得不要求企業來分擔這一負擔。

再回到我最初的觀點,例如:如果有一個集體談判制度,政府就沒有必要使用任何政治力量或其它強制手段來迫使僱主給工人支付更多的工資,使工人更感到滿足,以減少政治和社會動盪。因此,需要建立一個制度:給工人與僱主進行談判和選舉自己代表的權利,並且責成僱主進行談判並對工人的要求作出回應。如果建立了一個民主的制度或是一個有基本的民主價值和標準的制度,那麼就不需要政府介入。工人和僱主將直接與對方打交道,如果工人們成功了——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更高的工資,並且最後雙方達成妥協——工人們將得到更多的工資而感到滿足。這樣的話,政府只要站在中間就可以在政治上得分。

這種好處將不只限於在工作場所進行談判。一旦談判,工會將會發揮作用。官方的工會目前還處在國有企業的時代,它仍然認為它是管理者和工人之間的傳遞紐帶。然而,黨並不再需要這樣一個傳送帶了,而是需要有人去代表工人,讓他們更滿足他們的要求,或者至少減少他們的憤怒。因此,工會過去所扮演的傳遞紐帶這個歷史角色,現在行不通了。它只是給黨傳送麻煩,並沒有創造與工人更好的關係或為政治制度作出任何貢獻。所以,即使我們現在只是在談論中國共產黨的利益,它所需要的也是一種新的工會行為。集體談判制度終將推動行業工會改變自己的規則,更好地為工人服務。一旦工會改變自己的規則,可以想像一下,中國三分之一的勞動力——我甚至不是在談論百分之五十,但就是這三分之一,也就是兩億人將有適當的工會和體面的生活。有了這樣的制度,在我看來,中國將會實現民主。

所以說,香港的商業協會將會繼續保護自己的權利,他們將繼續努力給自己切更大份額的蛋糕,工人們將繼續反擊。這種狀況將不會停止,除非實施了集體談判制度。我的角度是有點不尋常,但我認為這是一個來自香港對大陸的相當獨特的貢獻。

中國人權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