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評《鄧小平時代》

（一）

傅高義說，他寫這本鄧小平的傳記，是力圖用客觀、中立的態度去敘述鄧小平的政治生涯；其中並不包含對鄧的行為作出道德判斷，他只是在敘述中貫穿了他對鄧的思想與行為的了解和理解。

依我之見，傅高義這本書，其實也包含了若干道德判斷。對於作者的這些道德判斷，我是很有異議的。不過眼下我不打算談這方面的問題。我要說的是，傅高義對鄧小平的理解以及對中國改革的理解基本上是不對的，是錯誤的。

（二）

讓我先從“導言”裡的一句話談起。

在“導言這個人和他的使命”裡，傅高義寫道：自從鄧小平加入中國共產黨法國支部，“此後，直到七十多年後去世，他一直是一個堅定的共產黨人&rdquo ;¹。

傅高義的這一論斷實在令人​​驚詫莫名。

何謂共產黨人？按照《共產黨宣言》（這是鄧小平加入共產黨的入門讀物，也是他最熟悉的一篇共產黨經典文獻）：共產黨人就是要消滅私有製；堅持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階級鬥爭，同傳統的所有製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到處支持一切反對現存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運動；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如此等等。

難道傅高義真的認為，鄧小平直到晚年仍然在堅持這些信條嗎？

任何對鄧小平的生平略有所知的人都很容易發現，鄧小平的思想與理念在晚年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在若干重大問題上與先前甚至截然相反。傅高義說：“鄧小平是20世紀最偉大的一個人，因為他改變了中國這麼一個大國的命運。 ²”在這裡，作者所說的“改變了中國的命運”，基本上是以毛澤東時代作參照的。然而，鄧小平不只是屬於鄧小平時代，他也屬於毛澤東時代。鄧時代的中國之所以相比於毛時代發生了巨大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晚年鄧小平的思想與理念相比於此前的鄧小平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三）

作為改革家，鄧小平與古今中外其他的改革家都有所不同。

第一，其他的改革家基本上都是第二代或第N代（N>2）。他們要改的製度是他們的前人建立起來的製度，鄧小平要改的製度卻是他自己參與建立的製度，並且他在參與建立的過程中不是扮演一般的跑龍套的角色，而是領導者的角色。

傅高義這本鄧小平傳記，對鄧的前大半生寫得極其簡略，600頁正文，從1904年到1969年這65年生涯只用了區區28頁。就從這簡略的敘述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在搞暴力革命搞血腥共產方面，鄧小平是個很厲害的領導人；鄧小平在西南地區搞土改，要比葉劍英在華南地區搞得更殘酷；1953年，毛澤東因為嫌財政部長薄一波在評估資本家的稅額時心太軟而撤掉薄的職務，命鄧小平取而代之，可見鄧在打擊資本家時也相當強硬；1957年毛澤東發動反右鬥爭，鄧實際上是第一線的總指揮；1958年，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鄧小平堅決貫徹執行，直到第二年出現全國性的大饑荒才改變態度，等等。

這就說明，1949年後中國形成的一套制度，鄧小平是最重要的建造者之一。

第二，歷史上其他的改革，改掉的基本上是歷史遺留下來的東西，是沿襲前朝的東西。鄧小平的改革卻不然。鄧小平改革改掉的東西，都是共產黨建政後才建立起來的東西。例如農村的集體化，例如計劃經濟。

第三，歷史上其他的改革所建立起來的東西，要么是創新，要么是複古，要么是學習外國。鄧小平的改革與眾不同。鄧小平的改革建立起來的東西，恰恰都是共產黨先前打倒的東西。例如農村的去集體化，恢復個體經營，例如允許農民向城市流動；例如恢復市場經濟，例如承認私有財產的正當性。這些都是“解放前”就存在的東西。

（四）

或許別人不清楚，但是鄧小平自己一定是清楚的。就拿經濟改革來說，鄧小平一定很清楚，共產黨現在要改掉的東西，就是當初他們革命所建立起來的東西；共產黨現在要恢復的東西，就是他們先前革命所打倒的東西。

通常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起點是安徽小崗村。 1978年，小崗村18位農民立下生死狀，在土地承包責任（即分田到戶）書上按下紅手印。不過，按照《大逃港》一書的作者陳秉安的說法，這個起點應該是廣東沿海的寶安縣，是深圳河上歷時30年的百萬人“大逃港”，催生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作者引用深圳（原寶安縣）老百姓的話：“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我們用腳投了一票！ ”³實際上，早在1979年中共決定開辦經濟特區之前，已經存在著與內地不同的、實行著某些“特殊經濟政策”的開放地區。

這就說明，中國的經濟改革首先來自於民眾的自發行動，而且從一開始就明確地指向被中共當局一向被視為大敵的資本主義。當中共上層改革派認可了民眾的自發改革，那也就說明，他們從一開始就清楚他們要改的是什麼。

我聽說這樣一個故事。 1979年，袁庚奉命到廣東深圳的蛇口，創辦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蛇口工業區。袁庚是深圳人，30年前他曾以解放軍砲兵團長的身分帶兵“解放”深圳。在赴蛇口就任前，袁庚的兒子問父親：30年前你帶兵佔領深圳，把那裡的私有製變成公有製；30年後你又到那裡去搞特區，要把那裡的公有製變回私有製，那你是在幹什麼呢？袁庚沉吟半天無語，然後說：唉！總不能讓中國人老是這麼窮嘛！

袁庚父子能清楚意識到的事情，難道鄧小平意識不到？

其實，關於這一點，當時不少人都意識到了。 80年代中期，就有中共中層幹部說：“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談到鄧小平提出的著名口號“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山西一位老農民說：“解放前，我們村有一戶地主兩戶富農，已經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

是啊，早知如此，何必當初？當初何必用暴力推翻國民黨政權，伏尸百萬流血千里？何必打倒地主打倒資本家，消滅整整幾代經濟精英​​？鄧小平不會不清楚，昔日革命的赫赫功業，如今都變成了累累罪行。

（五）

傅高義在《鄧小平時代》一書的最後一章裡寫道：“鄧小平於1992年退出政治舞台時，完成了一項過去150年里中國所有領導人都沒有完成的使命：他和他的同事找到了一條富民強國的道路。在達成這個目標的過程中，鄧小平也引領了中國的根本轉型，不論在它與世界的關係方面，還是它本身的治理結構和社會方面。在鄧小平領導下出現的這種結構性轉變，確實可以稱為自兩千多年前漢帝國形成以來，中國最根本的變化。 ”

傅高義一筆抹煞了非共產黨人，包括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在推動中國現代化轉型的成就。事實上，中國人早就找到了現代化的道路，只是由於共產黨的革命和奪取政權，才中斷了這條道路。傅高義不妨盤點一下，看一看鄧小平在經濟改革中破除的東西，有幾件不是1949年中共掌權後才搞起來的？鄧小平在經濟改革中建立起來的東西，有幾件不是1949年以前本來就有的？就連中共實行的出口加工戰略，難道不也是跟台灣國民黨學的嗎？

是的，今日中國大陸的GDP已經超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但是大陸的人均GDP只有台灣的1/4；如果大陸的人均GDP達到台灣的一半，大陸的GDP就超過美國了。我們很有理由假定，倘若當年共產不成，民國猶在，現在的中國何止世界第二，早就世界第一了。

2007年3月，全國十屆人大五次會議高票通過了物權法。我們知道，早在1993年，也就是鄧小平1992年南巡之後第二年，有關部門就提出了物權法草案。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就提出，要“完善保護私人財產的法律制度”。 2004年3月，全國十屆人大二次會議就通過了憲法修正案，寫入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這些都被視為中共經濟改革的重大進展。可是我們不要忘記，早在1929年，中華民國就已經制定一部物權法了。

中共通過物權法，引起諸多評論，其中，鮑彤的評論最精闢。鮑彤說：物權法的通過，“意味著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1953年提出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那條《總路線》，以及它的全部理論和政策的最終破產，意味著在折騰和徘徊了半個多世紀，轉了個360度的大圈子之後，中國依舊回到了原點”。鮑彤指出：“中國近50年來，不，其實是近80年來的歷史，應該徹底改寫。這就是十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物權法》的偉大的啟蒙意義。 ⁴”

假如鮑彤說的不錯，那麼，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不是也應該徹底改寫嗎？

（六）

如前所言，鄧小平很清楚，所謂經濟改革，就是要改掉當初共產革命建立起來的那一套，恢復被先前共產革命打倒的那一套，這意味著共產黨先前引以為傲的那些豐功偉業實際上都是嚴重的錯誤乃至罪過。因此，鄧小平應該明白，人民批評共產黨反對共產黨，甚至於要求共產黨下台，都是正當的、合理的。另一位共產黨改革派領導人萬里在1978年國務院召開的一次高層工作會議上，在提到農村的極度貧困時就說：“如果這些情況讓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產黨才怪呢！ ⁵”

按照傅高義的解釋，鄧小平出於要乾一番實事的願望，因此他必須利用中國共產黨這個高度製度化和組織化的資源；而鄧小平之所以要堅定維護中共的領導地位，並不是因為它思想上多麼正確，而是因為鄧小平有一個基本的判斷——不借助於這個組織體制，他什麼事也乾不成。

但問題是，既然鄧小平清楚地知道，共產黨犯下了嚴重的錯誤乃至罪過，共產黨對不起中國人民，那麼，共產黨憑什麼可以不承擔任何責任，憑什麼不引咎辭職以謝天下，憑什麼還要高坐檯上壟斷權力呢？如果你說，因為共產黨是中國唯一的能夠有效運轉的政治組織，不通過共產黨就做不成事，那麼，這頂多也只是一種權宜之計；鄧小平本來應該在推動經濟改革的同時，也推動政治改革，推動共產黨自身的改革，使共產黨逐步變成一個正常的政黨，即民主的政黨，在將功贖罪的同時完成脫胎換骨。一句話，鄧小平有理由利用共產黨推行改革，但是他沒有任何理由繼續憑藉武力堅持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七）

由此談到六四。

鄧小平為什麼要用武力鎮壓八九民運？傅高義解釋說，因為鄧小平“對內戰和文革的混亂記憶猶新，因此認為中國的社會秩序很脆弱；如果他斷定它受到威脅，就會作出強硬的反應”；對鄧小平而言，“底線是中國不能亂”⁶

這種解釋完全錯誤。

首先，八九民運的和平、理性，在整個人類歷史上都是罕見的。如果當局按照趙紫陽的主張，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事件完全可以和平落幕。

其次，作為共產黨第一代革命家，鄧小平哪裡會是天性怕亂之人呢？如果他是天性怕亂之人，當年干嘛去加入天下第一亂黨共產黨呢？那個黨的宗旨不就是徹底砸爛舊世界，立志把中國的社會秩序、政治秩序、經濟秩序搞得地覆天翻嗎？至於說到“文革的混亂”，鄧本人也說過，像文革這樣的事情，在英美這樣的國家就不會發生。由此可見，鄧小平下令鎮壓八九民運，決不是害怕中國陷入天下大亂，而只是害怕共產黨失去專制的權力，尤其是害怕自己失去最高權力。

八九民運導致中共集團內部空前的分裂。造成分裂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溫和派不贊成用武力來鎮壓。他們為什麼不贊成用武力鎮壓呢？因為他們沒法說服自己去鎮壓民運。他們知道民眾要民主與反腐敗都是正確的，所以他們無法對人民動用武力。再說，過去共產黨壓制自由民主，唯一的法寶就是給對方扣上“資產階級自由化”、“走資本主義”的罪名，現在，中共自己就在走資本主義道路，它還有什麼理由去鎮壓民運呢？

那麼，鄧小平自己是怎樣為六四辯解的呢？鄧小平說，因為民運是要“打倒共產黨，打倒社會主義”⁷，所以必須對之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即鎮壓。鄧小平說：“馬克思說，階級鬥爭不是他的發現，他的理論最實質的一條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作為一個新興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本身的力量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肯定弱於資本主義，不靠專政就抵制不住資本主義的進攻。 ”⁸

簡言之，鄧小平是根據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鬥爭這套說法去為六四辯解的。他只有用這套說法為六四辯解，除此之外，他再也找不出其他的說法為六四辯解。但這套說法分明是謊言，是鄧小平自己也決不相信的謊言。因為鄧小平的改革就是不問姓社姓資，就是放棄社會主義恢復資本主義，你怎麼還能以堅持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的名義武力鎮壓民眾的和平抗議呢？

（八）

在六四後的最初一兩年，由於目睹蘇聯東歐巨變，中共當局十分恐慌。為了保衛政權，新一代領導人提出要進一步反對“和平演變”，不但在政治上要反對資本主義，而且在經濟上也要反對資本主義。於是，資本主義取向的經濟改革便陷於停頓，甚至出現倒退。可是在1992年春天，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提出要加快經濟改革的步伐，不問姓社姓資，自那以後，中國的經濟改革不但重新啟動，而且比先前走得更快，走得更遠。

既然在六四後的一段時期，鄧小平本人也十分強調堅持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那為什麼到了1992年南巡，鄧小平又說要不問姓社姓資了呢？

道理很簡單。先前強調姓社姓資，只是為了給反對自由化鎮壓民運提供藉口，只是為了給共產黨一黨專政提供藉口，是為了掩人耳目，自欺欺人。事到如今，槍都開了，人都殺了，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已經蕩然無存，沒人信了。現在，共產黨僅僅是在靠暴力而統治，人們沒有反抗僅僅是因為人們沒有反抗的力量。在這時，再去強調姓社姓資，再去修補社會主義外衣既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了，沒有意義了，反而只會束縛自己的手腳。暴力統治也有暴力統治的好處，沒有了意識形態的包裝，也就免去了意識形態的束縛。原先搞經濟改革還怕別人說是搞資本主義，還要顧忌社會主義的名分名義，現在倒用不著了，可以進一步放開手腳地干了。所以，在92南巡之後，中國的經濟改革不但重新啟動，而且比先前更強勁。

由於在六四之後，黨內和民間的民主力量元氣大傷，一時間無法再形成大的力量，因此，1992年之後中國的經濟改革，就不可避免地變成了所謂權貴的私有化。共產黨本來是靠打倒地主資本家起家的，現在它自己卻變成了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資本家。早先，共產黨以革命的名義，把平民的私產變成所謂全體人民的公產；現在，它又以改革的名義，把屬於全體人民的公產變成了他們自己的私產。先是以革命的名義搶劫，後是以改革的名義分贓。兩件相反的壞事居然讓一個黨在50年的時間裡全做了，天下還有比這更無恥更惡劣的嗎？

（九）

是的，六四之後這二十多年，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有人譽之為“中國奇蹟”。我要指出的是，所謂中國奇蹟是建立在六四屠殺的威懾之上，是建立在極大的不公不義之上的，同時也是對外開放，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結果。正如清華大學秦暉教授所言：所謂中國模式或中國奇蹟，其主要特點“除了低工資、低福利的傳統優勢外，中國更以‘低人權’的‘優勢’人為壓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資金和非再生資源）價格，以不許討價還價、限制乃至取消許多交易權利的辦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絕民主、壓抑參與、漠視思想、鄙視信仰、蔑視公正、刺激物慾來促使人的能量集中於海市蜃樓式的單純求富衝動，從而顯示出無論自由市場國家還是福利國家都罕見的驚人競爭力，也使得無論採用‘漸進’的還是‘休克療法’的民主轉軌國家都瞠乎其後。 ”

傅高義說：六四事件才過去20年，“對鄧小平的決策所造成的長期影響蓋棺定論是不可能的。假如中國人民在未來​​歲月裡獲得了更多的自由，這條通向自由的路是否要比前蘇聯的道路少一些曲折？ 1989年春天的事件是不是一個重要因素？我們必須承認，我們不知道答案。 ⁹”

和傅高義所說的“假如”相反，六四之後，中國的改革已經走上一條錯誤的道路。除非發生重大的革命性的事變，否則，中國將繼續沿著這條錯誤的道路走下去。一個以如此罪惡的方式造成的強大國家，只能是一個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驕橫並且更加強大的專制政權，它必定會對人權、民主和正義等普適價值更加蔑視、更加敵視、更加恐懼，從而不但對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的危害，而且也對全世界的自由與和平構成更大的威脅。

（十）

隨著中國作為專制強權的崛起，人們不能不問：這樣一個專制的強權會不會對別國、對世界的和平與自由帶來威脅？傅高義意識到這個問題是無法迴避的，也是無法斷然否認的。傅高義承認，作為超級大國的中國，“人們無法預見中國未來的領導人將如何回答這個問題”¹⁰

，然而傅高義卻斷然地說：因為鄧小平講過要韜光養晦，決不當頭，“假如鄧小平還活著，他一定會說：中國絕不應當稱霸，絕不干涉別國內部事務，應當與各國保持和睦關係，集中精力搞好國內的和平發展。 ”¹¹

且不說“韜光養晦”按定義就是權宜之計，且不說權力的本性就是擴張，我們知道，在歷史上，有的是專制政府專欺負外族人外國人，不大欺負本族人本國人；而今天的中國政府卻是天天在欺負本族人本國人，包括異議人士、維權人士、自由信仰者、弱勢群體，包括本國的少數民族。你怎麼能指望這樣一種政權，在羽翼豐滿之​​後，依然還只欺負本國人本族人而決不去欺負外族人外國人呢？